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改革》专访：新结构经济学在新中国的创立及其理论创新

编者按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和总结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推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近日，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举办了“新时代学习大家谈”活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围绕“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反思和经济学理论创新”发表演讲并接受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期刊《行政管理改革》专访，重点就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实践探索、道路经验，特别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新结构经济学）等话题作了介绍。

《行政管理改革》：

尊敬的林教授，您好！记得2008年您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任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银行任期届满之后，您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创立了北京大学南南合作和发展研究院、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同时，您还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的教授和院长。可以说，您既是知名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人。请您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展情况，谈谈您在理论创新上的主要体会。

林毅夫：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立足中国的实践经验，运用好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首先，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这是理论创新的金矿。

其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也不一样。

在经济学研究上，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现代经济学通用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现实的问题是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关键。

《行政管理改革》：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毓海教授认为，您今天讲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中引用过一个俄国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评论，说了他的研究方法，即把经济看作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他有各自不同的结构，有其产生、成长和死亡的过程；认为没有一个普遍的经济道路，只有不同的有机体之间的比较与共生。马克思本人对这个评价非常赞同。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极其重要的思维方法。

您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可否说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

林毅夫：

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并使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来研究在中国目前发展和转型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方法。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分析了经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以及上层建筑如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讨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中是由何种因素决定。所以，我提出了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观点。可以说，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上的一个拓展和创新。

《行政管理改革》：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们进入改革开放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国际主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要发展得好，就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才会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才能够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源。实践中，各国是如何通过改革调整，实践这种主流观点的呢？

林毅夫：

根据新自由主义后来形成的华盛顿共识认为，发展中国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要市场化，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怎样才能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呢？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竞争来形成，然后由价格来引导资源的配置。如果说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就应该高。哪里供不应求代表那个地方的资源配置效率会比较高，如果价格高，资源就会往那个产业去配置，供给就会增加，然后价格就能够平衡。反过来讲，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下降了，代表供大于求，这种情况之下，资源应该退出那个产业，把退出来的资源配置到价格上涨的产业。当时发展中国家，大部分的价格是政府决定。所以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市场化，价格由市场的供给跟需求决定，政府不应该干预价格的形成。从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制度安排来讲，这点好像很清晰，也很有说服力。

第二，要私有化。因为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在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部分的产业，尤其是关键性的产业都是国有，这不仅在中国这样，在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国家也是这样。当时的看法是，如果一个企业是国有，那对价格信号就不敏感。因为国有企业亏损了会有政府的补贴，赚了钱了都交给国家，投入品价格高了，企业没有积极性去节约成本，生产的产品价格高了，也没有积极性去多生产、多赚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引导资源配置还有个制度前提，除了由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化来决定价格之外，还必须推行私有化，否则市场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

第三，要稳定化。因为如果在市场经济中出现高通货膨胀，将会扭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价格上涨过快，出现通货膨胀，消费者就去抢购，突然间需求会增加的非常多。同时，企业看到生产的产品价格不断提高，就会囤积居奇，所以，在有通货膨胀预期时，需求会增加的很多，供给会减少的很多，导致价格更上涨。价格更上涨，就更强化这样的行为。在这种状况之下，价格也会失掉配置资源的功能。要稳定物价财政就必须平衡，否则财政赤字增加后必然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之不足，导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过去财政为什么不平衡，因为老是要给国有企业补贴，所以为了财政平衡，对企业就不应该给予补贴。这就是为什么要私有化的原因。

总之，这套理论逻辑上非常严谨，很有说服力。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整个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经济转型要成功必须通过前面所讲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的市场化、产权明晰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停止补贴平衡预算的稳定化，这“三化”必须同时推行，而且必须用“休克疗法”一次性解决。持这种共识的既包括一般经济学的学者，还有那些大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支持这个看法。

