林毅夫：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

林毅夫

摘要：

经济学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改革开放以后加大了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力度。经济学理论来自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或问题的解决，必然内嵌于理论产生之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结构之中，并以此为理论的暗含前提。经济学理论要在我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必须来自总结我国社会经济现象和解决问题的自主创新。本文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

自主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他还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他号召“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属于显学，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大学大力从西方引进现代经济学，投入的力量最大、师资力量最强、每年招收培养的学生最多，相形之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本文论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性，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并针对当前经济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一、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性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来自经济学家对其所在国家经验现象的观察与总结，或为了解决其所在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而提出。在总结经验或为解决突出问题而提出理论时，必须从其所在国家成千上万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量中“抽象”出几个变量以构建因果逻辑，“舍象”其余变量，被“舍象”的变量并非不存在，而是“存而不论”，成为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这些被“舍象”的变量就成为这个理论的“状态变量”。换句话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时代和社会属性，都是被“内嵌”于这个理论所来自的国家和被提出时国家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

现代经济学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创立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一直在英国，那段时期的经济学大师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是总结英国的现象或是针对英国的问题，所以凯恩斯以前的理论，都是“内嵌”于英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相应的产业、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之中，都是具有英国特色、英国风格、英国气派的理论。这些理论被提出来并在世界上流行，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发生在英国的现象或问题在世界上会有最大的影响、受到最大的关注，所以说，是英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美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转移到美国，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们提出的理论基本上也都是总结美国的现象或是针对美国的问题，所以，这些理论同样是“内嵌”于美国的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当中，也是具有美国特色、美国风格、美国气派的理论。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成立的前提，那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变量中如果关键的变量发生变化，理论成立的暗含前提也就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理论很可能就不再具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需要由新的理论取而代之。这里举两个例子以说明之。

第一个例子是宏观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发生全球经济大萧条。约翰·凯恩斯为了解决这个突出问题，提出了凯恩斯主义，于是宏观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子学科。凯恩斯主义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创造就业、推动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结果是“滞胀”，也就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但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率并不增加。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滞胀”的现象，其政策措施也失去了“改造世界”的功能。于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就被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提出来的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一反凯恩斯主义的主张，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刺激都是无效的。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被取代，究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经济大萧条，当时世界各国存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政府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刺激需求，促进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中的供给和需求基本恢复均衡，不存在过剩产能和不充分就业，暗含前提变化了，政府再采用扩张性的刺激政策就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能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

第二个例子是最近国内热门的话题——产业政策。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年）在担任美国财政部长时，极力反对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贸易政策，主张并使用了产业政策来保护和发展美国的制造业，那时美国还处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为了追赶工业化的英国，汉密尔顿给予国内制造业关税保护和税收优惠。后来在产业政策理论的确立上有重要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奠基者之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年）在19世纪20年代到美国访问、工作时，看到美国在汉密尔顿提出的保护主义下工业化迅速发展。回到德国以后，也积极倡导德国采用保护主义来发展工业，认为由此德国才能够从农业国变成制造业强国，追赶上先进的英国。但是，为何现在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回归到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德国等西欧国家也跟着附和？原因是条件变了，到了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18世纪末的英国一样，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工业也处于世界的最前沿，他们的制造业不仅不需要保护，而且，为了方便他们的产品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自由贸易就取代了保护主义成为美欧工业化国家的主流思潮。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并不是不扶持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新产业的出现，有赖于基础科研的突破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对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有积极性，因为成功了可以获得专利。基础科研的成果是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企业对此没有积极性，但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不可持续。所以，美欧等国家的经济学界在理论上从追赶阶段时倡导的贸易保护主义转而倡导自由贸易政策，政府在扶持新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上则从关税保护、财政补贴等改为对基础科研的支持。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的主流理论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被提出来，盛行一时以后，随着条件的变化，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这些所谓的主流理论并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基础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的瓶颈、机遇和合适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也就不一样。例如，经济要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要不断提高，技术就要不断创新、产业就要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位居世界最前列，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需要自己发明。自己发明靠自主研究和开发，所以，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盛行的是探索如何促进自主研发新技术的内生增长理论，保罗· 罗默还因此获得了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和技术同发达国家有差距，因此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定义是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所用的技术比现在好，所进入产业的产品价值比现有产业的产品价值高就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产业，消化吸收后再创新的机会，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比自主研发低，在此条件下，引进消化吸收是比自主研发更有效的创新方式。所以，并不是发达国家盛行内生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根据这样的理论来制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政策。

