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洪作稼：指挥家与交响乐团的博弈

编者按：

此文初稿写作于2009年，艺术评论家洪作稼笔下的欧洲乐坛，还有20世纪下半叶的流风余韵。上半部分关于柏林爱乐乐团的三代指挥家福特文格勒、卡拉扬、阿巴多与乐团乐手们之间的恩怨，卡拉扬等人代表着欧洲乐坛的诸神时代，此文中讲述的名人逸事读来不只是爱乐杂谈，更是对战后欧洲文艺黄金岁月的美好追忆。下半部分有关波士顿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等与各自指挥在乐队训练方面的种种轶事。随着音乐界的全球化、商业化、明星化，乐队训练变得越来越不讨人喜欢。在过去的美好年代，一场隆重的音乐会有如城市的节日，这样的盛况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指挥家与交响乐团的博弈

文 | 洪作稼

（《读书》2019年8期新刊）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年近七十岁的富特文格勒遽归道山，与赫伯特·冯·卡拉扬交谊甚厚的知情者立刻告诉他：“国王已去，长命的帝王啊！”只要一谈起柏林爱乐乐团，很容易就勾起卡拉扬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卡拉扬觑视柏林爱乐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他曾经说过：“我站在他们面前的一瞬间，就爱上了这支交响乐团。”自从一九三八年第一次指挥柏林爱乐之后，他已经整整等待了十六年，因为富特文格勒千方百计不让他染指柏林爱乐，他知道，他有得是时间去等待，富特文格勒活不过他。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我等待它的到来，从容而自信。”

伊丽莎白·舒瓦兹科芙与他们两人都相熟稔，曾在接连两天之内，各在他们两人的棒下表演，按照她的说法，富特文格勒痛恨卡拉扬多少有点不近情理。气愤之时，他甚至都不称卡拉扬的名字，而是叫“姓卡的那个人”。评论家埃德温·汪·德·努尔当年吹捧卡拉扬，在《国家歌剧院 —卡拉扬的奇迹》一文中说道：“一些五十岁上下的指挥，理应从这个年轻人的演出中学到很多东西。”正是这句话刺伤了富特文格勒那颗高傲的心。

卡拉扬

卡拉扬是五十年代畅销唱片的制造者，对于他这样一位有远大目标的指挥家来说，没有必要在爱乐管弦乐团展现他的勃勃野心和霸道之气，更何况有里格（Walter Legge）这位“音乐界的沙皇”在领导。卡拉扬录制的一百五十多张唱片，按里格的说法，是给当今的音乐界制定出一个完美的演奏标准。爱乐管弦乐团在巅峰之际所发出的华美之音，一度把远在大洋彼岸的托斯卡尼尼都吸引过来，以指挥爱乐管弦乐团为快。卡拉扬终于获得了柏林爱乐终身指挥的待遇，他的谈判技巧在签署合同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卡拉扬在柏林爱乐乐团建立起自己的霸业。达成这样一个结果是不能没有本领的，或者说，是不能没有手腕的。

双方的合同墨沈未干，卡拉扬对柏林爱乐开诚布公地说：“我是一个独裁者。”柏林爱乐的乐手们和管理层束手聆听他的训诫，他们还不十分了解这位新指挥，只不过从新闻报道之中认识他而已，知道他曾被纳粹宣传机构吹捧为“雅利安人的骄傲”，当然也知道他的唱片在年轻一代中有广泛的声誉。

但是，只凭独裁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卡拉扬真正凭借的是他卓有成效地把音乐艺术纳入大工业的生产范畴，从而使它成为控制乐团的真正杀手锏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DG公司数十年的发展，那黄色的标志 ——“贵族黄”已经执古典唱片的牛耳，这与卡拉扬的策划是分不开的。还不止于此，从他走马上任之后，还不到两年的光景，他的地位便扶摇直上，所辖地域之广，从他的行踪甚至可以编织出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线图来。他同时出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柏林爱乐、萨尔斯堡音乐节的首席指挥；他是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指挥大师之一；在伦敦，他还是爱乐管弦乐团的指挥。这使得关于他的笑话哄传一时，不胫而走——卡拉扬随便跨进了一部出租汽车，司机问道：“您去哪儿？”卡拉扬不紧不慢地说：“这不重要，无论去哪儿我都有一堆事情可做。”音乐界的同仁都戏称他为“欧洲先生”。

柏林人谈起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不免自豪，德国人知道自己又供起一尊神，心中窃喜不已，说他们是“以一颗心和一个灵魂存在着”。鄙薄卡拉扬的人仔细揣摩过这句话，认为这恐怕是最专制的言论了。

