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自学 | 聂绀弩：我的“自学”
编者按
人一生的学习，不可能都在学校里按部就班、逐一完成，自学就成了丰富知识结构的必要手段。聂绀弩80年代这篇《我的“自学”》就是讲述自己四次自学经历，虽然他在文字里故意把其中的波澜降到最低，但持续、投入地阅读，甚至不吝下笨功夫，可能是他个人自学的奥妙所在。
金秋九月，是新学期、新学年的开始。我们《读书》公号也特开“读书与自学”栏目，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会发表名家关于史学、哲学、佛学、绘画等等学问的文章。它们或介绍方法论，或是经验分享，希望能对读者自我学习，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
我的“自学”
文 | 聂绀弩
（原载《读书》1985年第1期）一
有人说我是“自学成材”的。我吃了一惊。我曾“自学”？而且“成材”了？有人说：“你不是一个小学生么？怎么变成作家(原来我已变成“作家”了！)的呢？”把这一点写出来就很有用处。
聂绀弩（1903—1986）
二
自学，且局限在看书方面，要自学就要肯看书。小时百不如人，认识几个字之后，就爱看书，起初看唱本，随即看《聊斋》，以后是三国、水浒、西游、封神……碰到什么是什么，无不津津有味。我一面喜欢读书，另一面又不喜欢读。当我有点自己的思考时(十来岁)，首先就是不懂为什么要学，学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谁在入则孝出则悌呢？一个也未见。虽然入则不孝出则不悌的人，也似未见。孔子又曰：“学而时习之”，谁在“学而时习之”？大概专门制服儿童的，我就未见大人“学”什么，更不谈“时习之”了。除了经书之外，还有历史、地理、算术……还有“古文”，每天晚上在房里扯起嗓子喊“博爱之谓仁”，“天地者古今之逆旅”，“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至少两小时。我也会做“文章”，《人不知而不愠义》、《蔺相如引车避廉颇论》……先生说我做的很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我想大概长大了会有用。而我见的大人，除了教书的以外，谁同书、文字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说人不读书、做文章，也可过得好好的么？这种想法，使我不用功读书。我在初小，每学期都是第一，但高小毕业，只是乙等。
聂绀弩手稿
三
有一次觉得思想有改变，却不是因为自学。一九二三年我到福建泉州一支国民党的部队里去做写字之类的工作。那部队的主管官是湖北人，部队里的湖北人很多，我县的王守愚(原名权一，号玄奕)是辛亥起义的新军里的团体“文学社”的负责人之一。这时他三、四十岁了吧，有肺结核，不久就死了。这些都无关，我要说的只是从他口中听出来的话，凡说到洪秀全和曾国藩时，与我听惯了的说法不同。他怎么说的记不清了，用现在的说法，大概是洪秀全是革命，曾国藩是反革命。一点不奇，但乍听，很刺耳。造反的长毛是革命，曾文正公是反革命！这事我想了很久，才觉得他是对的。而一觉得他对，就或快或慢对许多事的看法都不同了。
关于王玄奕先生，大概很难有机会谈到他了。他是辛亥起义的老前辈。在我邑与革命家刘英、刘铁、蔡大辅等人齐名。有的人名字在李六如的《六十年变迁》里提到过，忘记被提到的是谁了。辛亥后，别人都先后被北洋军阀所杀，我都未来得及一面。惟玄奕先生是病死的。我在上海时就会见过。他已有肺结核病，自知不久。曾把乡下夫人接到上海，希望生个儿子，历年许未成，又送回去了。后来我在仰光，有人写信给我，说他死在广州，埋在黄花岗。又后来我到广州，曾随詹大悲、张难先等革命前辈去望过他的坟。他的坟很小，碑也很小，“湖北王守愚将军之墓”几个字，是张难先先生写的。
四
曾有一次好象看得见摸得着似地，觉得自己的知识长高了。
那是在吉隆坡运怀义学当教员的时候。别的不说，教的功课中主要是“国文”，规定每课教一点钟(四十五分许)，课文很少或没有不认识的字，自己默默地讲一下，似不很透彻，于是“备课”。课文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备课的材料叫做什么“教授书”或“教学法”，记不清了。把它拿来一翻，一课对一课，它都把难字注音了，解释了，有的还是几个字一个的“词”。一字一句一段一篇都分析清楚了。只照它一念，就是上课，是教学，容易极了。难怪我的老师们都有一本这书。早知如此，何必上学呢？在家买本这书看看多省事。而且又何须到海外来才当教员，在家时早就可以了。(其实故乡没有象我这样二十来岁刚从高小毕业的教员。他们是秀才、举人，其次是中学或师范毕业的。他们有的看过梁启超的《中国魂》，有的看过《曾文正公家书》。他们不是作文程度比我高得多，就是眼界比我广，到过北京、上海，甚至日本，至少也到过武汉。)
