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结构经济学

题记：2021年4月11日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最新一期“国家发展系列讲座”举办。本期讲座特邀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带来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结构经济学”为题的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今天和各位谈一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结构经济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因。事实上，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大变局产生的重要推动因素，因此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能取得快速发展，尤其中国的发展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对西方的经济学进行反思。最后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与在百年大变局时代的应用。

百年变局的起源及走向

讲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要从百年前的历史开始。一百年前的20世纪初，中国还深陷苦难之中，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八国联军时期的“八国”，是指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八个工业化国家。它们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其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总量的50.4%，其中美国占比15.8%，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国。

2000年，世界出现了八国集团。这时的“八国”是指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和加拿大八个工业化国家。八国联军时期的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衰落并瓦解，最终退出世界舞台的中央。加拿大则发展迅速，在二战后跻身先进工业化国家。最后形成由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组成的七国集团，后来俄罗斯加入，成为八国集团。

八国集团的经济规模，在2000年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世界的47%。这意味着，从1900年至2000年的一百年里，世界经济总量中有一半左右都被八国占据。经济是基础，决定了这一百年里的世界政治格局被这八国主导。

美国是其中的典型。美国的经济规模在1900年占世界总量的15.8%，2000年增至21.19%（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已达30.6%）。回顾整个20世纪的世界主导国家，一战前是英国，二战后是美国。尽管在二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局面，苏联解体后，美国则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由七国集团主导。冷战后，七国集团吸纳了俄罗斯变身为八国集团，继续主导世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八国集团的全球领导力式微，此时二十国集团诞生。到了2018年，八国集团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降到世界总量的34.7%，勉强超过三分之一。至此，八国集团失去了主导世界政治格局的经济实力，世界由此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局的发生主要源于中国的崛起。

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在这42年里的年均增速为9.2%。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仅为4.9%。尽管当时的经济规模排名世界前十，但人均GDP非常低，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到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全球影响力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下降，美国认为其世界霸权地位受到中国的威胁。因此，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把美国在地中海的舰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来。特朗普上台后更是不断加码，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如今拜登上台，中美之间斗争的方式可能会变，但斗争的本质不会改变。美国会继续利用它在技术和军事上的优势来压制中国，这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中美两大经济体如同两头大象，一吵架就会给世界带来各种不确定性。之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格雷厄姆·埃里森教授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关系的变化。“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研究，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既有的霸主，既有霸主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公元前5世纪，靠海外贸易逐渐强大起来的雅典威胁到当时的强国斯巴达的霸权，两国由此爆发了长达30年的战争。当下的中美关系和历史上雅典与斯巴达的情况相似。埃里森教授的研究发现，从16世纪初至今，世界上总共发生了15次“老大”与“老二”大国位置互换的情况，其中有11次爆发了战争，其余为和平过渡。因此，如果按照这一理论，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恐怕要超过50%，需要大家保持高度警惕。

但中美之间到底会不会爆发战争？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但发生的概率非常低，应该远低于50%。因为一方面中国和美国都拥有核武器，战争的后果一定是两败俱伤，所以除了疯子应该没有人会轻易发动战争。未来的中美关系，更有可能像二战后美苏之间的冷战，摩擦不断，但打不起来。

另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中美之间有很深的贸易和合作，即使是冷战，对美国的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也将十分不利。美国高科技企业要维持领先地位，需要有巨大的投入，技术取得突破后能创造多大的利润取决于市场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市场，且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一旦放弃中国市场，那么企业就可能从高盈利变成低盈利，甚至会亏损，科技研发的高投入就难以维持，科技领先地位就难以保持。