《行政管理改革》：

我国也是按照当时整个经济学界的这个共识来推行改革的吗？

林毅夫：

不是的，我国1978年年底开始的改革，并没有按照这个共识来进行，我们推行的是一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式双轨做法。对原来的国有企业，我们没有私有化，只抓大放小，把小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型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还是国有。不仅国有，还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同时，新人新办法。对于传统上受到抑制的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等等，放开准入，而且还积极因势利导，招商引资，建立了工业园、开发区以改善基础设施，设立一站式服务等以降低交易费用。我们当时走的是渐进双轨。

《行政管理改革》：

当时经济学界对我国推行的渐进式双轨的做法有什么看法呢？

林毅夫：

当时按照主流学界的看法，这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当时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所以才会从计划经济、政府主导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他们认为如果真要转型，就必须把市场经济最起码的三个制度安排同时到位。如果像中国既保留政府干预，又放开市场，就是最糟糕的方式，而且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更糟糕。因为会出现政府对价格干预所形成的低价，跟市场价格之间有一个价差，经济上叫租，就有人去寻租套利，把计划的东西倒出来转手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造成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

《行政管理改革》：

我国推行的渐进式双轨做法实际效果如何？

林毅夫：

虽然我们当时推行的就是这种被认为最糟糕的渐进双轨转型方式。但实践中，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发展速度可以讲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过去40年平均每年增长9.4%，持续了40年，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发展到中等偏上，去年人均GDP达到9780美元。现在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我们出口的产品75%是农产品或农产品加工品，到现在出口的产品95%以上是制造业产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同期，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是按照国际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来进行，经济普遍出现了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他们的平均增长率比转型之前的60年代、70年代还低，危机发生的频率比60年代、70年代更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就把80年代、90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他们不仅没有我国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我们在渐进双轨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在其他转型中国家也普遍存在，比我们还严重。

《行政管理改革》：

从这70年的经验来看，您说的这些转型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当时国际上主流的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作为他们政策的指导，认为存在市场失灵，就以政府主导去发展先进的产业。这些理论在说明现象上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理论不仅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还能帮助我们改造世界。

具体应用到实践中，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先进的产业发展不起来，到底是市场失灵的问题，还是有其他更为根本的问题？

林毅夫：

从我的理解来看，这并不是市场失灵，实际上是这些产业不符合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资本大量积累，在发达国家资本是相对丰富的，劳动力是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价格相对高，资本相对便宜，它在生产当中必然要多用资本替代劳动，这样的技术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进入能多用资本替代劳动的产业，这样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果不这样做，发达国家想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本会太高，没有竞争力，肯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这些发达国家只有在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有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

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普遍的情形正好相反，不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就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极端短缺，资本的价格高。在资本密集型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本的成本，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资本的成本按照市场来决定会非常的高，生产成本就太高，这种产业在开放市场的竞争当中就活不了，就不能发展起来，所以说，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不起来实际上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由其禀赋条件决定的。在这种状况之下，把它认为是市场失灵，然后就用国家强势的资源动员来发展这种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拔苗助长”。政府强力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把这个产业建立起来，产业、技术水平看起来很高，但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在国际竞争中，成本一定会太高，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一个国家能动员的资源总是有限的，靠政府强力动员可以把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但是要不断地给予保护补贴，保护补贴总是有尽头的时候，逐渐地经济就开始停滞了，危机就来了。

《行政管理改革》：

您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休克疗法”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

“休克疗法”忽视了当时各种扭曲的存在是有其内在道理这个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讲，它是内生的。为什么？转型前建立的产业是资本是密集的，是违反比较优势的。如果把存在的保护补贴一次性的取消会有什么结果？这些企业就要大量破产，破产以后有两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大量破产就没有社会稳定、政治稳定，那怎么发展经济？这是一点。第二点，当中有很多产业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没有这个产业就没有国防安全。乌克兰当时完全按照“休克疗法”，本来可以生产航空母舰、大飞机、原子弹等。在转型的时候按照“休克疗法”，政府不能给补贴，这些国防产业经营不下去，导致的结果是无法保障国防安全。