且说我当时看了教学法之类，高兴极了，觉得比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味。至少更有实用，对眼前吃饭问题是实用。一直备课备下去，不知备了多少课，备了之后，才觉得以前一看就懂的课文，其实看了几遍也未懂，是备了课之后才懂的，备课之后我觉得充实了许多，几乎可说“万物皆备于我”了，不上课发抒一下不行。谁知第二天一上课，实际情况却大谬不然。
我教的这一班，有四、五十个学生，从十一、二岁到十五、六岁的全有。他们多是广东人，说着多种话，广州话、潮汕话、梅县话、海南话，他们的话我全不懂。这关系不大，要命的是，我的话，他们几乎全不懂，只有一两个比较大的懂一些，能注意听讲，别的学生都不听，满堂的人都彼此讲话，讲得我讲的课连我自己都听不懂了，幸而有几个听得懂一些的学生出来制止他们。
另外一件事更要命。我昨天准备好至少可以讲一个钟点的课，不知怎么搞的，一眨眼工夫就讲完了，把壁上的钟一看，还只五分，还有四十分才下课！这四十分，比任何时间都长！都难应付！幸而孩子们很快就听懂了我的话，我也慢慢地能讲得时间长些，终于到了下课时还讲不完。教了三个月，不到一学期，我觉得我的“学问”增长了好多。虽然只是小学学问，但在我也是学问哪！
五
还有一次，是在仰光《觉民日报》时。《觉民日报》的总编辑是董楚屏(锄平、方城、冰如)先生，他和鲍楚僧先生都是我邑宋河(北乡，离城六十里)人。他们大概早就是共产党员了，我说我在家时曾有人寄一本《共产党宣言》给我，那个人就是他。
我到仰光的那天，他和鲍先生就被英政府(那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驱逐出境了。全仰光的华文报纸都起来营救，闹得很热闹，也经过了好些日子，终于无用，还是送回国了。他走后，还有一个编辑赖俊，忘记他是哪里人，说的闽南和潮汕一带的话，过了不很久，不知为什么，他也不来了。于是《觉民日报》的编辑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报每天出四张纸，虽然最小的字是老四号，字很大，但总有四张啊，一个人编完要闻(国内政局)，国际(各国)，各地(南洋群岛)，本埠各版，加上文艺及学生两种副刊。无论哪一栏，都无任何稿件，都须从国内、外埠甚至本埠的别家报纸剪下来贴好了，略加改编、付排、校对、(另有专业校对)拼版。再有时间，就写“社论”，“编辑余谈”，还有别的什么(有二、三种，忘记其名字)，说忙也真忙，要整天对付它。说痛快也真痛快，自由极了，要怎么就怎么，没人说半个“不”字！请想想，这样那样的新闻和文章剪剪贴贴，圈圈点点，删删改改，抄抄袭袭……无论怎么容易，也要用点脑筋。及其用力既久，比如说几个月下来，会没有一点点长进？不管有没有别人说，我是觉得我的“学问”一下子又长了许多。
不过与运怀义学备课一样，都是实逼处此，与自学无关。
六
我也“自学”过几次。第一次就是在《觉民日报》。老董走时说，书橱里的书都可看，书橱底下一部《新青年》合订本，应首先看。老董走了，赖俊也走了，楼上只剩下我一个人，白天心烦意乱(天热)地编好四版报，晚上就没什么事了，哪儿也不熟，话又没人懂，哪里也不能去，闲着没事就找书看吧。周佛海译的《社会主义概论》、郑太朴编的《从星云到人类》、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许许多多，最后是《新青年》合订本。这些书对我都一样，都似懂非懂，就拿哪本是哪本吧。《从星云到人类》是最懂的，很薄的一本小书，给了我很多知识。但《物种原始》却不好懂，译笔太枯涩；《天演论》《群学肄言》则摇头晃脑地欣赏译者的古文文笔，它讲的什么，反而不大理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变成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了。但碰到严复的译文，还是跟他的古文走的多，跟译书的内容走的少。后来甚至恨他的古文妨害我直接了解书的内容。
《新青年》合订本最容易看。在家时，曾以胡适的《尝试集》为笑料，这时觉得他的文章是标准文章，白话文中也有文言文，又不象有些新诗人把句子造得很难懂，文学改良主张也不太激烈。但是不懂鲁迅，特别是《狂人日记》，怎么仁义道德字缝里是吃人？这到很久以后才会过意来。我看重鲁迅是从陈独秀推尊吴虞、吴虞又在文章里提起《狂人日记》一步一步来的。但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我是理解了一些的，白话文，反礼教，男女平权，社交公开，恋爱结婚自由，“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些东西象冤魂不散地跟了我一辈子。其实我后来还有了点更新的思想，但一检查，新思想里也有它们存在。
七
