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金克木是《读书》历史上的重要作者，将札记、补白一并算上，曾是《读书》发表文章数量最多者，一时无两。其文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令读者叹为观止。2000年金克木辞世后，与他晚年交往颇多的陈平原，写下此文，点评著述，追忆风神，更表彰其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气质，堪为“《读书》体”的代表。
那天晚上，《读书》杂志的吴君来电话，告知金克木先生去世；紧接着第二句，便是“你写篇文章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如此命令式的约稿，我竟欣然接受。不为别的，就因我之得以结识金先生，全靠《读书》“牵线搭桥”，再加上同在燕园，更是近水楼台。承先生不弃，得以经常走动，十五年间，收益多多。九十年代中期，上海的《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发一批金先生的文章，另加万把字的评述，说是希望兼及先生的文与学，而且出于“随笔”。金先生说，知道他学的，未必理解他的文；喜欢他的文的，又不见得愿意读他的专业著述。我好歹两边都还沾点，可以试试。把先生先后惠赠的二十几种著作翻阅一遍，废书长叹，跑去跟先生说，不干了。印度学方面的书，如《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等，我只能焚香拜读，根本无力评判。而只将先生作为“随笔作家”论述，又非我所愿。当时的想法是，假以时日，补补课，或许还能写出点金先生特有的韵味。
很可惜，我的补课尚未渐入佳境，先生已遽归道山。对于心境澄明、超脱生死的先生来说，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读其书如见其人”。第二天，搬出一大摞先生的书，一本本翻阅，字里行间，不时闪过先生敏捷的身影、慧黠的目光，这才明白，古人为什么喜欢谈论“纸墨之寿”。
晚年的金克木先生（来源：ifeng.com）
读先生的书，就像观赏体操运动员之上下翻腾，表演众多高难动作，给人的感觉是既紧张，又惬意。可一旦落笔为文，却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不是因为书多，而是先生文体、学问、思想之“博”与“杂”，让你一时无从把握。正彷徨无地，恰好吴君送来即将由《读书》刊出的《倒读历史》——这篇完成于今年六月的遗作，乃先生的“天鹅之歌”——米寿文章，竟然如此气定神闲，没有半点“老手颓唐”的感觉，实在令人惊讶。我灵机一动，模仿先生的思路，“从记得最清楚的昨天的事追到不太清楚的从前的情况”。
见识过金先生的，对其高超的聊天技艺，大都会有极深刻的印象。许多平日里伶牙俐齿的访客，开始还想应对或挑战，可三下两下就被制服了，只有乖乖当听众的份。先生学识渊博，且擅长变换话题，思维跳跃，不循常规，你好不容易调整好频道，他已经另起炉灶。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平日里入定，精骛八极，神驰四海，来了稍微投缘的客人，恨不得把近日所思一股脑说给你听。除非你不断追踪他的近作，否则很难对得上话。谈话中，他会不时提起最近发表在某某报刊上的得意之作，问你有何看法。你要是回答“没看过”，他准这么自嘲：你们是做大学问的，不必读我这些小文章。这倒有点冤枉，不少阅读兴趣广泛的朋友，也都感叹跟不上金先生思维以及写作的步伐。
先生很懂“因材施教”，从不跟我谈什么印度学、世界语或者围棋、天文学之类，平日聊天，仅限于文史之学。可即便这样，其知识面之广、论学兴致之高，以及脑筋转动之快，都让我目瞪口呆。开始还像是在对话，很快就变成独白了。每回见面，他都会提几个奇异的问题，说是想不通，想征求你的意见，可马上又大讲自己的推断。说到得意处，哈哈大笑，家里人催吃饭了，还不让客人离开。明明已经送到大门口，说了好几次再见，可还是没完。有经验的访客，都在预定离开前半小时起身，这样说说走走停停，时间刚好。
闲聊时所体现出来的睿智、博学以及文思泉涌，落实在文章中，便是那二十册学术随笔。恕我直言，金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很可能主要不是早年的新诗(如《蝙蝠集》)、中年的学术（如《梵语文学史》），而是晚年的“独白”(《书城独白》)、“小品”(《金克木小品》)与“古今谈”(《蜗角古今谈》)。正是这种“若有所思”、“任意而谈”，将先生的才与识、文与学恰到好处地调适起来。
