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预告-
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十二季（上海专场）独特的文明交融景观——重新发现“丝绸之路”（二讲）
主讲人：葛承雍 张国刚
【时间】8月17日（周六）14:30-17:00【地点】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福州路465号）七层*开放式活动，欢迎参加
第一讲 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第二讲 张国刚：无问西东——文明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张力【课前预习】张国刚：玄奘之前的“西游记”
纵观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演进，完全依靠自身发展起来的文明是不多见的，文明的发展必须仰赖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交流、融会创新。被人们熟知的“丝绸之路”，正是一个联系希腊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和中华文明等文明体的重要媒介。它不仅仅是一条商路，更是一条信仰和思想之路，是一个多文明、多层面交流互动的网络。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物质交换带来的影响是现实的、暂时的；而族群凝聚、人口迁徙所蕴含的文化传播与融汇却是持久的、深刻的。近年来，得益于众多史学家对丝绸之路倾注的热情与精力，在大历史的观照下，重新审视历史的断面，使得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知得以不断更新，日益清晰。
【嘉宾简介】
葛承雍，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西北大学双学位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双一流”建设特聘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敦煌研究院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
张国刚，历史学博士。1987年初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作为德国洪堡学者、汉堡大学研究员和特里尔大学教授，在欧洲工作多年。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等。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中西文化关系史》的主讲导师。著有《唐代家庭与社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文明的对话:中西关系史论》《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等。
*文章节选自《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交流卷）》（葛承雍 著 三联书店即出）。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托玛拿斯遗址上的探方与宣礼塔，原为楚河沿岸繁华古都，现已成为废墟
中古时代，粟特胡人文化属于突厥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文化的混合体，突厥的游牧生活使得粟特人“财富观”中存在渴望暴富的欲望，粟特与波斯的邻居关系又使其经商观念冲破了狭隘地域限制。由于整个中西古道上的商旅之路与边界集市容纳着不同文化、不同族属、不同需求的人们，胡商的经营活动始终坚持利润至上，使得中亚粟特与黑海、咸海、锡尔河、伊犁河、额敏河的日常生活连成一体，而且“跨文化贸易”吸引更多的胡商闻风而至，他们甚至被打扮成逐利起家的“商业之神”。
波斯萨珊王朝国王会见石像