第二次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去就用心钻俄文，天天拿起书死念、死背，用功了半年，还是一窍不通。我只懂中文，中文是无所谓文法，文法是久而自得，无师自通的，也翻过一下《马氏文通》和别的文法书，知道除了单字之外，还有所谓词，由一个或几个单字构成，而词又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但这些分别都不表示在字形上，即看字形不能知道它是什么词，也就是词性的分别等于没有。而俄文是拼音文字，一个字(词)有长短几个字，从字的某一点上可以看出它的词性。这一点也使刚接触外文的人大感迷惑，同一个“革命”，在这儿是这样，在那儿是那样，除了这，它还有性(男女)、数(单复)、时(去、今和未来)、格(六格)，这些东西使我烦死。在外文与外文之间，假如俄文与英文之间，学会了一国字母，就等于学会了许多别国字母，学会了一国的文字，也学会许多别国文字。如革命、政党、政治、经济、哲学、唯物、唯心，无数的字，许多国都是一样的，而只懂中文的人却没有这个利益。不但如此，中国人拼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起初都是用汉字作音符而又带着译者的方音翻的。不但俄罗斯、莫斯科、苏维埃与原文音都有不对处，还自己跟自己的译音打架，如牛顿又是奈端；但丁又是但底、但特；雨果又是嚣俄；陶思道就是托尔斯泰等等。此外，教我们俄文的是苏联人，我们不懂俄国话，他不懂中国话，他非常希望我们很快就学会，我们也希望很快就学会，只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共同语言！还有，没有一种俄华字典，象一、二十年后陈昌浩编的那种《俄华字典》，我们那时用的是日本红皮的《露和词典》(忘记谁编，后来八杉贞利编的用字典纸印的，翻起来更方便)，用也可用，但不懂日文的人看来，许多造句引例是无用的，而字典的最大用处就在这里。我觉得早有陈昌浩字典，只要下工夫，俄文可以无师自通。可惜有这字典时我又连工夫也没有了。最后是这个学校是无所谓学期的，也就无所谓毕业与否，它可以随时把你送回国，使人无法准备多少时间来学俄文。
半年过去了，俄文还一点门都没有，我就决心不学俄文了，回转来看中文书。我反正无知，学什么都一样。
学校有个图书馆，是把学生们带去的书集中而成的，学生有几百，有的带的书很多，多是那时北京各大学的讲义之类，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张慰慈的《政治学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玄与科之战”的什么书，现在早已无人提起了，但对当时的我说来，比学俄文之毫无希望，还是好的多。因为是牺牲了在苏联学俄文的机会来读中文书的，越是觉得时间的宝贵，我读得非常勤快，差不多天天换书，一大本接一大本的，几乎把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使管借书工作的同志吃惊，每碰见一个学校的苏联工作人员，她都要讲，我看的书多。其实我看的那些书，比起在课堂上学的功课来都是落后的东西。在课堂上学的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北京的大学里连名词都不知道，我因为受那些学院派的讲义的影响，对于课堂上学的不觉有些抵触。甚至自学而来的一点“五四”影响也有抵触。多少年后，那时的课堂功课在我身上的影响才发挥了一些出来。
有人以为我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一定早就是共产党员，其实不是，我是落后分子。不错，我自学了，但学的是些落后的，甚至比落后更坏的东西！但在我说，比不学还是好些。
八
第三次是在香港。
那时候快全国解放了。许多民主人士、作家、地下工作的党员集中香港，等候解放。我也从重庆经过武汉，还回过一次故乡，才慢悠悠地到了香港。在香港我读到《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改的呢？》之类的文章，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才脑子一旦豁然开朗：革命就是干这种事！同时又马上觉得自己穷了，无法应付这新环境了，于是找书读，读的是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文选》(二卷集)等。其实这些书别人早读了。
九
第四次是在监狱，在山西的稷山和临汾的监狱。在《怀监狱》一文里，我首先说监狱是学习的圣地，谈了我和别人怎样学习，我怎样劝人读《资本论》等，现在再说一次，恐怕不免有些很重复。在稷山看守所，起初是不许读书的，号里只有刘羽有两本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列宁《“左派”幼稚病》大家是偷看的。刘羽经常申请干部给买书，干部理也不理。不知怎么一来，一个姓杨的干事忽然问我买书不买书，我说买。他就替我买了一本袖珍本《毛选》。于是天天看《毛选》，本以为都读过了的，这时一看，又完全象新看一样。有的以为看懂了的，其实没有懂，这就看出味道来了。
