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E 2018 | 于佳：我与新结构
北
大百年校庆那年，我考上北大读本科，从大一下半学期开始，就开始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听林毅夫老师的大课、修经济学双学位。
02年本科毕业那年，法国政府有个经济学博士的奖学金项目，要求申请人会法语，同时学过经济学。得益于林老师和CCER为我们提供的机会，我正好符合要求，就误打误撞地去了法国，成了一名别人眼里的“女博士”，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关注能源领域。06年写paper的时候，我跟导师说，我现在每天只看paper，我写不下去，我得去实践。导师很支持我，我就回国加入了埃森哲，3年后加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电投）。
作为林老师的学生，我一直关注林老师的各种著作。在中电投工作的时候，经常去非洲出差，我就把林老师的书带到飞机上看，一看就顾不上睡觉了。我觉得新结构理论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都和我在项目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吻合。我觉得这套理论是有用的，或者说，我信它。
2015年底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举办第一届冬令营的时候，对外征集过实践案例。我认为我在中电投的案例能够从实践侧支撑新结构理论，就投了文章，请了一周年假，以营员身份全程参加冬令营，并做了案例展示。当时和研究院各位老师交流，就感觉林老师强调的“知成一体”理念与我的实践经验非常契合。冬令营后，我就开始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兼职，支持国际项目，当然也请光了所有年假。
第一个国际项目在吉布提。当时招商局集团在吉布提的项目负责人和吉布提能源部长沟通过几次后，反馈说这个部长“特别难说话”，每次都得不到太多有用的信息。我那次调研，因为能源是我的老本行，吉布提又是法语国家，所以和部长交流得很充分，取得了很多关于吉布提能源项目以及未来规划的信息，团队都很兴奋，我也很有成就感。后来同事们说，你干脆正式加入我们吧！一开始我根本没想到会换工作，因为原来的工作真的很好，公司、领导、同事也都特别好，公司也不愿意放我走。但是，一来我有强烈的北大情结；二来我觉得，我一定要做我信的事，如果某件事我压根不信，条件再好，我可能也不愿意做。既然我之前认为新结构理论是有道理的，那么机会来了，就试一试吧。
加入新结构研究院以后，我负责国际智库的工作，陆续做了很多项目。起初，由于研究院刚成立，人手不足，海外项目是和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等国际智库团队独立运转起来后，从最初签订项目到形成报告，再到招商、引资、落地，都是新结构团队独立完成。通过这些项目，一方面是不断地在实践中检验、完善新结构的理论；另一方面，对团队成员而言，也是很好的锻炼机会。
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对话的大多是非洲政府部长级别的人物，甚至是总统、总理，这意味着我们提的建议一旦被采纳，会立刻见效。比如，贝宁政府想招商引资建立特区，我们提出，贝宁没有出台特区法，投资人没有参照依据，不敢来。贝宁政府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从我们第一次调研，到贝宁出台该国第一部特区法，不到四个月。
再比如，一开始贝宁的电力供应很差，经常开着会就停电了。贝宁产棉花，我们带了一家国内纺织业的龙头企业去考察，考察后企业反馈说至少短期内不会投资，因为纺织业是高耗能产业，而贝宁的电力供应水平难以支持。我们认为，不论企业最后投资与否，企业的反馈对政府都有意义。我们把意见反馈给了贝宁政府，后来我们每三、四个月飞一次贝宁，每次都和当地政府、企业等交流，去了两次，也就是半年后，我们在当地已经几乎感觉不到缺电的迹象了。
从这几件小事能看出，这个政府的执行力很高，也非常信任我们团队。我们只要提建议，它就会集中所有资源去解决问题。不久前，和我们去贝宁考察的打算赴贝投资的龙头企业表示，希望明年6月份在贝宁开工。由于时间紧迫，政府已经开始做园区可行性研究，希望开工前把厂房等设施建好。同时计划在贝宁投资的龙头企业已经启动了培训计划，可能很快就会有一批贝宁年轻人到中国接受培训。
我们对国际投资项目的衡量标准是，项目要实打实落地，投资人要过去投资。投资人在投资前难免会有各种考量，即便他们成功落地，后续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的设想是，至少在企业落地初期，我们会陪伴这些企业，直到产品生产出来、出口了，它们适应当地环境了，我们才慢慢退出。
这是我们取得的一些进展，但我们也会遇到各种挑战和问题。在我们之前，没有机构做过这样的事，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学习，没有人能给出解决方案。我们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或批评，因为他们不相信搞学术研究的人能在非洲做招商引资、做园区。我们和很多专家聊过，人家也会善意地提醒我们“这件事难度太大”。可是，如果这件事不难，可能也轮不到我们做了。
我们做的事非常有挑战，但方向也很明确。整个团队的气氛、工作态度都特别好，大家都在为实现同一个目标共同努力。
加入新结构以后，我完全换了一种活法。来新结构前的8年，我一直在央企从事海外的能源、矿业投资工作，做的是大手笔的、资本密集型的项目。当时我和非洲政府坐在一个谈判桌上的两侧，我们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手。现在，首先我涉及的行业从能源矿业变成了制造业；其次，从投资人转变成了和政府、制造业民营企业一同工作的协调者。我要帮非洲政府出主意，也会带中国的投资人去非洲；在指出政府不足、让政府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吸引投资人的同时，也要平衡投资人的期望。
以前，作为央企的海外投资中层出去开会，自我介绍后，大家都会追着我，因为一定程度上我背后的平台有项目、有资源。现在我出去开会，自报家门后，便会成为很多参会者质疑的对象，压力确实比以前大很多。当然，有压力也就有了动力，或者说“斗志”。我觉得，新结构经济学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验总结的理论体系，新的理论需要完善，我们不怕批评。把任何一个理论或一个人放在聚光灯下，一定会找出很多毛病，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敢于立起来，敢于站在聚光灯下。我们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可以提出自己原创的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的原创理论走向世界。站起来的理论多了，大家至少可以越辩越明，最后让中国的原创理论立足于全球的经济学平台上。所以，我现在反倒不怕被批评，甚至会主动通过各个平台和渠道，让更多的人理解新结构。
12年前，我在美国咨询公司工作，把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中国；12年后，新结构团队已经开始带着自己的理念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地了。一个大国要想真正成为强国，除了GDP这些表面的经济指标过硬外，理念和经验的输出同样重要。在这一点上，我感到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也很庆幸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时代。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一两年后，我们能有一个独立完成的项目实打实地在非洲落地；希望能因为我们的努力，给当地创造几千个甚至上万个就业机会，让当地政府、人民和中国龙头企业实现多赢：对当地政府而言，可以增进就业，提高出口，增加外汇；对中国龙头企业而言，可以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也更便利、利润更大。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而言，希望通过一个个项目的挑战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智库团队，更希望通过这些实打实的、成功的案例，从实践侧支撑新结构的理论，证明我们这一套不仅行得通，而且做得好。
本文根据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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