中亚昭武九姓诸国并没有严格的民族区分和地域划分，安国、史国、米国、石国、康国、穆国、曹国等，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封建国家。在西突厥汗国管控下，更没有建立大帝国的可能。这个特点带来了两个影响：一是彼此相互融合，并不强烈排斥，互为通婚、互为依靠。二是相互争夺地域与人口，没有明确的边界疆域，先有绿洲城邦式国家，后有部落式主体民族。所以，中亚昭武九姓的历史就是一部始终处在连续不断的相互征伐和劫掠的历史。绿洲邦国之间经历过上千年的劫掠和征伐，存在着长久的争夺战，常常会把历史的偶然性看作必然性，将随时出现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导致的财富转移看作正常的规律。汗国之间的吞并与抄掠影响到胡商的财富观，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幻无常，部族与部族之间翻脸无情，劫掠征伐造成的“一夜暴富”或者“瞬间赤贫”自然是生活常态，这种观念为金钱所奴役的贪婪人性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似乎是中亚内陆的宿命。所以汉文典籍里记载胡人商家往往都是用“性贪”“奸诈”等贬斥的语气来形容。玄奘《大唐西域记》“绪论”中就说粟特胡人“建城郭，务殖田畜，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同书卷一又说：“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虽富巨万，服食粗弊，力田逐利者杂半矣。”玄奘两次强调粟特民族“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大抵贪求，父子计利”，可见对他们有着颇不以为然的蔑视。唐代陶骆驼和胡商佣，美国纽约J.J.Lally 东方艺术馆藏
从公元前
2000年开始，中亚草原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燥，传统农业劳作渐渐无法进行，粗放式的畜牧业成为最主要的生石像，巴基斯坦考产方式。但受绿洲城堡文古博物馆藏明的影响，有很多粟特人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经营果园，从事商贸和其他生计。居住在山区里的粟特人则是放羊畜牧的生活状态，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泽拉夫善河流域大大小小绿洲上的粟特人迥然不同。当时中原汉人并不清楚粟特人所居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状况，在汉人眼里粟特人就是一个商业种族，《新唐书·西域传下》记载康国“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从
3世纪到
9世纪，大批粟特商人西走东奔，左右逢源，动辄数百人至上千人，组成的胡商驼队闻名于世。经商的粟特人在各地经营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但是要长久维持，除了建立起移民聚落，还必须依靠本地的统治者或官府，特别是与北方游牧民族兴贩时，粟特人担当起突厥、嚈哒、柔然、回纥等种族的中转者、中介人与沟通者角色。突厥的游牧经济是一种生产部类单一的不完全经济，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特别是奢侈品不能自给，所以游牧民族对交换的需求远远高于农耕民族，商人在游牧社会中地位亦高于中原汉地。突厥人活跃在草原时，可汗集团中就有粟特商人的身影，掌管理财赋税，网罗天下大利，有时甚至成为与隋唐商贩交往的垄断者，而且这些胡商鼓动可汗南侵掠财，以期获得暴利。《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记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在突厥强盛时，出于对东西方利益的共同兴趣，游牧的突厥族和擅长经商的粟特人经常相互协作，成为
6—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粟特人因此大量进入并留居于突厥汗国政治中心所在的漠北地区，粟特商人与突厥贵族互为一体的现象不是个案。突厥要借助不断的扩张战争获得暴富，也必须倚仗粟特商人进行商品贸易，而粟特人特别是远程贸易的商团离不开突厥的保护，双方结合成为惯例。突厥部落中甚至有专门的胡部。始毕可汗时期 (611—619)，其宠信的粟特胡人史蜀胡悉“性贪”，率领胡人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为了抢做生意，胡人不惜驱动全部落，撇开突厥人争抢利益。颉利可汗时期 (620—630)，亲信的“胡酋”康苏密携隋末逃亡突厥的萧后及炀帝孙投降归唐，“胡酋”自然领有以胡人为主组成的部落，《安菩墓志》记录“其先安国大首领，破匈奴衙帐”，他们很早就由安国融进突厥部落，直到贞观四年（630）“领衙帐部落”随同突厥降众进入长安。每当突厥人掠夺的财富与奴隶消耗殆尽时，新一轮的军事征服便开始了，逼迫休养生息的农业民族再度抵抗。中原王朝为防御突厥抢掠，只好开设边关贸易，但突厥的交换贸易总需要胡人的协助。