另一位凌干事，也不知为什么，替我买了好几本书，重要的是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完了《反杜林论》，接着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读完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再读《反杜林论》，觉得象新读的一样，以前(几天前)读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读了第二遍《反杜林论》，再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也是这种感觉。这才觉悟到，书没有只读一二遍就能记住的，文字如此，内容更甚。小时读几百字一篇的“古文”，不知读了多少遍还记不住，惹得先生打骂，何况现在是几十万字一本的书？于是下决心来把每本书都读几遍。并且每篇都在书末记上何年、何月、何日、何时读完第几遍，甚至其日午或晚餐吃什么菜饭。信不信由你，两书轮流各看到二十遍，以后便没记了，毛估一下，至少各看了二十五遍。去年，有人来问我：列宁说真理很活动，以防问题僵化；又很确定，以便人为它努力，在何书何处。恰巧仿佛记得一点，就告诉他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某处一带，他一翻就翻到了。他说我“博闻强记”，其实我只知道这一点，倘问别的，我就茫然了。可见读过书不管这里那里还是有点用处。
读这两本书时，忽然想起某人说，读《资本论》他是在监狱里读的，在外面没有方法读。我现在既在监里，何不趁此读读《资本论》？于是请求干事给我买《资本论》，干事说没有卖的。准许我写信回家叫家里寄来。《资本论》是有名的不好懂的书，万一费事寄来看不懂，岂不枉然？因先做点准备，看马克思的几本小书《哲学之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都觉得可以看懂，这才写信回家，而且只要第一卷；多寄还怕看不懂。书寄来后，看了一个星期，看完了。又向干事申请替我去买买第二卷看，但是买不到。这干事真好(他名苏武云)，他说我替你向外面借第二卷来！书借来了，我就把第一卷给李四看，他也看得很高兴。号里有一个名苏光明的是苏武云的一家，也在坐牢，看见我们看书很有兴趣，也把书拿去看，但他文化度程差一点儿，看不懂。他把自己的脑袋用拳头乱捶，口里骂：“他妈的，就是不用功读书！”他又说：“看书太重要了，我的老婆的文化比我高，出去以后一定买书给她看去！”
说到这里，穿插几句：拙作《沁园春赠李四》一开始就说：“马恩列斯，毛主席书，左拥右摊”，有人以为吹牛，其实是真的。后面“背《资本论》”，也是真的。一部书几百万字，怎么背呢？您真迂，背一百字或五十个字，只要是《资本论》上的，不也叫“背《资本论》”么？
前几天，李四来还谈起由《资本论》引起的笑话。他说《资本论》四卷引亚当·斯密的话，一处是奴隶劳动，一处是非奴隶劳动。奴隶劳动就是产量低，工具也容易坏，牲口也很快就死了，更不谈有什么发明创造。非奴隶劳动则样样相反，什么发明创造都是他们搞出来的。起初并没留意·前几年到农村一看，可不，什么是自留地，什么是公家地，一望而知，不禁想起亚当·斯密来，心里好笑。《资本论》四卷又引亚当·斯密，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给当时以很大的震惊，特别是帝王将相，想把自己的劳动说成是生产劳动，但人们分析说：生产劳动是靠资本家的资本生活的，非生产劳动是靠资本家的收入生活的。帝王将相和仆役娼妓一样，是直接间接靠资本家的收入(纳税)生活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启发，好多积久的问题一旦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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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十遍，其它各卷各册读了两遍，唯第二卷第三篇，关于社会总资本，读了好多遍，忘记了，那是读了好几遍了才懂的。
以后在临汾，随时劝人读《资本论》，都没有象李四那样认真看的，这在《怀监狱》里谈到过。
十
自学过四次，以四除年龄，平均二十年一次，有时不过延续几个月，谈得上什么“自学”呢？
就这样，说是什么都行。末了的学《资本论》却与成材成家无关，学时已七十岁了。
一九八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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