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班仪式｜林毅夫：今天我们一起开创历史

尊敬的董院长，经济学院的各位副院长、老师们，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老师、同学们，最重要的是——第一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的9位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重要在于各位是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的学生；在于这个班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历史上将会有重要地位；在于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是第一个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是第一个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自主理论创新成果基础上的本科生项目。这在北大、在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曾有过，将会被载入北大、中国、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史册。

我们一般说“读书，所以明理”，也就是要学习理论、了解理论。学习理论、了解理论的目的是什么？不仅要满足我们内在的好奇心，而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有国家、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们希望学好理论后可以用所学到的理论来贡献于国家的繁荣昌盛，这是理论的功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我非常赞成董志勇院长的观点。你们在北大学习的时候要学经济史，学了经济史以后，你们会发现每个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和我们有同样的梦想，希望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平等对待，共享繁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这么发达一定有道理，学会了那个道理，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读了经济史，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发展取得成功。那些主流理论在“认识世界”方面好像非常有说服力，它会说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不行。按那些理论去做，出发点都非常好，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不是凭空想象的，基本上不是来自于发达国家过去经验的总结，就是来自发达国家当前问题的解决。过去经验的总结，像亚当•斯密《国富论》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当前问题的解决像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任何理论的创新必然与理论产生所在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结构条件紧密相连，并把那些结构条件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一定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如果理论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盛行的理论也就随之变化，比如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之后自由市场的理论非常盛行，但到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自由市场理论不能让经济复苏，解决不了失业问题、社会问题，就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在50年代、60年代，按照萨缪尔森讲的，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只有芝加哥大学的几位老顽固还在坚持自由市场的理论。但是60年代、70年代出现滞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能促进增长，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带来的只是通货膨胀，就被80年代、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了。

这个道理我讲过很多次，但是在开班仪式上我想再说一下。发达国家的理论不是真理，这些理论在发达国家的应用都有条件，条件变了，盛行的理论就跟着变。发达国家的条件怎么会跟发展中国家一样呢？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前提条件和发达国家一样，我们就是发达国家了。在这种情况下，“西天取经”的心态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如果我们忽视了理论的来源和前提条件，虽然有好的出发点，行动的结果可能给国家、社会带来更大的困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都希望贡献我们的力量使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好，而不是希望我们讲得头头是道，然后把国家、社会引向各种陷阱。各位读了经济史就会发现，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遵循当时主流的理论。例如19世纪主流的理论是自由主义，美国、德国在追赶的时候，前者采用的汉密尔顿主义，后者采用的是李斯特主义，都是用积极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来保护补贴要发展的制造业，不是自由市场。等它们变成发达国家了，想卖产品到其他国家，才开始强调自由市场。我们再来看那些50年代、60年代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它们没有追随当时主流的进口替代理论去发展现代化的大规模制造业，而是采用出口导向政策去发展传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也没有遵循当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采用休克疗法，而是采用被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是最糟糕的渐进双轨制。二战以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和失败必然有道理，我们有责任了解清楚这些成功和失败经验背后的道理，构建新的理论。同时，不管我们过去多成功，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必然会有各种新的挑战、新的问题，我们同样有责任去了解这些挑战和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决定因素什么、克服的方法是什么，提炼出新的理论和解决方案来推动国家的进步。这是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的主要精神。

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行百里路者半九十，前面的征程中还会有很多挑战。总书记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8月24日，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后一段又是重新阐述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走过的这条道路是前人不曾走过的；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也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从人均GDP、总体发展水平来看，我们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但是我们有14亿人，即使人均GDP不高，我们的经济总量也会变成世界第一，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高，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人均GDP从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不到变成美国一半，变成跟美国一样多。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碰到的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理论指导，但理论绝对不是教科书里教的，或是从国外引进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站在这块土地上，了解我们一路怎么走过来，未来还有哪些机遇、哪些挑战，再形成新的理论，用新的理论来指导。而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这些年一直倡导的。

我非常感谢经济学院的老师认同这个使命，来共同举办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能够认识这个时代的责任，来参加第一届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我相信各位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遇，不辜负这个时代；我也相信各位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我们国家实现繁荣。前提条件决定了理论的适用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前提条件必然和其他有“西天取经”心态的发展中国家更相似，如果把我们一路走来的经验总结成新的理论，更好地阐述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来自中国的理论不仅能提高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分享我们的智慧，能帮助和我们有同样追求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实现繁荣，能真正实现自古以来追求的人类共同繁荣的目标，用现代的概念来表述，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用祖宗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大同。

以此与各位同学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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