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提出一个概念，叫政策性负担，这些国有企业有政策性负担，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社会性政策负担，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投资很多，但都是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能够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但是政府要承担城里年轻人的就业，因此，一个萝卜应该放一个坑，结果三个萝卜放一个坑，出现了大量的冗员，我称这种负担为社会性政策负担。另外一种是所发展的行业资本非常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市场经济中本来应该建立不起来。但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把它建立起来，这是战略上的需要，所以我把它称为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有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亏损，有政策性亏损谁该负责？当然是政府该负责，所以要给保护补贴。当然，政策性负担到底是多少，在没有市场竞争的状况之下政府很难看清楚，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可以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有亏损时，就说政府的保护补贴不够，政府难以拒绝，就给更多的保护补贴，这就形成了预算的约束。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按照产权理论，私有化就不用给保护补贴了。可是按照我前面讲的政策性负担的理论推断，私有化以后企业会有更大的积极性要保护补贴，而且会比在国有的时候多。因为私有化以后，保护补贴越多，私人老板把得到的保护补贴作为个人收入当作天经地义，私人老板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跟政府寻租。这种现象其实在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在非洲国家的转型中已大量出现。结果效率反而更低，腐败现象、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更严重。渐进双轨的转型虽然从当时的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模式，但是理解到这种扭曲是内生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通过继续给这些老的国有企业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通过新人新办法，在稳定的前提下，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起来，这样能够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保护补贴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种转型方式也给消除转型当中的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是符合实际、比较好的转型方式，不管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看都是这样。

《行政管理改革》：

那是不是说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缺乏实践指导意义呢？

林毅夫：

总的来讲，现代经济学在认识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上好像很有力量，但是在改造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方面苍白无力。最主要的原因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自发达国家，总结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作为前提，产业和制度作为最优。只要与它不一样，就认为是扭曲的，需要改造的。这一点值得反思。比如说，从发展来讲，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产业非常先进，生产力水平非常高，看到发展中国家产业通常是传统农业，或者资源型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没有认识到这个产业结构是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样形成的。如果没有认识到这种结构的内生性，很简单地把发达国家他们当时的生产方式、生产力，认为那就是我们应该直接学习、发展的目标，在转型上则没有认识到各种扭曲的内生性，导致很多好心干坏事的情形。

不仅在发展和转型上是这样，在经济运行上，这种对发展阶段结构差异的内生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形成的理论也经常会好心干坏事。举个例子，经济中金融至关重要，金融就像血液，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现代金融经济学讨论的所谓现代金融，指的大多是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银行、公司债、金融工程、金融创新，这些金融安排适合于发达国家但未必符合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需要。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在世界的最前沿，资本投入大，如果要继续发展，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必须自己发明，发明的投入和风险都非常大。为这样的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安排要能够动员大量的资本和分散风险。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是很适合这样的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的需要。但是，发展中国家70%、80%，甚至90%的生产活动是传统农业里的小农户，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要的资本普遍不大，所用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一般是成熟的产品，风险主要是这些经营者、企业家是否有经营能力、是否可靠，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公司债是不合适的，是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的。简单照搬西方那套理论会迷失了我们在发展和转型中的机遇和挑战。

《行政管理改革》：

您一直强调，我们不管是在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还是在经济运行上需要把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特性弄清楚。知道这个发展阶段采取什么样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以及怎么样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研究以及您的理论创新情况。

林毅夫：

这些年我从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反思中认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都是总结自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发达国家的阶段作为暗含的前提，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阶段和结构的差异性，这些理论在认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似乎很有力量，但是，在改造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上苍白无力，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总结于发展中国家自己成败经验的理论，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一个努力。

