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专栏 | 林毅夫：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学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于2017年12月1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上发表的评论文章，经林毅夫教授审订。文章的标题为“The Economics of China's New Era” （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学）。

英文原版推送：NSE专栏 | 林毅夫：The Economics of China'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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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的经济学

林毅夫

北京—在10月份中共十九大的开幕词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接着，他承诺要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国家由获得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但也向全世界开放。

这是一个宏伟的蓝图，如果说有谁能够带领中国实现这个宏图，那就是习近平。如今，他被广泛认为是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绘蓝图的许多具体细节仍有待勾画，中国需要怎么做才能在这个新时代真正实现现代化？

走出旧时代？

新时代固然新，但作为其根本特征的趋势之一早已开始：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双轨转型之中。在这一方面不断地取得进展是促进稳定、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并推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从而为深化体制改革铺平道路的关键。

自1978年转型开始以来，中国采取了一些重要改革措施，比如放开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准入以及农村改革等。但是，中国领导人始终将稳定列为重中之重，他们采取的措施一直是渐进式的，为了保护补贴资本密集、大型国有企业而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干预和扭曲。

在转型的最初几年里，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国企与中国的比较优势相悖，因此无法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生存，需要政府保护。但是，拜高速增长和资本积累所赐，许多国企如今已经具备了自生能力。

现在，应该取消扭曲性的补贴和保护。只有采取这一变革，同时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习近平才能够实现他所提出的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他志在构建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

尚未结束的增长故事

从多方面来说，中国已经为未来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强的基础。在过去38年中，中国GDP实现了年均9.6%的增长速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仍有可观的增长潜力可挖。

目前，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一差距代表了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说明中国在促进增长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还大有可为。

中国在一些行业已经全球领先，包括高铁、可再生能源和家用电器等。确保这些产业的领先和在其他先进行业获得领先地位——如电子商务和移动设备等，这些行业商品生命周期短，并需要大量人力资本——对于国家持续繁荣至关重要。幸运的是，中国国内人才并不短缺，并且可以为新产品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差距这一后发优势的资产，并在产品质量方面——进而价格亦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中国能够填补这一差距，就仍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

其他经济体证明了这一潜力的存在。2008年中国人均GDP（用购买力平价即PPP衡量）相当于美国的21%——这一比例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5年的台湾和1977年的韩国。所有这些经济体随后都以8—9%的速度又增长了20年，并且它们不如中国那样有在产品周期短、人力资本密集的行业的优势可以利用。

有些人认为，盲目追求GDP增长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他们说，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正是拜其长期高速经济扩张所赐。但几十年来印度增长一直不如中国，现在却面临着更严重的污染、收入不平等和腐败问题。简言之，只要潜力允许，让发展中国家不去追求较高增长并非良策。

改革如走钢丝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不计后果，将潜力转化为现实需要合适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条件。如果中国想要可持续地实现潜力，供给侧创新政策应该辅以需求侧的条件。

在需求侧，增长可以通过出口、投资和消费支撑。当出口年增长大幅下降时——从1978—2014年的平均16.5%下降到2015—2016年的负数——许多人认为消费是中国增长的下一个重要驱动力，并认为消费比投资更加可持续。

但提高消费取决于提高收入，提高收入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投资，就不会有创新和升级，收入和消费增长也将大受影响。

因此，中国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用消费取代投资，而应该集中在改善投资效率，从而让投资支持生产率的提高、就业岗位的创造以及工资的增长上，这些是支撑国内消费的必要条件。这需要中国解决好供给侧失衡，包括杠杆率过高和产能过剩。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必须密切关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需要和期望。习近平明确指出，他的愿景需要通过一个坚强的中共来实现，“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如果中共要保持作为其权力基础的“得民心”，就必须采取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注重于满足群众对生活水平、环境质量、透明度、治理和言论自由的日益提高的期望。

境外的阴云

当然，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已经二十六年，但它仍然无法恢复强劲增长或完全摆脱通缩。欧盟似乎终于从始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衰退中走出，但复苏依然脆弱，GDP增长率平均只有1%左右，失业也仍然很高。美国表现要好一些，但其GDP年增长率也只有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预测其经济增长在2020年前无法达到3%。