胡商的特质决定了这种商贸兴盛的扭曲，他们不惜杀鸡取卵，巧夺豪取，而汉地传统儒家重农轻商理论反对这种掠净劫光、竭泽而渔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粟特胡商的财富观，汉人贱商、仇富心理引起胡人的更大反感，双方观念的碰撞在所难免。西安北周安伽墓中胡人商旅图，描绘胡商载物驮运的场景，随后便出现了与突厥人相见会聚宴饮乐舞的场景。史君墓石椁西壁上描绘有胡人商队行进中狩猎的场景，也有披发突厥人擎隼合作形象，紧接着就是欢庆宴饮的场景。日本美秀博物馆藏粟特围屏的胡商骆驼图中，亦有披发突厥人骑马护送胡商的图像。隋代安备墓中石椁画也是胡商首领佩珠戴镯、饮酒作乐，颇有奢靡筵宴的胡风，真实反映了当时胡人“竞择生存，及时享乐”的观念。胡商的暴富心态与经商观念，使得他们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只能看到眼前利益，无论是对突厥的依附或是对汉族的朝贡，以及对嚈哒、柔然、阿拉伯的贸易，他们都求快速发财、短期刺激，他们热衷为财富而骄傲，却从不显示财富的来源，沉溺于这种财富观中不能自拔。中古文人在文学作品中站在自己的立场，用穿凿附会的文学演绎，将胡商“标签化”为贪婪喜财、生性狡黠的奸商形象，“幻化”成财大气粗、身家巨万的豪商富贾，但对他们侥幸逃过商道上的艰难险阻很少描写，没有人关心胡商兴贩时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在跨国经商过程中，胡商执商道上大宗行业物品，一个来回耗费数年，只有在异域结帮入伙组成商队才能互相扶持照应。风险巨大和利益均沾是相辅相成的。在跨界、跨国贸易中，没有什么胡汉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它就是一桩桩生意而已，赚亏无常，而且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胡人贩运于丝绸之路上，野外露宿或入店休息，经常遇到盗贼抢劫和敌方军队的劫掠，即使有少量武装护卫，也会遇到危险紧急状况，就像敦煌莫高窟
45窟所绘的那幅著名“胡商遇盗图”，胡商们只能把货物交出摆放在强盗眼前，用货物免去一死。对于这样的突发事件，尽管史书没有留下具体记载，但是我们知道胡商遇险只能藏物躲避。1959年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自治州乌恰县一个山崖缝隙间，曾发现
947枚波斯银币、16根金条，可能就是商人遇到劫掠者时不得已紧急掩埋的遗留物。青海西宁城关城隍庙街也一次发现藏有萨珊波斯银币
76枚的窖藏，推测是商人遇见紧急事件时埋藏的。其他在中国各地发现的成批金银钱币也在陆续公布，基本都是有意埋藏的，说明商道长途贩运时危机四伏，险情随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与商人一起从疏勒（今喀什）到沮渠（今叶城）中间，“同伴五百皆共推玄奘为大商主，处为中营，四面防守”，说明商队露营的险象与“环团”防守的措施。玄奘曾在阿耆尼（今焉耆）亲眼见到“时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佛经中有五百商人遇盗图，人数虽不一定非是五百数字，但表现的就是这种几百人共同结伴的实际情况。西魏废帝二年（553），吐谷浑与北齐贸易，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拔、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粟特商队首领“萨宝”往往兼任武装护卫职责，加授军事都督等官号，利用管理胡人聚落的方便，传递、串联和控制商道沿线的贸易信息，保障往返贩运的安全。
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经商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胡商常常将珍稀珠宝缝在胳膊臂下或是大腿根处隐蔽携带，就是担心遇盗或不测之事。商人赚钱是做生意的根本原则，做生意要遵从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双方都有丰厚的利润。胡商并不因为缘分而心怀感恩，只讲究交易合法合理，相互都不牵扯其他。若长途贩运遇到灾害失事、关津没收、半道遭劫、瘟疫传染等风险，担保、补偿、赔付等无法落实，历经艰辛积聚的财富会荡然无存，所以用汉地伦理道德来衡量评价粟特胡人的商业精神常常不得要领、南辕北辙。胡商与汉商交往的常态，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为录上讯问曹禄山诉李绍谨两造辩辞事》，清楚地显示咸亨年间（670—673）居住在长安的“兴胡”粟特商人与汉人结伴来到安西、弓月城及中亚经商，曹禄山之兄曹炎延诉讼汉人李绍谨借贷资金（练绢丝绸）产生的纠纷，这种“同伴”相互融资的贸易关系活跃于整个唐代。