中美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不高，但关系紧张是难免的。中美贸易本是双赢的结果，然而，美国宁可牺牲贸易上的利益也要压制中国，甚至不惜搞贸易战、科技战，明知道损人不利己，但出于政治的需要，还是不断限制美国企业和中国的贸易往来。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会持续多久呢？特朗普和拜登都曾表示，永远不允许中国超越美国。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永远落后于美国，中美关系也就会相安无事。但是，发展是基本人权，中国人民有权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联合国宪章来讲，每个国家也都有追求发展的权利。因此，在美国不放弃霸权、中国不放弃发展权的前提下，我判断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中国人口是美国四倍，中国整体经济规模达到美国两倍左右的时候。到那时，整个世界就有可能恢复至一个稳定、和平的新格局。

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时，中国的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加上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其人口总数、经济规模和人均GDP将与美国相当，这也意味着中国这三市五省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代表的科技和产业先进程度与美国相当。到那时，美国对中国而言就不再具有科技和产业优势，也就失去了卡中国脖子的能力。而且，中国中西部大约还有10亿人口，人均GDP届时还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仍然处于追赶阶段，发展速度会比美国快。

我认为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时，中美关系就会趋于正常化，原因有三：

首先，美国到那时将失去卡中国脖子的手段；

其次，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最后，中国是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美国为了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不可能离开中国市场，必须处理好和中国的关系。

因此，到那时美国只能接受中国的壮大。

这样的例子已经出现了，比如德国。美国一直希望联合欧洲国家一起围堵中国，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21年4月7日致电习近平总书记时清楚地表明了德国的立场，德国要继续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原因在于中国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是德国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再比如日本，日本是八国联军和八国集团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是整个20世纪的亚洲最强国。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日本右派刚开始也不高兴，制造钓鱼岛问题，试图打乱中国发展的节奏，中日关系也因此降至冰点。但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2.8倍，日本离不开中国市场，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于是中日关系目前又趋于正常。

中国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如前所言，世界要迎来稳定和平的全新格局，需要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那么，中国有没有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可能？这要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中国在转型期经济体制中存在一些问题，以至于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但40多年过去，中国经济不但没有崩溃，反而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并且是唯一没有出现过经济危机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却仍能快速发展？只要找到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才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到底有没有继续高速增长的可能，有没有实现人均GDP达到美国一半的可能。

经济增长是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主要依靠技术不断创新与新产业不断涌现。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美国和欧洲国家经济发展较慢，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速只有0.05%。由于当时的技术发展主要依靠人的经验，中国经济发展凭借人多、经验多的优势领先于西方。但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速提高了20倍，达到每年1%，并在19世纪以后达到2%。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实现经济技术的快速变迁和产业的快速升级，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就跟发达国家越拉越大。到1900年，世界上形成八个发达工业化国家，其经济规模占到全世界总量的一半。

技术创新是指现在使用的生产技术比以前的好，产业升级是指现在的产业附加值比过去的高。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他们的技术和产业发展也一直处于世界前沿。因此，发达国家要完成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依靠自己发明，而发明投入大、风险高。

发展中国家则不同，作为后发国家，拥有后来者优势，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产业作为创新的来源。这比依靠自主发明创造的成本要低很多，风险也小很多，因此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但到底能快多少，无法从理论推断，只能从经验上来判断。

从历史经验来看，二战后有13个经济体每年保持了7%以上的增速且持续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当发展中国家以高于发达国家两三倍的经济增速发展并且维持2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会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是这13个经济体之一，充分利用自身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产业上的差距，促使经济快速增长。

那么，中国在未来是否还具备这样的增长潜力？国内外学界大都对此持悲观态度。目前为止，历史上的确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像中国这样持续发展这么长时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快速发展了二十几年后增速放缓，其中还包括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等。比如人口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其增速目前已跌至1%上下。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在未来不可持续，中国的经济增速会回落到3.5%左右。

关于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经济发展靠自己发明技术和人口增长，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不增长，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从3%-3.5%降为2%左右；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基础上，即使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不增长，但我们可以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关于后来者优势可持续的时间，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历史上的例子。2019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4128美元，而日本、德国、韩国的人均GDP达到14128美元左右时，其增速就明显下降了，比如德国在此后降至2.3%并且持续了16年。于是很多人觉得，既然发达国家的情况如此，那么中国也不会例外。