八十年代初出版《印度文化论集》时，在《自序》中，金先生提及“我虽是无所归属的‘杂家’一类”，还颇带自嘲意味，目的是辩解何以作为专家而趣味竟如此广泛。到了九十年代的《如是我闻》(载《蜗角古今谈》)，则公开拒绝“专家”称号： 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
表面上很谦虚，骨子里则是相当高傲：因“什么都想学”，故不满足于只弄“一门学问”。作为过来人，先生当然知道“治学”的艰辛，在世人逐渐恢复“专家”崇拜的九十年代，以“杂家”自居，大有深意在。这倒使我想起鲁迅的一段话：“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名人和名言》)。正因有过成功的治学经历，知道梨子的滋味，周、金二君方才不避“杂文”、“杂家”，且对“学问”以及“学界名流”表示某种程度的不恭。
《金克木集》（全八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来源：douban.com） “专家”之单刀直入，与“杂家”之胡思乱想(在金先生眼中，“胡思乱想”不是坏事，反而是特立独行的必要前提)，治学路数迥异；可要说积累知识以及探究真理的有效性，很难一概而论。学者的个人气质、文化理想以及生活经历等，都直接影响其选择。金先生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只在北大当过旁听生，后又到印度鹿野苑跟随退隐的乔赏弥老人(一位毫无现代学历而任过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的奇人)读《波你尼经》。如此“不完整”的求学，放在注重学历的今日，想在大学里谋一份教职，绝非易事。当年由于吴宓的举荐以及文学院长刘永济的支持，武汉大学竟直接聘其为专教印度哲学和梵文的教授。此后的三十年，进入现代学术体制的金先生，不得不压抑自家强烈的求知欲与好奇心，扮演专门家的角色。
直到年近古稀，金先生方才放下教授的架子，“学写短文章”。就像《燕口拾泥》的《后记》所说的：“多年教书的人要想写文章不像编讲义，很难。”好在先生读书本就百无禁忌，进入八十年代后更是“仿佛返老还童，又回到了六十年以前初读书的时代，什么书都想找来看看”。如此驳杂的读书趣味，加上尚未彻底“学院化”的思考方式，使其得以海阔天空，上下求索。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比较文化论集》《自序》称，是七十老翁在试图解答十七少年时产生的疑惑。什么是十七岁时的问题？金先生洋洋洒洒写了八百字，几乎是一篇现代“天问”。面对如此“天问”，我相信，任何专门家都没有把握全部解答。这种与现代学术专门化趋势极不协调的思考方式，迫使作者不得不“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由东而西又由西而东”。即便历尽沧桑，饱读诗书，已经成为老学者的金先生，也都无法用条分缕析的学术语言，来解答少年时发出的“天问”。在某种意义上，采用随意发挥且点到即止的“随笔”体式，实在是被这种强烈的求知欲与左冲右突的思路逼出来的。
钱文忠《金克木的“传奇”》（来源：bjd.com.cn）
虽然同样主张“将现有的学科边界置于不顾”，金先生没有沃勒斯坦等“重建社会科学”的野心，后者考虑的是组织化的学术活动(参见《开放社会科学》第四章，三联书店，一九九七)，而前者则是单枪匹马的探索。如此重大的学术使命，其实非“独行侠”所能承担，这就难怪金先生晚年转换笔调，主要以随笔体式表达对于世界的思考。问题太多太大，思路太灵太活，对于专业著述来说，不是好事——或者蜻蜓点水，或者汗漫无所归依。随笔则没有这个顾虑，不承担“建构体系”重任，因而也就可“随心所欲”地超越现有的学科分类，大胆地“猜谜”。
将读书人赖以安身立命的“阅读”与“写作”，说成是带有自娱性质的“猜谜”，这可不是我的发明，在《“书读完了”》(载《燕啄春泥》)中，金先生就是这么表述的：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好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谜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
先生年轻时真的喜欢猜谜，这有《难忘的影子》第十一章为证。可后来一再提及的“猜谜”，则是一种引申与比喻。强调做学问不应该“全是出于任务观点、雇佣观点、利害观点”，自称“返老还童”的金先生，于是热中于猜“宇宙之谜”。