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乐团

卡拉扬也说：“柏林之声，一如英国的草坪，每隔两日必将修剪、喷灌，并已延续了三百年。”他是柏林爱乐这个音乐庭院的园艺大师，他对每一个枝节都不放过。他演奏乐曲力求做到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在排练过程中，有一位乐手对他说：“真抱歉，卡拉扬先生，有一只苍蝇正在我的乐谱上踱步。”“不用自寻烦恼，把它也奏出来。”这成了卡拉扬排练时的写照。

然而，乐手们虽然凛尊他的指令，有一次，却把每一个地方都奏错了，他们是在速度方面出了问题。“先生们，你们知道我想干什么吗？”卡拉扬反问道，“拿根绳子把你们所有人都捆起来，拴成一圈，淋上汽油，然后，让你们戳在火里。”随之出现了令人惊骇的寂静，直到一位乐手终于悟过来，大叫道：“怎么着，你不属于我们？”“哦，对了，”卡拉扬说，“我倒忘了这回事了。”这段逸事已经被卡拉扬保存在纪录电影之中，作为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的见证。

到了晚年，他依然毫不手软。他去世的前一年，在萨尔斯堡的音乐节，他和维也纳爱乐一起演奏了罗西尼的《灰姑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由里卡尔多·夏伊协助他排练此剧。他以恶毒的口吻对夏伊说：“用你的脚后跟压榨他们。”

终其一生，他都把自己视为命运的主宰者，并且拥有像大自然那样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即使是他所钟爱的人，非难也会骤然降临到他们头上，之后，伴随着他施与的恩惠而涣然冰释于颤抖之中。长期受苦受难的乐团成员向外界诉说衷曲的愿望越来越小，谁都知道：为卡拉扬工作的代价就是接受他的绝对的独裁。迪卡（Decca）公司的唱片制作者，曾与索尔蒂联袂录制《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约翰·卡尔肖（John Culshaw）也曾与卡拉扬长期交往，他认为卡拉扬以为自己是属于元首化身的那一类人物，他在卡拉扬的地位和名望都如日中天的时候，给卡拉扬描绘了一幅形神毕肖的画像：“他填补了由于希特勒的暴薨在一部分德国人的心理上所造成的缺失，这些德国人渴望有一位元首，他的行为举止恰与这种风范相契合；他是不可猜度的，冷酷无情且肆无忌惮；他是罕见的天才，这使他可以率性而为；换句话说，他端着架子，故作姿态，着实让人望而生厌。”

卡拉扬（李友良绘）

自从一九八〇年以来，柏林爱乐的单簧管独奏乐手的两个席位就有一个空缺待补。在一九八一年一月的招聘试奏会上，来自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二十一岁的姑娘萨宾·梅耶（Sabine Meyer）引起了一阵骚动，她的准确与充溢着情感的演奏，无疑给卡拉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位了，不是别的”。卡拉扬把她作为以备不虞之需的自由演员。但是，管弦乐队自己的管乐独奏乐手却不认可，他们认为，梅耶是否有足够的气力去演奏、能否融入到他们的声音之中，还值得怀疑。冲突的焦点被一些推波助澜的人渲染成卡拉扬是否有聘用乐手的最后的决定权。卡拉扬认为，他的权力受到了挑战，扬言他始终没有得到他的前任富特文格勒所享有的权力。卡拉扬动用了他的杀手锏，除音乐季之外的一切录音、录像活动都终止了，这意味着乐团的收入将会大幅度下降，对峙的双方谁都没有让步。当时，媒体报道唯恐天下不乱，煽风点火的通栏大标题比比皆是，下面这一条最有代表性：“管弦乐团的自尊；卡拉扬独裁的结束！”柏林爱乐自治管理委员会说：“柏林需要卡拉扬，但也不会让他为所欲为！”最重要的是，部分乐手对卡拉扬是否应作为终身指挥提出质疑。在这种氛围之下，萨宾·梅耶不得不自己撤回了合同，事后，她认为卡拉扬把她牺牲了。柏林爱乐的经理彼得·格思（Peter Girth）成了替罪羔羊，被迫离职。在卡拉扬和柏林爱乐的复杂关系上，乐团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和心血，或许只有在遴选卡拉扬的继承者的问题上才能表现得最为彻底。