新结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它的影响。内容包含发展，怎么样从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结构转型到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结构的发展问题；也包含转型，也就是说从一个有很多扭曲的结构转变成一个没有扭曲的结构；同时也包含经济运行，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有效运行的规律和方式。比如说，经济发展有赖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技术必须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对发达国家来讲，它的技术、产业在世界最前沿，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所以，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创新等于发明。发展中国家有些产业可能已经处于世界最前沿，对于这些产业创新也需要发明，但是更多的产业是在世界前沿之内，对于这些产业技术创新可以靠引进、消化、吸收。产业升级也是一样，可以进入到附加价值比现在高的成熟产业来实现。所以，创新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按现代经济学的命名原则，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其影响，应该取名为结构经济学。因为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金融叫金融经济学，研究农业叫农业经济学，研究劳动力市场叫劳动经济学，既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应该叫结构经济学。那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代是结构主义，为了区别于结构主义，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这在现代经济学上也是一个惯例，例如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为了区分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制度学派，所以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是为了区分原来的结构主义。

《行政管理改革》：

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如何认识和理解您的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在研究现代经济问题上的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的。生产力到底由什么决定？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跟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有关，如果这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土地和劳动力都密集的传统农业，或者是劳动力很密集的轻加工业，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不仅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样的产业也决定了资本跟劳动的关系。首先，这样的产业资本使用得非常少，雇佣的劳动力非常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在温饱线上挣扎，资本拥有者比较富有，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就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这样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中资本使用非常多、劳动力相对少，使用的劳动力通常需要高人力资本，其收入水平高，自我保障能力强，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是小的。

但是，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以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或以资本密集的产业为其主要产业，是因为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不一样。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一定是自然资源或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是资源相对密集的就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劳动跟资本的关系就像前面讨论的。反之，到了比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积累多了，劳动力变成相对短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也如前所述。

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来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作为经济基础决定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的决定因素，以及作为上层建筑影响交易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如何决定于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和技术。

现代主流经济学一般是从发达国家有什么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以及从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得好来看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政策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做发达国家能做好的。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是忽视了我前面讲的内生性问题，结果经常是好心干坏事。新结构经济学正好相反，看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在市场经济中靠政府的因势利导，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这样可以一步一脚印，积小胜为大胜，小步快跑，赶上发达国家。

《行政管理改革》：

您刚才讲的更多的是对过去经验的回顾和总结，当然历史在不断前行，经济学也在不断发展。未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和挑战，理论上还需要不断地创新发展。请您谈谈如何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创新发展，积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林毅夫：

必须不断总结我们的经验，提出能够指导我们发展的理论。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才叫奇迹。但是，任何成功背后一定有道理，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是一个理论创新。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这70年的发展，可以说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金库。如果我们能把这些经验总结成新的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自己在未来掌握机遇，克服挑战，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跟我们一样，实现他们现代化的梦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这些新的发展中国家其实都跟我们有共同的追求，都希望实现民富国强，也普遍有我们原来有的拿来主义的想法，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一定有道理，当时的认识是把发达国家发达的道理拿来改造我们，就可以和发达国家比肩齐进。但是，理论都有前提条件，这样的认识在自然科学理论方面没有问题，因为自然科学的前提条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必然会以这个理论来源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为明的或暗的前提，无法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们要自己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才能更好地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机遇和挑战比较相似，我们提出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有比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来自中国的理论不仅能够比较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有比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这有利于分享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增强中国话语权，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而且提高这个软实力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目标的实现。