然而，我认为关键是看我们还有没有后来者优势，而不是简单依据收入的绝对值做判断，收入的相对值才决定着后来者优势。从收入相对水平来看，当人均收入达到14128美元时，德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2.4%，日本已经达到美国的69.7%，两国已经跻身最发达国家的行列，意味着技术和产业创新都只能依靠自身的创造发明，没有后来者优势可以利用，经济发展自然放慢。

中国在2019年人均收入达到14128美元时，人均GDP只占美国的22.6%，只相当于德国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韩国在1985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这三个经济体在相应时点之后的16年，经济增速分别达到9.4%、9.6%和9.0%。当时这三国的人口也在增长，如德国平均每年增长0.8%，日本为1%，韩国为0.9%，中国目前只有0.3%甚至不久将降至0。但即便考虑人口问题，中国在2019年后的16年仍然还有8%的增长潜力，更何况中国还可以将劳动力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即便再考虑碳中和、贸易战和科技战等因素，我相信中国从2019-2035年在8%的增长潜力下实现6.0%左右的年均增长，从2036-2050年在6%的增长潜力下实现4%左右的增长，也都游刃有余。

照此发展，中国人均GDP会在2025年超过12535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目前为止，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8%，而中国人口比世界总人口的18%还多一点，这意味着2025年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翻一番。到2030年，即便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会在2020基础上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8900美元（以2019年美元汇率计算）。美国2019年人均GDP为65000美元，预计2049年人均GDP将达到91000美元，比中国人均GDP的2倍高一点。但是研究经济的人都知道，我们只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劳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就比美国快，人民币就可以保持长期升值。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相信中国人均GDP在2049年达到美国一半的情况可以实现。

因此，只要中国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完成技术和产业升级，就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世界格局也会进入新的稳定阶段。

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

如何继续把握后来者优势呢？中国有句话叫“思路决定出路”，其实外国人也这么认为。凯恩斯讲，一个国家发展得好与否，起决定作用的是思路。思路源于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认知，由理论决定，也由我们的世界观决定。

后来者优势不仅中国有，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但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利用了后来者优势？主要原因在于，二战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模式。但我要特别强调，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获得了发展的成功。

我们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结构经济学，首先需要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让我们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然后去指导我们的决策，包括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发展决策。但如果我们学到的理论不能解释我们发现的问题，或是我们根据这个理论制定的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应该反思这个理论。

2008年以来，国际上对现代主流经济学有很多反思，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且自身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下降明显。从数据上看，2008年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3-3.5%，但如今十多年过去，在现代经济学指导下被认为恢复得最好的美国经济，2019年经济增长率也只有2.7%，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变成了负数，今年也许有所恢复，但后续可能要回落到2%左右，相比原来的3-3.5%下降了近50%。其他发达国家的恢复还不如美国。

这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非常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反思的原因，而且也不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第一次反思。此前，西方就已经对发展经济学有过反思。发展经济学诞生于二战以后，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独立自主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一般称之为结构主义。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都希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国家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强，也就是民富国强。当时经济学界和政治领导人都认为，如果要和发达国家一样富强，就要拥有一样的高收入水平和劳动生产力水平，进而就必须建设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二战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大都是资本密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产业。于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一致决定优先发展资本密集、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产业。然而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无法自发地发展起来，因为有很多的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会出现市场失灵。要克服这些，就必须由政府主导建设。

由于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现代化工业制造品都是从国外进口，出口产品一般都是矿产资源、农产品，按照当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这些工业化产品不再进口，改为自己生产，故也称为“进口替代战略”。在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指导下，发展中国家靠政府的投资拉动普遍取得了5-10年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些新建立的现代化产业没有效率和竞争力，只能靠政府持续的保护补贴维持，导致整体经济发展并不好。到上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不仅收入水平没有提高多少，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越来越大，并且产生不少危机。