一九八九年十月的一天，在西门子家族的一个乡村别墅内，柏林爱乐的经理层和乐团自治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激烈地辩论着，他们是怀着坚定的信念和空前的团结来准备这次会议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完美，谁也不知道卡拉扬的继承者由谁来承当。他们私下秘密接触的第一个人是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但是作为闲云野鹤的克莱伯当场就拒绝了。柏林爱乐甚至宁愿虚尊其位而专等他漫长的思考的结果，也没能办成此事。所以，对乐团指挥的预测从卡拉扬去世的那一刻起便没有停止过，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依仗索尼公司的支持，为执掌柏林爱乐公开进行活动，在产生结果的那个星期天下午已经提前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和丰盛的晚宴。里卡多·穆蒂（Riccardo Muti）在开会前的几天里，频繁地进行了幕后活动，报道说最大的热门是詹姆斯·莱文（JamesLevine）。各种流言蜚语一经产生，便不胫而走，并在流传中被任意地添枝加叶。

在会议上，乐团的代表对卡拉扬的独裁和他用产业化方式来主导音乐演奏感到由衷的愤慨，全体人员一致表示，再也不会选择一个野心勃勃的音乐帝国的创建者，而且要把希特勒和卡拉扬僭据的乐团自主权全部收回，声称再也不允许终身指挥出现在柏林爱乐。辩论并没有集中在艺术家的艺术造诣和他们各自的长处是否与柏林爱乐相得益彰，而是花了六个钟头反复比较那些最不可能形成专制的候选者。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海汀克（Bernard Haitink）和阿巴多（Claudio Abbado）成了会议的中心人物，莱文被排斥在外。只要想一想他和海汀克在录制《指环》时那种通权达变、纵横捭阖的手法，就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厚道人。烟消云散之后，让音乐界和所有的新闻媒体感到惊愕，阿巴多成了柏林爱乐的继承人。

 阿巴多在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年

马泽尔在听到阿巴多成了柏林爱乐的首席指挥之后，这位气哼哼的美国指挥，一把抄起了宴会桌上的葡萄酒灌了下去，招待会并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响起香槟酒的爆破声，从惊诧中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新闻记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马泽尔的窘态，直到这时，他们才真正地面对现实，力求嗅出一点味儿来。这个反常的结果，如果换另一种视角去观察，可能恰巧在情理之中，但是，再也没有比阿巴多本人更感到惊愕的了。

阿巴多根本就没有想去参加柏林爱乐的继任者的角逐，他正忧心忡忡地待在维也纳，对旧日爱侣、俄罗斯的女小提琴家穆洛娃（Wiktoria Mullova）的离去而伤怀不已。况且，之前不久他在争夺索尔蒂留下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空缺中，败在了巴伦博伊姆手下。情急之下，他敲开了纽约爱乐的大门，协商工作已经开始，他十分明白，这是一个最难打交道的乐团，但也顾不得太多了，因为在他与维也纳爱乐的合同展期的艰苦谈判中，早已完全失去了耐性，诸多的苛刻条件逼得他这位谈判高手一筹莫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叹，是不是他的指挥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或者说，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难以在维也纳站稳脚跟了。柏林爱乐的聘书，有如雨过天晴，使他体面地走出了维也纳的阴影。

阿巴多可以说恰恰是卡拉扬的对立面，他是一个优柔寡断、过于朦胧而又谨言慎行的人，一个平和到了极点的可以亲近的人，他突出的优点被新闻媒体概括为：“所有的特点都含糊不清，却又极富意味。”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他是一个“优秀的商业经营者”。阿巴多的合同只有七年，外加三年的合同优先展期权，这次让世界瞩目的音乐帝国的继承人选举就此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心明眼亮的记者立刻就总结出权力数学的排列组合规律，富特文格勒接管柏林爱乐时年仅三十七岁，这让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建立起属于他个人的音乐帝国的秩序，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与乐团之间几乎没有出现过纷争，他爱惜部下，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到了卡拉扬的时代，他执掌柏林爱乐的时候，已经四十七岁了，凭借他训练乐团的天才，使乐团的音响平衡达到了最完美的境地；他的经营能力使柏林爱乐的赢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终于建成了带有他自己风格的顶级乐团。现在到了阿巴多掌舵的时候，他已经五十七岁了，柏林的乐评者却还情有不甘地、酸溜溜地称之为“后卡拉扬时代”，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肯定不可能像他的前任一样进行“统治”了。从经历上说，他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年龄。

富特文格勒

指挥家是在排练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从传统上说，所有管弦乐队都厌烦常规排练和客座指挥临演前夕约定俗成的排练。对于一支优秀的管弦乐队来说，即将演出的保留曲目，他们可能已经演奏了几百场，很难相信会有新鲜且令人耳目一新的诠释出现在排练场上，机械性的排练总是呆板、了无生气的，于是，敷衍了事成了家常便饭。