《行政管理改革》：

您认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应该重点向哪些产业、哪些生产领域转型？

林毅夫：

我把中国目前的产业分成几种类型：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我们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但是，我们产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质量比较差。比如同样一部机器设备，发达国家卖五百万美元，我们卖一百万美元，我们还在追赶。第二类领先型产业，发达国家基本已经退出，我们这个产业在国际上已经是领先。比如家电产业，华为的手机，基本上在国际上是领先的。第三类是转进型产业，过去我们有比较优势，比如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但是随着资本积累，工资水平上升，我国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第四类是换道超车型产业，这个产业有个特性，它是新的，产品周期特别短，可能一年、一年半就是一个新产品周期。这种产业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我们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没有什么劣势，可以直接竞争。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它的特性跟第四类正好相反，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长，需要高人力资本，同样要高金融和物质资本。比如，有些核心芯片的研发周期就特别长。这类产业包含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很先进，研发周期长，但是方向很明确，如果我们现在不研发，将来主要技术都给国外占领了，我们要进入就会有各种障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安全；另外一类是和国防安全有关，比如新型导弹、新型飞机、航空母舰，研发周期一般20、30年或更长，但是不研发就没有国防安全。

对这几类产业，特性不一样，市场失灵的地方不一样，需要政府因势利导的地方也不一样。

比如追赶型产业，怎么克服引进新技术、吸收新技术的障碍，这里通常不需要补贴，但是可能在职工的技能教育、金融上面应该给予创造条件。

对于第二类，技术已经在世界的前沿，市场的发展前景还很大，那就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品，跟发达国家一样。研发包含两部分，一个是基础研究，一个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后者成功了可以申请专利，企业会有积极性，国家不需要怎么帮助。但是，开发是建立在基础科研上的突破，基础科研投入大、风险高，企业不愿意做。可是如果不做基础科研，开发就是无源之水。所以政府必须在基础科研上给予帮助，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政府可以用在基础科研上的资金有限，政府必须战略性地使用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资金，瞄准对国家的发展有最大贡献的产业。

第三类已经失掉比较优势，有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附加值高的建立品牌、产品研发和市场取得管理等微笑曲线的两端，有的就要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对于前者政府要做的主要是设计人才、市场管理人才的教育培养，后者政府要的是帮助企业解决投资保护的问题，例如抱团出海。

第四类是换道超车，我们在人力资本上和发达国家比有比较优势，而且我们有大的国内市场。我们可以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政府要做的设立孵化基地、鼓励风险投资等。

最后一类战略型产业，没有它就没有经济安全或国防安全，这类产业需要政府补贴保护。但是，跟过去不一样，现在战略产业在我们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可以用政府财政资金直接补贴，不用靠价格扭曲的方式来实现。

所以，讲财政政策在助推产业发展上，不能一概而论，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很大的特性，在谈各种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结构特性搞清楚，产业的特性是什么，这种产业有哪些方面企业家自己能做的，政府就要放开让企业家放手去做，有一些企业家不愿意或不能做的，政府就要给予支持。

《行政管理改革》：

从您这么多年经济学研究的角度看，我们在研究当前的经济现象，解决遇到的许多现实问题时还需要注意把握哪些方面？

林毅夫：

我觉得经济学家要多研究现实问题，在遇到现实问题时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理论来套，而是要直接去了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限制条件是什么？这样的研究可以对解决当前的问题作出贡献，也可以对理论的发展作贡献。

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要摆脱现在西方主流理论，我并不是说它不好，西方主流理论是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时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如果直接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经常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谈创新，去年得了诺贝尔奖的罗默，得奖的原因是提出内生增长理论，他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断发展，需要靠技术不断创新，技术创新在发达国家必须靠自己的发明，发明需要有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资本不短缺，因此，限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来自于教育，因此，他的理论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是教育水平的高低。这些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入都增加了许多，但是，增长率普遍没有提高，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仅受到人力资本的制约也受到物质资本的制约，如果物质资本的积累没有跟上，人力资本的积累经由教育单兵突进，结果导致的是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才在国内找不到工作，出现人才外流，甚至出现因为找不到工作导致社会动荡等。

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自己的发展阶段，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能做好什么，创造条件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新结构经济学在新中国的创立及其理论创新——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本刊记者 张世贵），载《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5期。

点“阅读原文”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