另外，在进行一个国家的增长核算时，在成本方面美欧通行的方法是，只统计用于生产活动的资本和劳动，而不统计为获得新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时投入的资本和劳动，后者的投入对产出的贡献在增长核算中就表现为不能用生产活动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的剩余。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把这种剩余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以此来代表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或产业时，通常是以购买包含有新技术的设备来实现，这样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体现在资本量的增加，因此在增长核算中就不会表现为TFP。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来源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发达国家，像美国，2/3的增长来自TFP，但是，经济增长率很低，每年只有3%左右。发展得好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3倍，甚至更高，但是TFP很低。那么，到底是以自主研发来获取技术进步并有高TFP但增长率低好，还是引进技术设备来获取技术进步并有高增长率但TFP低好？当然发展是硬道理。发达国家如果没有TFP就没有技术进步，为了经济增长，就只能自己从事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TFP的研发。发展中国家既然有引进低风险、低投入、高回报的技术设备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机会，那就不应该有TFP崇拜，到了产业技术接近或达到世界前沿时，依靠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成为必要的选择，那时，TFP也自然会水到渠成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那么，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只要遵循处于追赶阶段的美国、德国，采用汉密尔顿、李斯特等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就可以？其实也不尽然。因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德国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英国的发展差距并不大，根据麦迪逊的历史统计数据，按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在1820年时，英国、美国、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706元、1257元、1077元，美国和德国分别约为英国的74%和63%，和英国相比资本并不短缺，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先进制造业是具有“轻工业”性质的纺织业和与其相关的设备制造，美国、德国已经具备发展那些产业的资本禀赋条件，也就是已经具有潜在比较优势，所缺的是对先行企业家的外部性补偿和克服制造业发展所必须有的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制约。所以，美国、德国政府可以以当时英国的先进制造业为产业政策所要追赶的目标，给企业家提供上述帮助，就能使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迅速从潜在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帮助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经济学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子学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来扶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以追赶发达国家，这个理论的政策目标及提出的措施和汉密尔顿、李斯特的理论相似。但是，按照结构主义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政府的保护补贴下能够把一些先进制造业建立起来，却普遍遭遇企业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的现实，最终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没有像美国、德国那样迅速成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同的政策目标和措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原因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推行结构主义贸易保护政策来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普遍不到美国的10%，要发展当时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重工业，要素禀赋的条件不具备，这些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拔苗助长的结果是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即使靠政府强力的资源动员和保护补贴把这样的产业建立起来，也会因非常没有效率而最终失败。

我最早思考需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的问题是1988年，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18.5%的高通货膨胀。1987年我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美国所学的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以治理通货膨胀，这种理论认为总需求减少了，通货膨胀率自然会降下来，而且，只有好的投资项目能付得起高的利率，会被保留下来，差的项目则会被淘汰，这样也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我国当时推行的是“治理整顿”，不动利率，而以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来压低总需求和通货膨胀率。从西方主流理论来看，这种行政手段难免因为信息的缺失而乱点鸳鸯谱，好的项目可能会被砍掉，差的项目被保留，是错误的政策。但是，中国政府如果果真如此不理性，怎么能够在1978—1987年维持了9年平均每年9%的增长？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一年9%的增长都不容易，何况是9年，在一个转型中国家则是难上加难。从结果来看，中国政府必然很理性。经过仔细思考以后，我发现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前提条件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不一样。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有大量的违反比较优势、大规模的、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有低利率的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政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提高利率，这些企业亏损增加，为了其生存只能由财政给予补贴，财政补贴带来财政赤字，政府只能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又将是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可以用提高利率来治理通货膨胀，是因为发达国家不存在大量需要用低利率来补贴但又不允许其倒闭的企业，所以条件不一样，有效的治理措施也就会不一样。

当发达国家条件变了，适用的理论也就随之改变。既然发达国家的理论不能做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不同的条件，那么，如何能期望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放诸四海而皆准”？而且，即使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时的条件，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完全一样，所以，也不能拿他们那时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依样画葫芦”。因此，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不能只靠“西天取经”。

不过，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作为批判的武器特别有力量，以发达国家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总可以指出发展中国家这里不对，那里不行。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容易认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和经验是先进的，发展中国家的是落后的，发达国家做的就是对的，发展中国家不按那样做就是错误的；第二，这些理论一般是理想条件下的理论，转型中国家存在很多扭曲，扭曲有各种代价。发展中国家也必然存在许多问题，很容易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因为没有采用发达国家先进的制度和按发达国家先进的理论来制定政策所致。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西天取经”的心态下，用发达国家主流的理论作为批判发展中国家落后和扭曲的依据，也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可以获得许多掌声，也可以迷惑在生活上难免有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一般群众，很容易形成社会思潮，在一些突发事件的推波助澜下就容易导致屡屡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