一九二四年彼埃尔·蒙都（Pierre Monteux）离开了波士顿交响乐团，从此乐团开始下滑，董事会和乐团内的有识之士，面对每况愈下的演出，忧心如焚，急切地物色人选，当时他们看中了临时到访的客座指挥库赛维斯基（Serge Koussevitsky），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乐团渡过难关。库赛维斯基指挥完毕，重新掂量起这支一度是美国最优秀的乐团。他明白乐队走下坡路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严格的排练，面对全体成员，他的简明扼要的开场白收到了石破天惊的效果，他说：“库赛维斯基是一个恶霸，一个独裁者，一个暴君，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个丝毫也不会体谅他人的人。”乐手们听完他的表白，沮丧到了极点，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感，但怎么收拾乐团的局面还是让他们犯了难。乐手们只好抛开俗念，为了使乐团再造辉煌，在库赛维斯基的棒下忍气吞声二十五载，使波士顿交响乐团重新成为美国最优秀的乐团之一，而库赛维斯基创建的坦格伍德（Tanglewood）夏季音乐节则成为培养美国青年指挥的摇篮。

库赛维斯基

库赛维斯基比谁都清楚，一场成功的音乐会取决于日常卓有成效的训练，训练是优秀的交响乐团得以立足的基石，这是一条真理，怎么坚持都不会过头。上面引述的不留情面的话，无疑是告诉乐手们，你们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他要从灌注他个人意志的狂风暴雨中，从穿越敌对力量的阴霾迷雾中，从爱与恨、进取与退缩、秩序与自由、自信与疑虑的尖锐对立中，建立起乐团常规训练的权威性，使波士顿交响乐团脱胎换骨。

十几年过去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令人刮目相看。有一次，库赛维斯基演奏了印象派大师德彪西的《大海》以示炫耀，这是展现交响乐团色彩感的最佳曲目。曲终人散之后，新闻记者蜂拥到他的更衣室，其中一位记者向他盛赞交响乐团的音响效果美不胜收，难得一见。他用他那双老辣、狡黠的眼睛溜过众人，盯在这位记者身上，问道：“你喜欢句号（dot）吗？”“喜欢，库赛维斯基总监，它妙不可言。”库赛维斯基说：“我已经在这个句号的效果上干了十七年。”他对交响乐团排练的执著，由此可见一斑。

卡拉扬在垂暮之年，自称是一个喜欢向前看的人，没有多少往事能令他追怀不已。他谈得最多的事情恐怕就是在排练上让他感到刻骨铭心的陈规陋习。往事不堪回首，他说，那是音乐演奏传统中最黑暗的一页。一九三七年他第一次接受邀请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出的剧目是瓦格纳的乐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按照常规应该有三次排练，但是维也纳歌剧院对这位年轻的指挥使用了虚应故事的手法，以演出繁忙不能抽暇为由，使两次排练取消了，最后，乐团里一位资历甚深的音乐家向他摊了牌：“一次排练，对你起不到任何作用，假使你取消这次排练，那么，我们便欠了你的情，我们会像对待马勒那样为你演奏。”这是一种让人有口难言的软性的颠覆。

伯恩斯坦和维也纳爱乐联袂上演《玫瑰骑士》的时候，正在兴头上的伯恩斯坦要求十次排练，这使得维也纳爱乐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天生就通晓这部歌剧的每一句唱词和每一个音符。”说白了，他们不愿意有这么多场的排练。按照伯恩斯坦的说法：“最终，我提前完成了排练，并按照我的方式去演奏。”谁也不知道，按照伯恩斯坦的方式去演奏到底花费了多少次排练。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维也纳爱乐演奏华尔兹的风格亘古不变，而末场哀叹失去韶华的咏叹调，已经融进维也纳人的灵魂深处和血液之中，暗含着一种轻愁缱绻的忧郁的气质。以伯恩斯坦之所能，就算是二十场的排练，恐怕也未必能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伯恩斯坦

在欧洲的交响乐团，音乐会排练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除了常规排练之外，为了营业，必须进行频繁的演出和录音，这要占用乐手们大部分时间，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体力劳动，所以，超时排练必须付费。但是，对于驻团的指挥就另当别论，他会调整好时间训练乐队，直到交响乐团发出自己想要得到的声音为止。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排练活动的每个层面都有各自的思维方式。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都认为，指挥家是在利用我们，借以练习他们还未达至炉火纯青的曲目，锤炼他们灵光乍现的审美意识，提升他们的轮廓分明、比例精当的结构设计。指挥家则认为，只有通过多次排练，才能把个人意志和理念传达给乐手。而交响乐团的经理，头脑十分冷静，认为乐团聘用自己就是来组织推进排练的。由于彼此在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排练场成为各方斗法的竞技场。