汉人对胡人的“警世恒言”“醒世通言”就是大量增加的财富会成为精神重负，会带来惶惶不可终日的焦虑。即便是定居在城市的富商也会遇到抢劫，所以富裕起来的胡人转而乞灵于宗教，皈依佛教，向道入禅。我们看到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中“胡商拜佛图”，胡商的载重毛驴和负重骆驼卧下，佛祖身下两侧五个胡商，有的手捧装有九个钱袋的盘子，祈求佛祖保佑，有的手端装满宝物的托盘供奉佛祖，其余形象各异的胡商则合掌下跪，虔诚拜佛的样子表现出对平安的祈盼。这无疑是对胡人向佛最生动的解读，求佛保佑正是胡商们无法预测自己命运及财富走向的心灵寄托。在中亚粟特定居的中心区域，他们对财富积累的态度就是尽量消费，炫耀自己的豪奢，装饰华丽的大厅，捐建宗教建筑的公产，其潜在的观念就是尽情过着贵族的生活，把商业财富与贵族文化融为一体。西突厥征服并控制中亚后，将北齐、北周贡纳的中国缯絮彩锦等丝织品交给粟特人，大量丝绸由此转运西方获得不菲财富，更加增添了粟特人对意外降财的渴望，所以他们借助突厥汗国的力量尽力拓展商业利益，有着坐收渔人之利的强烈快富、暴富心愿。
北朝时胡商大量涌入中国，“西胡化”的北齐不仅“胡人小儿”充斥宫廷，而且胡人富商入仕朝廷，疯狂索取经济回报，一度引起汉人朝臣的极大反感。胡人“金钱化”的财富观造成各阶层普遍腐败，胡商本身也急剧分化。刚入道的年轻胡商对现实社会充满失望，对未来也没有期望，形成爱占便宜的性格，总想用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多的钱财，甚至违背社会公理与正义，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而隋代建立后，朝臣极力推行儒家社会价值观，胡商曾一度遭到贬斥，以纠正“滥得富贵”的歪风邪气。粟特人聚居在中亚两河地带的中央，于地理位置优，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高于周边地区，但也是频繁遭受外部侵扰的地区，而这一切客观上促成了粟特人开放的视野。早在
4世纪初，粟特人的商队就以敦煌为据点深入中国腹地，并与祖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7—8世纪，粟特人的聚落型居住网点已经布满了西域。根据已发现的粟特遗物和铭刻文字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文献记载，可知粟特商人组成的使团访问过波斯和拜占庭。俄罗斯东方学家
B.B.巴托尔德院士认为，粟特人的驼运商业活动，不亚于腓尼基沿海运商路的文化活动。《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何国“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在一座城墙建筑上，同时绘有中国、突厥、印度、波斯、东罗马诸国的统治者形象，这样的城市，恐怕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遗址绘制在贵族府邸客厅上的“大使出行图”，西壁上康居国王拂呼缦接见各国朝贡使者，突厥卫士和贵族围绕着他，中国使节和粟特贵族列队前趋，这不仅充分反映了粟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视野，也表现了粟特商业贸易四通八达的财富观。因为阿拉伯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一度阻断了胡商的贸易路线，迫使他们不得不向东发展以扩大生意。欧洲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关键点，即并不是胡商的主动选择，而是被时代大潮裹挟到了中国，他们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笔者判断，粟特胡商垄断独占了中亚到中原的商业网络，不仅波斯商人受到粟特人的阻拦，拜占庭的东向贸易也受到排斥。入华的波斯商人大概多是从海路来到中国经商的。中国是粟特胡商商品最大的销售市场，不管是长安和洛阳这传统的两京畿辅，还是“扬一益二”的扬州与益州这新兴的商业城市，胡商都在当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突破了限制市场规模的国界，通过长途贸易把“异国风情”传入汉地，甚至在坊里间走街串巷、沿街叫卖、挨户兜售，留下了许多背负囊包、风尘仆仆的胡商小贩“橐囊”形象。中原地区汉人普遍的社会价值和判断标准，与粟特人观念显然有巨大差别。隋唐文儒宣扬重农抑商和“商为四民之末”的观念，如《大唐新语》记载唐代官员批评扬州“江淮俗商商贾，不事农业”，认为只有农业耕稼才是勤劳致富，行商犹如抢夺别人财物的行为，鄙视胡商挥霍钱财不会“量入为出”以及欠贷不还的行为。在汉人看来，胡商贪财求富是功利心态，贪财是万恶之根，财富是万恶之源。所以胡汉“财富观”与价值观有着种种差异，涉及双方的心理归属、文化接纳、价值认可。