所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对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在逻辑上看起来非常清晰，也很有说服力，但据此理论制定的政策和实施结果普遍失败，所以要进行反思。

因为结构主义失败，西方经济学界反思的结果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产生了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对经济有太多的干预和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效率低下，寻租腐败频发，收入差距扩大。这种观点的逻辑也非常清楚，很有说服力。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中国国内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信奉者。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源于政府干预，要解决问题就应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也即完全的“市场化”。同时，企业应该自负盈亏，因此必须把原来的很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且在宏观上，政府应该维持经济稳定，不能有高的通货膨胀，这就要求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不应该有财政赤字。简单讲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好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宏观稳定化，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

1992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经济学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出乎意料地有了一个“共识”，即要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成功，必须采用“休克疗法”，将“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

然而，照搬“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最后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和危机不断的情况。数据表明，上世纪80-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上世纪60-70年代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把上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二十年，称为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

由此，新自由主义跟结构主义遭遇同样的命运：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解释起来头头是道，逻辑上滴水不漏，但遵照执行的结果正好相反。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二战以后也有少数几个本来落后的经济体经济发展得不错，但他们推行的政策如果用西方主流理论来看都是离经叛道。

这些发展得不错的经济体首先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到上世纪80年代，这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到如今则已经全部都是高收入经济体。

如果以上世纪50-60年代的主流结构主义来看，亚洲四小龙的政策大多是错误的，这些经济体并没有一开始就建设现代化的大产业，相反，都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开始。它们也没有追寻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而是以出口为导向。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发展模式怎么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看似采取错误政策的这几个经济体反而赶上了发达国家。

其次是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中国、越南、柬埔寨等转型中国家，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非洲毛里求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纳“休克疗法”时，这几个国家普遍采取了“渐进式双轨制”，一轨是保留国有，企业仍由政府控制；另一轨是走向市场经济，放开市场，发展民营企业。双轨意味着市场与计划并存。

当时在新自由主义看来，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像中国这种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经济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理由是计划和市场同时存在，腐败空间大量扩张，政府干预经济，资源错误配置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可如今看来，这几个从理论上似乎最糟糕的转型经济体，反而都取得了成功。

也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一开始就是市场经济，中国、越南、柬埔寨等也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因此，新自由主义似乎是对的、有效的。但新自由主义无法解释的是，中国和这些转型经济体不是所谓的“有限政府”，只管教育、健康和社会秩序，而是积极有为的政府，对经济有很多干预，包括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发展规划等等，更像是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因此，这些后发经济体的成功，用传统的结构主义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无法很好地解释。

一开始我就讲过，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但到现在为止，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经济体都不成功，而成功的几个经济体执行的都不是这些理论所倡导的政策。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存在那么多问题的同时，还能有那么快的发展，同时也能解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与失败。在对问题的进一步反思中，我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也是第一个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当然，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此前还没有经济学学者提出过新的理论，但拥有完整体系的理论尚未有过。

新结构经济学

我的新结构经济学在1988年初步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今年是新华社《瞭望周刊》创刊40周年，前几天他们提到在1989年采访我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提到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后面30多年都是基于这个理论思路的分析和应用。绝大多数听我讲过的人都表示应该早一点听，早一点相信，特别一些做企业的朋友说，如果早一点按照我的理论判断的方向去做，企业会发展得更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既需要新结构经济学这样的理论创新，同时中国经济也为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场景。

我常常讲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回归亚当·斯密。我指的并不是回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结论，比如分工很重要、国际贸易自由化很重要，或者要依靠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等，我强调的是回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看他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

我们讲读书要“明理”，但是我觉得不够，因为理是不断在变的，更重要的是学会“明明理”，就是要拥有自己观察现象、自己总结经验的能力，学会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亚当·斯密的研究办法，就是观察现象的本质，探索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而不是套用前人的理论。我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也是采用亚当·斯密的办法。

对发展经济学而言，想研究的问题是怎么让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穷国怎么变成富国，富国怎么变得更富。