但是，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尚未有成功的例子，颜色革命的结果也只是使原来的社会经济问题更为恶化。极少数成功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追赶阶段的政策从其所处时代的主流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例如，19世纪美国汉密尔顿和德国李斯特倡导和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从当时盛行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自由贸易理论来看是错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推行的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出口导向政策，从当时盛行的采用进口替代发展先进的大规模制造业以追赶发达国家的结构主义理论来看是错误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推行的渐进双轨制的转型政策，从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应的上层建筑之中，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问题即使看起来相似，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决问题，也常因为理论所内嵌的暗含前提在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或是有差异，而发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要解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现在和未来的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经济学家就必须像18世纪末美国汉密尔顿，以及19世纪初德国李斯特那样，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而是实事求是，了解自己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以及自己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特性，提出属于自己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才能使理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在我国统一起来，根据这样的努力提出的理论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第二大经济体，到2025年前后应该会跨过人均GDP 12700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使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5%增加到34%，我国的经济学界应该有自信来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和为解决自己的新问题提出系统性的新理论。同时，届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和欧美等先进的老工业化发达国家相比，也只有他们的1/4不到，我国还处于追赶阶段，出现在我国的问题，仍然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特性的理论来解决，这样才能实现在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2035年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像20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从英国逐渐转移到美国一样，在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也必然逐渐转移到我国。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心一直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我们也应该有实力和自信，迎接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的转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时代机遇,也是时代责任。

二、创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种范式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两种可能的范式：一种是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工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现代经济学的一些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提出有别于西方主流的新的理论体系；另一种是像我近些年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那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视角，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式来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提出新的理论体系。

这两种范式有两个共同点：以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首先，新的理论来自对新现象的总结和为解决新的突出问题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来自对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问题的研究。这样提出的理论创新才能内嵌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也才能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的：“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其次，马克思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上的运用，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指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适宜的软硬基础设施也不同，因此，即使面临的问题相同，例如，如何创新技术，如何升级产业，所需要的政策措施和制度环境也会不一样。只有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观点，才不会误把发达国家处于其发展阶段和结构特性的理论当作“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根据自己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来构建理论时，也才会有意识地去深入考察理解自己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特性和这些特性对经济运行的意义，提出的理论才能够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且，也才能在解决我国的问题上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

反之，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研究的是中国现象，构建的理论也不能真正揭示中国经济现象的本质，解释其“道理、学理、哲理”。例如，中国改革开放这40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外主流杂志上有不少研究，发表的文章有复杂的数学模型，也有中国的经验数据的检验，但是多数发现则是采用西方主流的产权理论的观点，把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归功于私有化。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观点似乎有理，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80%的GDP是国有企业创造的，现在只剩下25%左右，其他75%是民营企业创造的。国外盛行的产权理论认为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按此观点可以写成严谨的数理模型来解释我国转型的成功是由于把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掌握的大量资源重新配置到有效率的民营企业所取得的成果。这种理论还认为我国现存的不少问题，如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则是由于还没有完全私有化，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仍然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由此带来的干预扭曲所导致的结果。这样的文章似乎很有说服力，可以在国际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但是这样的文章如果真正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道理和学理，那么，苏联、东欧在转型前和我国一样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他们的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按照上述理论苏联和东欧转型后应该发展得比我国好。可是，他们却遭遇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我国则稳定、快速发展；而且，困扰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问题他们也都有，并且普遍比我国严重。同时，上述理论若真的揭示了我国转型成功的道理、学理，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不仅比重要下降，产值的绝对量也应该下降。但是，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比重虽然和改革开放开始时相比下降了不少，绝对量却增加了10倍。所以，我国转型成功的道理不在于资源从“没有效率”的国有企业配置到“有效率”的民营企业。

要揭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要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才会认识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结构的内生性和转型中国家存在的各种扭曲的内生性，以及这种内生性对发展、转型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基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能真正把握现象的本质。以上述我国转型成功为例来说明，由于我国采取了务实的渐进双轨转型，原来的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在转型期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同时放开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准入并因势利导其发展，我国的经济才不仅维持了稳定，而且取得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符合比较优势的民营经济发展得更快速。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对道路、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我国国力加强，也更有能力投资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产业。可见，我国的国有企业也同样在发展，虽然速度慢于民营企业。

