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令营｜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企业发展部专场讲座

2019年7月5-8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优秀学子夏令营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举行。7月6日晚，夏令营企业发展部专场讲座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举行。北京大学新结构研究院企业发展部主任、资深实务专家刘长征，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秋运先后发表演讲。

刘长征主任曾从事汽车产业投资运营二十余年，是中国汽车产业转型与发展演变历程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在题为“中国汽车产业转型与发展的案例研究—基于新结构产业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讲中运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和方法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之路。刘长征主任首先简要介绍了世界汽车发展简史与汽车产业的需求、供给、组织结构、市场结构与关联产业特点，并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员团队在产业经济学SCP经典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的E-I-G-P分析框架，以此为依托，检验了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四个阶段的四大命题。

（一）计划经济阶段(1953-1978)。在这一时期，中国汽车产业属于典型的“赶超战略”思想指导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进口替代性产业，在新中国资本匮乏，技术水平低下的状态下，通过引进苏联模式建立，违背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形成宏观要素资源错配、计划价格信号扭曲，企业无微观决策权的典型“三位一体”国企体系。我国在这一时期实行计划经济，汽车产业发展脱离国际市场，技术交流与研发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勉力维持国防，公务，公共交通，物资运输等国家功能，规模狭小，成本高昂，勉力维持，必然形成当时中国汽车产业既无效率，也无效益的失效状态。

（二）渐进式保护阶段(1978-1998)。国家在此阶段对汽车产业实施严格产业保护政策，严控整车进口，实施配额制合作生产和少数股权合资，严禁私人购车等，也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链。当时我国汽车企业与美日德等世界汽车跨国巨头企业技术水平相差悬殊，无企业自生能力，一旦开放市场，必将引发中国汽车产业的全面崩溃，这是计划经济推行赶超战略失败的必然结果。面对汽车行业多年积累的巨额固定资产和百万产业大军，中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产业保护政策，实施渐进式的改革战略，虽然技术水平与先进汽车国家技术差距仍在不断拉大，但维持了产业转型的平稳过渡，巨额固定资产和技术人员储备没有大规模流失。

（三）双轨制转型阶段(1999—2009)。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资本积累加速，消费档次升级，市场规模的比较优势形成。随着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中国汽车产业必须全面开放，但中国政府通过反复谈判，达成有条件的产业保护政策（如外资汽车巨头必须与国企汽车企业建立股权对等的合资企业才能准入，市场关税分期下降，汽车售后市场禁入等），名为以市场换技术，实际以市场规模换汽车企业利益。同时对民营资本全面开放，从汽车零部件加工，到整车组装，售后服务等全产业链开放，民营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开始全面发展，中国汽车产业由此步入双轨制高速发展阶段。

（四）战略赶超阶段(2009年至今)。以2009年中国汽车业行业产销量超越美国成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为标志。在这一时期，中国汽车产业要素禀赋结构持续改善，产业不断升级，市场规模继续扩张，中国汽车产业已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从企业自生能力向竞争能力转化。刘长征主任认为，中国在传统汽车技术研发领域赶超行业领先国家的可能性很小，但在新能源电动车领域实现换道超车的可能性极大。

面对新能源汽车革命，中国汽车市场规模、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和全产业链配套的比较优势日益明显，传统内燃机技术壁垒瓦解，逐步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实现换道超车将成为必然。此外，由于新能源汽车必然与互联网、自动驾驶等紧密结合，形成典型的创新式竞争业态，因此实现换道超车的主体最大可能是民营企业。

在演讲最后，刘长征主任提出了他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七条看法与对策建议：

（一）国企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力主导下，逐步完成了“渐进式双轨制”转型改革，从实践结果检验，中国汽车产业既保持了宏观稳定过渡，也激发了国企的微观竞争活力，并奠定了中国汽车产业可自主发展的基础；

（二）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仅十五年左右，企业家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克服资本劣势，发挥后来者优势，打造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的战略竞争优势，其中长城、比亚迪、吉利等按各自市场定位布局，逐步形成中国汽车产业细分领域的竞争力；

（三）中国汽车产业三个阶段的转型路径表明，中国政府因时制宜推出不同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握发展战略的关键，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强力主导了中国汽车产业渐进双轨制市场化的转型路径与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重点；

（四）中国汽车产业仍在快速发展中，呈现出传统汽车追赶型和新能源电动汽车换道超车的复合型状态，汽车产业政策的运用可谓利弊并存，但没有产业政策保护指导，转型升级必然失利，所谓有为政府就是在产业政策制订和实施中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纠错能力，保障市场有效性和社会稳定性的平衡发展；

（五）国企集团借合资企业和改制上市等，使企业自生能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实力逐步壮大；民营企业全产业链渗透进入，从零部件加工，到整车制造，到营销服务体系普遍存活，创业成功概率很高，企业自生能力借市场高速增长和民营企业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发挥而在实践中形成，并逐步强大转化为竞争能力；

（六）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加剧，中国汽车企业既要通过后来者优势，不断使企业自生能力演化为竞争能力，也要不断调整产业政策，鼓励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推动中国自主品牌汽车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全球市场营销，实现持续良性发展；

（七）中国汽车产业的领先企业既要靠管理、营销模式的后来者优势推动企业从比较优势转化为强大竞争优势，更要考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技术创新驱动，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实现汽车产业的换道超车，形成领先地位，按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电动汽车推向世界市场，实现汽车产业赶超效应。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秋运发表题为“理论思潮、工业革命、企业发展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建构”的演讲，生动形象地为营员介绍了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成败经验、中国崩溃论现象的诠释以及企业成败关键等相关内容。赵秋运研究员首先从“三大现象之谜”切入，简述了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与反思经济发展思潮，并结合二战后发展较快的十三个国家案例，阐述了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分析了三代发展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赵秋运研究员随后回溯了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的工业革命探索历程，着重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工业革命阶段的要素禀赋与国家政策：

（一）1978-1995年轻工业革命阶段，我国劳动力丰富廉价，资本匮乏，技术落后，因此国家重点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解决了吃穿问题，生活日用品严重短缺情况显著改善，逐步实现供需平衡。由于第一阶段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剩余最大，资本快速积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最快，使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符合比较优势。

（二）1996-2010年，八次全国人大会议确立了未来十五年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部署，政府着力完善硬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港口、房地产），同时汽车、船舶、通讯电子、通讯等代表性制造业爆发式增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至2010年前后基本完成重工业革命的初中级阶段。

（三）2011-2030年后，随着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创业、创新潮流涌现，第三产业与高端服务业大发展，人力资源成本快速提高，生产制造工具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装备制造业）大量涌现，我国进入重工业革命高级阶段，自主技术创新逐步井喷，“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品牌”“中国标准”等；科技企业家、人力资本、创新创业、独角兽等经济现象涌现。

（四）预计在2030年前后，随着数据成为一种生产要素，数据密集型、数据禀赋型产业将大量出现，中国将进入数字科技革命阶段，人均GDP预计将在2050年前后迈入发达国家门槛。

赵秋运研究员总结道：“改革开放开启的中国工业革命使中国由1978年人均GDP只有155美元的内向型国家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人口如此众多、经济基础如此薄弱的国家在如此长时间内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堪称‘中国奇迹’，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外，赵秋运研究员从企业成败的关键系统阐释了自生能力的概念，并以此分析了迈克尔波特咨询公司破产的根源。

最后，赵秋运研究员简要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他勉励学员认真钻研新结构经济学，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常无”的心态钻研新结构经济学。赵秋运研究员诙谐幽默的演讲一次次被掌声打断，让学员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构。

通讯员：宋雨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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