其实在每一个新指挥到来之前，交响乐团已经是训练有素的了，他们可以很快地适应各种风格独特的演奏。一般说来，指挥家的经验是：他必须在开始的时候，给予交响乐团一个良好的印象，如果能不温不火地演奏十五分钟，新的指挥将被视为才学空疏的人，只具有传声筒的价值，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例行的公务员来对待。一位优秀的音乐家，抑或是有独立个性的指挥家将会给交响乐团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交响乐团的音乐家可能仍旧会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方法去试探他：忽略他的指挥动作，质疑他的节拍，有时会把错误的音符蓦然地镶进乐句之中，高八度或低八度音地奏出正确的音符，制造出似是而非的平衡。如果指挥按照提示，让他们即刻轻快地奏出来，他们会尊重他的指示；然而如果指挥在这个地方没有做出应有的提示，只是一带而过，他们心里也非常清楚。他们最厌恶那种没完没了地说教而又言之无物的指挥，这会带来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双重摧残。一旦失去敬意，他们会让面前的这个人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他们会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的排练中开心找乐，不厌其烦地为指挥投下诱饵。

 汉斯•克纳波茨布科指挥的《英雄交响曲》

其实，交响乐团的乐手们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交谈中，念念不忘的是现代指挥在草创时期的一些做法。当时，前辈的指挥家们对待排练有时采取疏忽的态度，尤其是指挥一支优秀的交响乐团演奏一些流行的曲目时，更是如此。而乐手们打心眼里推崇受到这种流风遗韵影响的指挥家。汉斯·克纳波茨布科（Hans Knappertsbusch）就是这样一位从瓦格纳一脉相承下来的老式的指挥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是年轻的索尔蒂录制《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对排练多少有点儿懈怠不恭的态度，自认为对任何失控的现象都能应对裕如、化险为夷。诚然，他在当时的地位也使他很难接触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乐团。在他担任慕尼黑爱乐乐团客座指挥的年代里，有一次演奏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排练开始时，他微笑地说：“我理解这部作品，你们也理解这部作品，我们今天怎么演奏它，台上见！”当然，他们都能演奏这部乐曲，同样有着十分可靠的演奏水准，或许用不着过多地进行准备、排练，有些人就喜欢这么干。英国的著名指挥托马斯·比彻姆（Sir Thomas Beecham）常常乐此不疲地这么做。然而，这种做法却经常伴随着不幸的事件发生。还以汉斯·克纳波茨布科为例，他经常对某些指挥贝多芬的人说：“你为什么还要排练《英雄交响曲》呢？”有一次，他自己在排练此曲时，忘记告诉弦乐组他在演出此曲时的一般做法，会删去谐谑曲的重奏部分，只奏一遍。现场演奏的时候，他给了一个不再演奏的指示，有一半的乐手明白了这个暗示，另一半人却没看出来，这些人并没有按照他的提示去做而是依照惯例重奏，随之引起了骚乱。前排的乐手们高声抗议，因为他们再三请他进行排练而他却拒绝了！他大声说：“这就是和你们一块鼓捣出来的该死的排练！”按照他的逻辑，正是因为排练出了纰漏，所以演出才会出错，与其这样，还不如不排练！所以，轻视排练，即便是轻车熟路，也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霍洛维茨和朱里尼合作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弹指过了六十年，这种状态不仅没有丝毫改变，竟已成了无药可医的痼疾。在现代社会所制造出来的明星指挥身上，表现尤烈。他们集体打着被传染上的鄙视排练的大喷嚏，兴致勃勃地登上客机的商务舱，今天伦敦，明天巴黎，后天纽约，不知疲倦地登台指挥音乐会，他们对排练的懈怠，已经与懒惰成性的交响乐团的乐手们相颉颃。上个世纪，当空前绝后的浪漫主义钢琴大师霍洛维茨与朱里尼（Carlo Maria Giulini）一起演奏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时，评论界一致认为，大概也只有不计名利、献身艺术的朱里尼，才能陪着一身毛病、动辄生事的霍洛维茨完成这次盛举。他们明白，在这个虚荣、拜金的年代，活跃在世界乐坛的明星指挥，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陪伴霍洛维茨两天以上，谁也不敢保证他在两天之内就能顺利完成录制，当时甚至有人预测，弄不好要搭上十天的工夫，正是这种情况使得新一代指挥家望之却步。卡拉扬生前曾悲叹：“以往那种一场音乐会就如同一个节日的现象再也不会出现了。”这昭示着往昔那种千锤百炼、富于激情的音乐会先自断了档，这话也许应该反着推理，稠密的演出时间表终于使排练名存实亡，变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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