这一状态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发达国家一直没有采取困难但必要的结构性改革。政客们明知结构性改革是增强长期竞争力的必要条件；但他们担心其对投资、就业和消费的短期影响所造成的政治反响。在低增长和失业高企的时代，这些改革将越来越困难。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结构性改革列为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前两支箭是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但五年过去了，第三支箭仍然引而不发，日本年GDP增长也仍然在1%徘徊。恐怕很多发达国家都会遭受类似日本的长期停滞的折磨。

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政治稳定。在英国，一年前的退欧公投带来的是保守党在提前举行的选举中意外受挫。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中胜出，震惊了全世界。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为组织联合政府而焦头烂额。

面对增长乏力、失业高企和不平等恶化的局面，发达国家的选民自然要投票改变现状。中国需要为此——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决不能过度反应。保持冷静并采取明智的前瞻性政策是确保中国不会成为国际剧变的下一个受害者的最佳办法。

美国优先

对于美国尤其必须如此。尽管美国正在从全球领导者的位置上不断撤退，但它仍是国际舞台上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如果中国想要实现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领导人必须通过利用经济互补性来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包括贸易纠纷。

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按PPP标准计算），名义值大约为七分之一，平均劳动生产率较低。这意味着美国和中国在（比如）高附加值、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发生直接竞争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与欧盟和日本不同，中国的产品很少和美国的产品在国际上面对面的竞争，中国出口美国的主要是低附加值商品（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无法理解这一点）。

事实上，美国和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同不仅可以排除直接竞争，而且它们各自的市场都让对方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对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市场——用PPP衡量为世界最大市场，且贡献了全球市场年扩张的30%——诱惑力巨大，不容错失。由于美国大企业往往也是美国选举的最大赞助者，美国决策者有强烈的激励保持并深化对华经济关系。

中美双边关系绝非坦途。最近美国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随着其经济一同水涨船高。但无论如何，地缘政治对立都不应该影响到互惠互利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国若想不断升级经济、实现增长潜能，这一点尤其关键。只有确保美国企业离不开中国，中国才能保持其与美国的友好经济关系，即便政治挑战的出现在所难免——包括肇因于中国地缘政治实力不断提高的挑战。

全球治理的重构

不要弄错了：中国寻求和担当更重要的全球角色是正确之举。目前，中国是按PPP衡量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将在2030年前成为名义值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应该有不断扩大的全球治理影响力与之匹配，这是顺理成章之事。

二次世界大战后构建的当前国际秩序维持了二战结束以来的相对和平与稳定。但这一秩序系由建立它的西方国家所主导，它把满足这些国家的利益放在满足其他国家利益之先。它也倡导西方国家的发展和治理理念与方针。

在这一体系中，绝少有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 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了高收入行列。更糟糕的是，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200多个发展中国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两个从低收入跃升至高收入行列。（若一切顺利的话，中国将在2025年成为第三个。）

尚未有发展中经济体——除了在西欧周边的几个原本差距就不大的欧洲经济之外——能够按照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药方取得成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新的发展思维，这一思维要吸取从“亚洲四小龙”到中国在内的成功经济体的经验——它们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未按照西方所推行的战略来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被一再告知，若想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它们需要推动和发达国家相同水平的工业化。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放弃了继续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并进口现代制造品，一头跳进汽车、钢铁和装备制造业的深水中，其中一些国家至今尚未浮起。

20世纪80年代，当进口替代战略证明是失败时，发展中国家又被告知，问题其实在于它们没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根据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立即取消政府干预。

但最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正是那些拒绝了这些药方的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优先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传统制造业，而非采用进口替代战略。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双轨制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越南和柬埔寨——另外两个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也拒绝了新自由主义的主流智慧。

在东欧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非私有化大国企贡献了GDP的近30%——这一比例不比中国低。前苏联国家中（除巴尔干三国之外）经济表现最好的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也没有推行大规模私有化。

没有万灵的发展战略。成功的国家总是走自己的道路，从自身条件出发思考自己能够做好什么，并创造条件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并且随着它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领衔主演”，它也必须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样做。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构建联通欧亚和非洲大陆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便是推动上述思想的理想平台。除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中国还可以利用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传播新的、有益的发展和治理理念。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为它们带去繁荣，是习近平实现他——以及整个中共——所追求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中国梦”的最佳方式。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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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JUSTIN YIFU LIN

林毅夫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中心主任、南南合作和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他最近著有《超越发展援助》和《战胜命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