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是现代现象。18世纪以前，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慢。根据一些经济史学家的研究，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每年只有0.05%，以此速度，人均收入1400年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突然从0.05%变成1%，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也从1400年变成70年。而从19世纪末到现在，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又翻一番，从每年1%变成每年2%，加上人口增长，每年增长在3%-3.5%之间。

现代经济增长突然加速，最主要的原因是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以及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让劳动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同时，伴随现代化技术和产业的涌现，规模经济越来越大，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多，金融投资和风险也越来越大，催生了现代金融、现代法律等等。所以，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结构既包括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结构，还有道路、电力、港口、通讯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以及金融等各种软的制度安排。

所以，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能够实现靠的是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的不断变迁。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些结构及其变迁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的？

新结构经济学在了解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后，采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也即结构不断变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背后是什么在推动。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这一理论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但由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代是结构主义，为了区分，我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这种命名方式也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诺斯倡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本应叫制度经济学，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制度学派，诺斯为了区分，称自己的研究为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新”也是这个含义。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每个时点给定但随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由其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同，只有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才能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再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与之配套，交易成本就会很低，因而能够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收入水平高，这样的结构决定了它们发展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产业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因为收入水平低，资本短缺，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都是劳动力或资源很密集的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基础——企业自生能力。

什么样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一个有正常管理的企业，如果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就能获得社会上所能接受的利润率，就有自生能力。如果企业管理没问题，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有自生能力？前提是所在的产业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并且本国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配套。相反，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就不会有自生能力，因为要素成本太高，在开放的市场中往往竞争不过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也就不能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解决的本质问题，就是如何能使一国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增加财富，从而民富国强。对此，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很清楚：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须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产业技术水平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想从生产率水平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进入到收入和技术水平更高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前提条件是改变要素禀赋，要从资源或劳动力比较多、资本相对短缺的状态，变成资本比较多、劳动力或者是资源比较少的禀赋状态。如此才能改变比较优势，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提升收入水平。

同样的道理，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不断改变的同时，还必须相应地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配套，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要素成本优势最终变成总成本优势，也就是开放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形成国际竞争力。

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据此分析，一个国家要发展，要想实现民富国强，就要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不断升级来实现，但是要想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必须先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而最好的改变之策，就是在每个时点上都根据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是发展经济最好的方式。这样做，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如果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和制度配套，市场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有最大的竞争力就能抢占最大的市场，创造最多的剩余。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有最大的剩余就能有更多的资本积累，而且，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最高，资本积累的意愿也会最大，因此资本禀赋可以增加最快，这将逐渐让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

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可以通过引进来实现，使创新成本和风险相对更低。毕竟，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主发明，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借力引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会比发达国家小，相同的周期内就可以比发达国家走得更快，从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怎么让企业家能够自发地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这种思路来做产业和技术选择呢？这就必须有合适的制度安排。

企业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追求利润，要想让企业家追求利润时的选择与整个社会的最佳选择一致，就要有一套能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举例来讲，当资本相对少的时候，资本就应该贵一些；劳动力或者资源相对多的时候，劳动力、资源的价格就相对低一些。企业家为了利润最大化，就会选择进入多用廉价劳动和资源、少用昂贵资本的产业，并采取相应的技术来生产。如果有这样的相对价格体系，当资本变得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变得相对短缺、昂贵，企业家也就同样会选择进入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

只有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因此，要想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选择技术，前提就必须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市场很重要，但只有市场是不是足够？政府要不要发挥作用？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会积累得很快，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都会变化很快，要不断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往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升级过程中，除了有愿意冒风险的企业家，也必须有政府能给他提供激励补偿，以及新产业所需要的硬的配套基础设施，还有金融、人力资本、法律等各种软性制度安排的与时俱进，这些都不是企业家能做的。如果没有政府基于科学认知的有为，即便有企业家愿意冒风险，主动产业升级，但交易成本可能太高，使要素禀赋优势无法真正变成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因此，创新企业家的成功还必须有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理论只是一套逻辑，是否可接受还要经得起真实世界经验的检验。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年度诺奖得主）所主持的增长委员会研究了二战后200多个经济体中的13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平均每年7%或更快的发展，并且维持了25年及以上。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第一是开放经济，第二是宏观相对稳定，第三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是市场经济，第五是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