中国史书中大多充斥着对商业的指责，对胡商更是讥讽他们忘恩负义，唯利是图，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故土，面对社会动荡造成的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离，影响中国经济信心，危害官员为政治绩，甚至唐代官员说朝廷的经济停滞困难，是胡人豪商畸形经济手法导致的。至于胡商讲究宴饮酣畅、贵气十足、锦衣华服、歌舞狂欢，展示出他们及时行乐的享受心态，愈发引起汉地官民的另眼看待。初唐到盛唐时期，唐朝改善营商环境有法律保障，贸易准入机制稳定。胡商反应灵敏，把握市场行情最为擅长，加之他们交接权贵长袖善舞，寻求庇护不遗余力，甚至跻身官途。针对达官贵人金帛宝物奢侈品消费巨大的状况，胡商大量贩运高档物品，赚取高额利润，因而在唐朝最负盛名。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在洛阳端门修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诸胡聚钱百万亿”。《大唐新语》进一步解释天枢建立是“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胡商纷纷捐钱不仅说明他们富有实力，而且借助官府庇护自己驰骋商场，树立商贸活动中的独霸地位。安史之乱后唐廷急于用钱，胡乱征税，厚税敛赋的“榷商”竟使长安为之罢市，胡商面对长安日渐恶劣的营商环境更想捞一把就走，普遍有一种商业“恐惧感”。虽然其后朝廷实施商贾保护政策，但是腰缠万贯的胡商刺激了唐廷的官员，他们对胡商发财致富羡慕嫉妒，采取掠夺式攫取，深深影响了粟特商人发展的生命线。中唐以后，唐朝社会动荡不已，更加刺激了胡人一夜暴富的欲望，造成一些胡商对财富的疯狂贪欲。回鹘人借助粟特胡商为己敛财，粟特商人也乘机大捞一把，不管是绢马贸易，还是奢侈品贩运，都加剧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胡商驼运壁画，山西阳泉平定西关村Ｍ１墓室东南壁壁画出土笔者认为，中古社会与丝路商贸上最活跃的是粟特人，“神化”胡商与“妖魔化”胡商都是不可取的，关键是要明白他们的财富观和价值观。胡商有着善识商机、冒险犯难、竞争流动的进取精神，但不要误以为胡商就应该“乐善好施”“笃行仗义”，试图让胡商承担国家兴衰变化的责任与拯救民众的义务，这样想恐是对胡商的误判。商人首要目的就是赢利、赚钱，如果亏本就不会去补贴官府赋税，外国“奸商”入华更是以挣钱营利为目的，要胡商回报社会、捐资拯救饥民这显然是荒谬的。汉儒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试图让胡商或其他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试图用政治权力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这无疑是封建集权社会下一厢情愿的政治幻想。考虑到中古时期北方草原霸主东、西突厥和吐蕃、回鹘、中亚昭武九姓诸国以及萨珊波斯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结盟与反叛，扩张与反目，抗衡与限制，粟特胡商要在多极政权下游刃有余地获得利润，寻找符合自己利益的空间，只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投机态度，与每一方的优势政权周旋达成交换利益的筹码，甚至参与地缘政治操作，表达政治效忠和贸易朝贡，这才是胡商长久驰骋在中西古道的原因。因而，胡人“财富观”并不是现代舶来品，而是合乎情理的历史选择。通过中古胡人的“财富观”可以透视人性的本真，特别在是一个物欲横流、愿为财狂、以财富论高下的社会里，使人从“神性的奴役”转换成“贪婪的奴役”，形成暴富短视的经商理念，沉溺于财富丰厚的享受里不能自拔，也就无法摆脱“财奴”束缚而给社会经济注入长久的活力。至于粟特商胡将祆教传入突厥，将摩尼教传入回纥，将景教传入中亚和中原，似乎只有宗教文化才能纠正人们“财富观”的偏差，每当遇到困难或陷入绝境的胡商占卜拜巫、祈求神灵、许愿报答时，他们就皈依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寻找精神的依托，祈求神灵在漫漫商道上护佑自己的族群及商队。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本
葛承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即出
大唐之国：1400年的记忆遗产
葛承雍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10
ISBN：978710806064073 定价：1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