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皓辰：我为什么选择到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读博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公众号

作者简介：

张皓辰，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2019级博士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15级本科生。本科期间曾获得北京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国家奖学金、唐立新奖学金等荣誉奖励。

注：本文写于2018年9月，即预录取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直博生之后，最初发表在北大经济学院张富瑜同学的个人公众号Frank ZHANGFUYU上，反映的是作者当时的一些想法。

最近，富瑜兄让我写一个东西，讲讲我关于博士阶段的选择，向大家传递一些信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让我能把我做出这个选择的前因后果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和阐释。对于自己明确接下来的路线，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有人认为我这个问题要分成两部分来讲，第一是为什么在国内读博士，第二是为什么在国内的若干项目中选择了新结构。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只需要回答第二个就可以了，因为我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新结构。这个问题我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很简单，用显示性偏好弱公理分析一下就可以了。国内的其他项目是A，出国是B，新结构是C。原来只有A和B，我选了B；现在有A、B和C，我肯定不会选A啊。如果做一个反事实的推断，即如果今年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没有第一年独立招生，凭我对自己的了解，那我还是会出国的。

当然，从2016年8月开始到2018年2月之前，我一直在为出国读博士做着准备，尽管这期间有过一些效率的损失，但总体的路线还是稳步在走。促使我的想法做出改变的，是2018年2月，我在麻省理工大学（MIT）交流的时候，看到了微信上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第一年要招生的信息。这是我决定回国读博士的导火线。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在2018年6月，也就是正式回国之后，我坚定地决定去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在MIT的几个月，我在完成课业之余，读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对于这个框架，我很认同，觉得在这里大有可为。这一段的阅读很重要，我读到了一些奠基性的著作，比如《中国的奇迹》《新结构经济学》等，特别是林老师2011年的那篇论文[编者注：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 (2), Sep 2011: 193-221.]，我还为了练英语，把那篇文章的导言背下来了。对于这个新的框架也有很多质疑和挑战。我又读了王勇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这个书美国没有，我是找同学在国内给我扫描的。另外，我最早接触新结构的观点，是大一的时候读林老师的《解读中国经济》，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选择新结构，概括说来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研究内容和领域上面的，第二是方法论层面的，第三是基于对中国经济以及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判断。

第一是研究的内容和领域。新结构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第三波思潮，属于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怎么发展，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相比于对纯理论的好奇心，我对学术的社会价值更加重视。当然，各个领域都有社会价值，只是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发展经济学算是最直接的之一。再一个，就是我对中国经济尤其感兴趣，可能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感兴趣。而新结构经济学就是立足于中国本土，扎根于中国本土，而应用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以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把我们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总结好，把现行的问题研究好，同时帮助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一起走向繁荣。

第二是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我非常认同新结构经济学所秉承的方法论。我记得林老师在回国从教30周年那次大会的讲话上，把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论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本土化，要立足中国的现实，从现实出发研究问题。理论就是为了帮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现有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很多假设，是基于发达国家现有状况做出的，因而很多都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而且忽略了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的经济发展，较少关注结构变迁的内生演化问题，而这些都是我们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当中可以加以抽象并取得理论性突破的。第二就是坚持新古典的分析范式，这是西方主流的分析范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和国际前沿去交流。第三，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现在有一些人觉得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学研究过时了，大而无当，认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的说法是为了政治服务的，你一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人家甚至都觉得你“不学术”。对于这种看法，我是不认同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有其科学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辩证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思想路线上，就是实事求是。可是问题在于，很多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一些关于发展的理论，并不能做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真正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趋势的问题。在上个世纪末，林老师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我对这一论断深信不疑，对在本世纪内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也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两件事情充满信心。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1995年，林老师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三个方向：“本土化”“国际化”“规范化”。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内，我们的很多老一辈的学者，在本土化这个方向上面做得很好，迎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做出了很多卓越的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受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国际化和规范化方面，可能和国际前沿水平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而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我们大批留学海外的博士归国，我们的国际化和规范化程度显著提高，和国际前沿水平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我们在培养学生方面的规范程度虽然和国外顶尖院校的存在差距，但并不是难以赶超和弥补的。这次我去麻省理工学院交流，我就发现，我们和人家那样的学校有差距，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随着我们在规范化和国际化上面越做越好，我们下一步通过什么实现更加长足的发展呢？就是本土化。我们本土有太多值得研究和挖掘的现实问题了。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是一座金矿，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再去做开创性的挖掘。

我一直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要轻易地给自己树立标杆，因为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如果树立了标杆，我们永远也实现不了超越，因为人家也是在前进的嘛。规范化、国际化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把外国的先进的学术水平当作了标杆，当然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有其特定背景的，那时候我们和国际前沿水平的差距太大了，还不用考虑超越的问题，而是一个后发优势的问题。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在本世纪内我们要实现超越，要把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搬到中国来，我们就要对这两个概念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扬弃，要有理论创新的道路自信。

总之，让21世纪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的责任。我愿意为这项历史重任做出自己应有的探索和努力。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要做学术，就一定要出国读博士。我想，这种看法是基于一定的现状提出的，而这种现状会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逐步改变。行胜于言，当下最好的回应就是卧薪尝胆，埋头苦干，杀出一条血路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国内读博士，而在毕业的时候至少达到世界前十名的大学的博士生的平均水平，那么这就能引领更多的人留在国内，挖掘一座座基于本土化的学术金矿，为我们国家的伟大复兴，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共同进步，做出我们的扎实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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