这个报告引起很多关注，迈克尔•斯宾塞也被非洲、亚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邀请做报告、提供咨询。这些领导人问他，根据这项研究，到底有没有一个药方，照做就能成功。迈克尔•斯宾塞回答说，这五个成功的特征只是药材，但没有药方。我们知道，如果只有药材，没有药方，并不能治病，药量不对，补药可能变成毒药。

其实，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就是药方。因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经济发展成功有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这就是增长委员会总结出来的第四和第五项特征。其余三项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然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多生产并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不生产或少生产并进口，所以会是一个开放经济。同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整个经济有竞争力，宏观上自然比较稳定。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会有最大的剩余，投资回报率也会最高，自然会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回报率。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与二战以后成功经济体背后的追赶之道完全吻合。

前两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为什么逻辑上听起来很有力，但照做都会失败？对此，新结构经济学也能给出解释。

结构主义没有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产业结构的差异也是内生的，是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缺资本，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就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当然只能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而且政府的保护补贴会带来各种干预和扭曲，即使能够把产业建立起来，也会有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

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华盛顿共识”有那么多知名经济学家支持，为什么也在现实中遭遇失败？原因有二：第一，没有认识到保护补贴也是内生的，内生于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主张一步到位实现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但首先，资本密集的产业雇了很多人，大都还在城市，如果一下子取消补贴，企业垮台会造成大量失业，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其次，很多产业还涉及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比如电力、电信，如果把保护补贴取消掉，不仅企业垮台，国家也失去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难以持续运转。不仅如此，即使私有化，企业索要的保护补贴不仅没减少，反而会更多，效率也更低，寻租腐败更厉害。同时，他们还会反对政府针对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因势利导的支持，于是旧的产业没有自生能力，新的产业又无法出现，国家反而出现去工业化的情形。

少数取得成功的东亚经济体，虽然当时被新自由主义称为最糟糕的发展模式，但恰恰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而取得了成功。中国的渐进双轨制转型被新自由主义认为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也取得了成功。道理很清楚，继续给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可以维持宏观稳定；同时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政府积极因势利导，并建设经济特区、改善营商环境等克服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使得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能马上获得竞争优势，从而稳定快速地发展，并不断积累资本，使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步因为要素禀赋改善而变得符合比较优势，原来的保护补贴也逐步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可以一步步去除。中国改革30多年以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潜台词就是已经可以把渐进双轨时期的很多保护补贴取消掉。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一脉相承。

新结构经济学秉承了唯物辩证法以每一个时期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这一物质存在，作为分析经济结构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来研究经济发展结构变迁的规律。

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水平以及和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当中，生产力水平由产业决定，资本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当然就高，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或者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就低。选择什么样的产业由要素禀赋决定，要素禀赋结构是一个物质存在，决定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以及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工资水平和劳资关系等生产关系。不同产业的规模、风险特性不同，决定了合适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不一样，另一方面，上层制度安排合适与否，也会反过来决定生产力水平的发挥和演进。

可以说，新结构经济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现代经济学的运用，同时也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

按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的成功案例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思路去发展的结果如何？我介绍几个成功的例子。

第一个案例是新疆和田地区。那里是我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有7县1市在2015年都属于深度贫困地区，当年当地人均GDP为1万人民币左右，而当时全国人均GDP已经达到5万人民币，当地比越南和比柬埔寨还穷。当时和田地区有250万人口，80%以上以农业劳动为主，参与工业劳动的只占5.3%，且还有六十几万剩余的年轻劳动力。