先生晚年的文章写得漂亮，这点学界没有异议；至于妙处何在，则是众说纷纭。在我看来，主要不在学识渊博，而在发乎性情，不拘格套。像金先生那么博学的长者，并非绝无仅有；但像他那样保持童心，无所顾忌，探索不已的，可就难以寻觅了。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科边界，实在是妙不可言。冒险跋涉，探索未知世界，对于未成名的年轻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可对于声名显赫的长者，则近乎奢侈。对于长者来说，功名与地位，很容易变成另一种“精神枷锁”。难得有人为了“猜谜”而押上一世英名的；而对于“猜谜”迷来说，“口吐狂言”或“患常识性错误”，乃家常便饭。读金先生晚年天马行空般的“猜谜”文章，你能得到很多启示，可也不难发现若干纰漏。
金克木著《书读完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精装新版（来源：dangdang.com）
我想，金先生肯定能预知这一阅读效果。其“佯狂”与“装呆”，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不明底细的人，会觉得先生很谦虚，文章中不断自我质疑，明明有了结论，也不愿把话说死。可我知道，先生骨子里相当高傲，其自居边缘，不入流俗眼，乃是刻意经营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金先生不只在猜谜，也在制谜——其文章之神龙见首不见尾，逼着智商较高的读者既猜金所猜之谜，也猜金如何猜谜。不止一次，金先生指着自家文章问我，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吗(《书城独白》中，有一则《台词·潜台词》，值得一读)？猜中了，师生相对拊掌；猜不出来，也可让“老顽童”得意半天。这与时贤之“心中想着读者”，作文时“披肝沥胆”，希望“妇孺皆知”的做法，明显不同。
在《如是我闻》中，先生提及因少年失学故产生“做学术的通俗工作”的意愿。一般人所说的“通俗化”，指的是用浅显的文字或语言普及各科知识，而先生则另有高见，着眼于“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础上打通学科”。八十年代中期，金先生撰有两则颇受赞赏的短文，一是《说通》(载《燕啄春泥》)，一是《说“边”》(载《燕口拾泥》)。对于理解先生之文章趣味及学术立场，此二文不可或缺。前者用俏皮的笔调，称长城乃隔绝、阻塞的象征，而运河则通连南北，乃“通”的文化。可惜，“中国历来倾向于长城文化，对运河文化不大感兴趣”。接下来便是论证文化该如何从“不通”到“通”。假如需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先生晚年的工作，我想，再没有比“通”字更恰当的了——通古今、通内外、通文理、通雅俗。
所谓“通”的文化，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单是这相隔千山万水的古与今、内与外，凭什么沟通？金先生自有绝招，那就是抓“边”。《说“边”》一文开宗明义：“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至于何者为“边”，先生称：有空间的边，那就是边疆；有时间的边，那就是新旧交替；还有“现象和意义之间的边，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边”。所有这些“边”，都值得认真琢磨。仿照先生的思路，我略作推演——先生之所以能“通”，除擅长抓上述时间、空间的边外，还与其关注学院与大众之间的边、专著与随笔之间的边、史书与小说之间的边不无关系。
金克木画像，丁聪1996年作（来源：kongfz.com）
如此抓“边”，大非易事。无论是作者和读者，都必须对“边”所牵涉的两头大致了解，方能有所体会与发挥。先生做得不错，读者也配合得可以——从一九七九年底在《读书》杂志亮相，金文便一直不乏知音。可先生文章的拟想读者，显然不是“粗通文墨”，而是必须具备参与“猜谜”的能力。这也说明了金文为何“叫好不叫座”，始终无法成为畅销书。
还有一个“边”，同样属于金先生，那就是自居边缘，远离各式各样的“中心”。时来运转，原先很是霉气的“边缘”，如今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就连时尚人物，也都喜欢标榜自己的“边缘性”。可在我看来，许多挥舞“边缘”大旗的人，实际上身处江湖而心存魏阙，最高理想是“取而代之”。这与先生宠辱不惊，坚守边缘，卓有成效地做足关于“边”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语。