这两种范式的区别在于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和论述，还是借鉴现代主流的新古典方法来分析和论述。传统上前者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有利于论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则较少；后者侧重于以理性人的视角来分析，有利于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差异的内生性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前者可以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成果，充实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规律的研究；后者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从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这一物质存在作为切入点，来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决定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的内生差异，进而分析这种内生差异下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劳动分配、生产关系，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合适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的规律。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把存在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运用在发展中国家时，把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都映射到发达国家的结构平面来分析，只要和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不同则被认为是扭曲，形象地说现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二维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三维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其不同的要素禀赋、产业、制度等结构平面。从一个生产力水平低的平面向生产力水平高的平面的升级属于发展的问题，从一个有扭曲的平面向没有扭曲的平面的转变属于转型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转型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型目标不同，前者以转型到和各自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为目标，后者以转型到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为目标。另外，不同平面的经济运行规律也有其各自的特征，例如，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到底是应该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是不同的。

上述两种范式所构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类似于我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宋明理学和禅宗。在我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我国的正宗哲学，但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社会动荡，入世的儒学不能解决世人内心的空虚和对生命终极意义追求的问题，一直到唐朝，按照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说法，知识分子非佛即道，虽然为了考取功名必须研习儒学，但是内心信奉的不是道家的玄学就是佛家的出世哲学。只有到了宋明理学吸收了佛家的心性之学和对人生以及宇宙终极真理的探索，才使得儒学得以复兴，这犹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收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从生产关系扩充到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则像禅宗，佛教原为外来的出世宗教，和入世的中国本土文化存在巨大冲突。到了唐朝六祖慧能发展了禅宗，吸收了儒家仁的核心精神，主张人人皆有佛性、见性成佛，把佛学从出世的关心自己的解脱变成入世的普世关怀，虽然保留了佛学的话语，但是因为吸收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结构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运用现代经济学通行的方法来总结我国的经济现象、分析出现在我国的突出问题，因此，类似于禅宗的做法。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的这两种范式，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表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研究的对象和指导的原则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沿袭马克思主义的语言体系，符合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利于把人民的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上来。新结构经济学的论述方式和国外通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一样，有利于在国内知识界、舆论界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竞争，让学习者比较和了解何者能够更好地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统一起来，也有利于在国外传播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经济学学科体系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学科设置和学科体系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们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极不适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代需要。

第一个问题，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有14个门类，经济学是其中的一个，经济学门类又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这个设置方式意涵理论经济学的作用在于认识世界，可以不涉及如何运用于改造世界，应用经济学的作用在于改造世界，不用在认识世界上做出努力。这样的设置方式完全违背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所主张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两个不可割裂的过程的看法。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前提则建立在对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上，并且，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提升对世界发展规律的认识。其实，在教育部公布的14个学科门类当中，只有经济学门类把理论和应用分别设置为一级学科。

第二个问题，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共有16个，其中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和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只有这两个二级学科还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特色，仅占16个二级学科中的1/8。这一设置使得各大学在经济学学科的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上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边缘化。而且，在其他14个二级学科中，只要外国没有这样的专业设置我国也就没有这样的二级学科设置，以至于有些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没有被列入二级学科。最为明显的就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学对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两个一级学科中都没有把发展经济学设为二级学科。其实在国外发展经济学曾经盛行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指导众多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从主流经济学中独立出来了发展经济学的子学科，许多大学都有发展经济学的专业设置。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做发展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思潮盛行，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发达国家的体制和理论来发展和运行其经济就可以了，发展经济学这个子学科因而式微。在美国除了威廉姆斯学院和范德堡大学之外就没有其他大学专门设置发展经济学的学位项目，受此影响，我国也就没有发展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设置。在我国经济学学科设置中亟须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且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学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设置。

第三个问题是教材。我国现在各大学经济学学科所用教材基本上不是翻译自英文原版，就是根据英文原版来编写，介绍的是总结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或为解决其突出问题而提出，并内嵌于其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主流理论，这样的理论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结构的差异性、内生性，以及存在的各种扭曲的内生性，以至于在发展中国家作为批判的武器很有力，但是作为改造世界的武器则经常苍白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我国当前经济学的教材体系很不利于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学科设置是指挥棒，各大学的师资、学生和资源按照学科设置来配置，目前具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只是16个二级学科当中的2个，要招聘老师、培养学生都很难。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亟须改变当前经济学的学科设置。为此，建议在经济学这一学科门类设置三个一级学科：政治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在三个一级学科之下再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若干二级学科。这三个一级学科中，前两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总结中国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并以此来编写教材，培养学生；后者仍然沿袭现在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三个一级学科的设置有利于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有利于相互之间以其理论体系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来竞争影响力和话语权，有利于“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确立。

文章来源：《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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