2015时我去给他们出谋划策，人多、地少、收入水平低，代表当地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改革开放初期，和田和东部的工资差距很小，和田地处内陆，交易成本中的交通成本太高，所以发展加工业不可行。到2015年时条件发生变化，和田面临的机遇，一是当地劳动力工资水平是我国东部地区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二是西部大开发使得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使和田从后方变成了前沿。

如何抓住这些机遇？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政府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我建议和田像当年东部地区一样，设立工业园招商引资，把适合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当地政府按照这个思路，创造了十几万个制造业就业基地。制造业创造一个就业的乘数效应至少是3-5之间，目前和田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紧张了。过去是当地劳动力到外地去就业，现在基本是在本地就业。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在全国脱贫攻坚最艰难的和田地区实践成功了。

第二个案例是埃塞俄比亚。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在2010年之前排在非洲倒数第三位。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同样是劳动力多且便宜。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在埃塞俄比亚发展不起来，也是因为缺少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好的技术。我对此做了研究，并在2011年3月将研究报告递交给了埃塞俄比亚时任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向他介绍了中国招商引资的经验。

梅莱斯总理在2011年8月出访中国，开始尝试在深圳招商，邀请当时国内的制鞋龙头企业华坚到埃塞俄比亚参观考察。华坚的老板张华荣当年10月就去了埃塞俄比亚，看到当地的人工工资只有国内十分之一，可以帮助企业的工资成本降低很多，而当地的劳动生产效率可以达到国内的70%左右，在产出率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成本能总体减少15%以上。当地供应链不好，如果把各种生产零部件从东莞运到埃塞俄比亚，物流成本从2%将翻一番增加到4%，总的算起来把工厂建在埃塞俄比亚，至少还有10%的利润。而10%的利润，对加工制造业而言已经很高了。

华坚当时决定去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并招了86名当地工人来国内培训。2013年1月开工生产，5月华坚已经成为了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并在当年底把埃塞俄比亚整个制造业出口翻了一番。目前，华坚位于埃塞俄比亚斯亚贝巴地区的两家大型工厂雇用了8000名当地工人，可以说为非洲创造了奇迹。

第三个案例是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的成功促使卢旺达也来向我们取经。2013年9月，卢旺达总统经过大使馆联系我，当时我正好在乌兹别克斯坦，但卢旺达总统非常有诚意，专门在北京多呆了2天等我，让我很感动。我向他建议说，因为卢旺达比埃塞俄比亚更加地处内陆，所以应该发展更轻的产品。不久，当地开始设立工业园，招商引资。目前卢旺达首都的成衣厂雇工已达2000人，成了这个国家除了军队、警察、政府官员以外最大的就业。而且这家工厂成功后还带动了其他成衣厂的发展。

第四个例子是波兰，东欧第一个转型国家。它从1989年开始按照新自由主义发展，由于缺少政府对新产业的因势利导，该国从1989-2015年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导致政治不稳定。2015年10月，新上台的法律工作党政府宣布制定国家发展计划，舆论怀疑是否回到计划经济？当时负责这个工作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发展部部长在报纸上撰文称，“我们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我们是使用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来制定产业政策”。他在2016年提出了上述计划。2017年，波兰的人口占整个欧盟的10%左右，但当年整个欧盟70%的新增就业都来自波兰。这位波兰副总理也因此于2018年升任总理。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提出的一个理论首次变成外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

结语

今天和大家讲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中国快速发展引起的，中国的快速发展使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经济总量按汇率计算也将在不久后超过美国，导致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没有中国的快速发展，那么今天主导世界的还会是那八个工业化国家。未来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所难免，只有中国继续维持快速发展，才能迎来一个稳定和平的世界新格局。

中国未来还能不能维持快速发展？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要把潜力变成现实，需要有好的政策思路。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思路：只要把中国未来的比较优势继续利用好，并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对外开放，继续建设好有效的市场，同时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完善跟上，中国一定会实现民族复兴。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不仅中国有希望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任何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功，这用传统的话来讲是实现“大同世界”，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构建“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原文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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