在《比较文化论集》的《自序》中，金先生说：“我很不愿意谈到自己，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具体说明这些文章的来历。”前一句明显不妥，先生之不同于许多专家学者，正在于其经常谈论自己。不只是以序跋交代文章来历，还撰有自传体小说《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回忆录《天竺旧事》以及加注解的新旧诗集《挂剑空垄》。后一句牵涉到先生的文风，即上面提及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既要表达得曲折隐晦，避免“无文”之讥，又怕被当时或后世所误解，先生于是采用各种方式，或明示，或暗喻，有时甚至故意露出破绽，以便读者跟踪追击。“不是历史，但也不是小说”的《天竺旧事》，既然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而且《附记》中承诺“文中说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不过细节不能记得那么清楚、准确，说法也不一定对”，按理说应是回忆录无疑。可在该书的《小引》中，先生又将自家著述与清人小说《浮生六记》相提并论，真有点让人看不明白。再拜读《末班车》中的《史书·小说》，发现先生将《晋书》说成是“小说集成”，方才明白他之所以在文体辨析方面“含糊其词”，意在否定史书与小说之间泾渭分明的传统思路。如此“真真假假，大可玩味”，同样适应于先生众多自述文字的解读。
小说《旧巢痕》《难忘的影子》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发表时又用的是笔名“辛竹”，按理说，应该放开手脚。可现在的格局与笔调，更像是回忆录。这一点，先生后来也意识到了。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拙庵居士著、八公山人评、无冰室主编的《评点本旧巢痕》，乃自娱色彩很浓的奇书。任何有经验的读者，都不难明白，此乃先生的“苦肉计”，在自嘲自省中，推出自家的艺术理想与文化立场。除了吴彬君最后那几句《编者的话》，其余的正文、眉批与回评，均出自先生手笔。评点中夹有若干褒贬时弊的杂文笔调，也包含阐释背景的文化史料，但更多的是为这部奇书做“文体之辨”。一会儿称此乃长篇小说的好材料，一会儿假定巴尔扎克来写如何如何，一会儿抱怨“忽插一段感悟，表示不是小说”，一会儿又说这书“像是回忆录，又像是小说”。最后干脆告诉你，“文体不等于分类招牌，在真假之间看得通者也是看通了世人世事者”。至于此书到底是“小说”还是“回忆录”，八公山人就是不给你“搞定”：“作者不过是以不拘一格的文体表现他所见所闻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角落而已。”如此没有结论的结论，很能代表金文风格——其不断反省与质疑，目的是松动原先以为无懈可击的庞然大物，引读者深入思考。因此，最后结论如何，倒无关紧要。
十多年后重读旧作，发现许多缝隙，不是急于弥补缺陷，出修订本以便于传世；而是假扮路人，热讽冷嘲。你可以说这是小骂大帮忙——起码这一招会引起读者对此书的兴趣；可这种认真的自我反省，还是挺令人感动。其实，这正是金氏随笔的魅力所在。二十年间，许多当初轰动一时的弄潮儿，早已销声匿迹，能够常写常新，随时代前进的，实在寥寥无几。也有勉力维持，但脚步蹒跚，让人看着提心吊胆的。只有先生不急不慢，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每回出手，均有可观的创获。我想，这与先生不取怀旧与封闭心态，时时严苛地审视自家足迹大有关系。
《读书》1992年第11期书影，刊载金克木先生文章《八旗儿女心》（来源：kongfz.com）
先生撰写随笔，喜欢采用对话体(不是一边倒的“答客难”，而更像《新中国未来记》开启的不分高下的“论时局两名士舌战”)，与这种严格的自我审视不无关系。在一个“对话”的世界里，一切都相对化，不存在绝对真理，也无所谓凝固的思想与学说。视人如此，视己也不例外，我想，这是先生思想“永葆青春”的秘诀。另外，先生之所以热中于写作对话体随笔，很可能还有文体方面的考虑。《评点本旧巢痕》第104页有这么一段话，很能显示先生的趣味：“对话是使叙事中人物生动的要诀。古来就如此，而且不限于小说。试看《论语》、《孟子》中的孔、孟。”如此思路，延伸到随笔写作，当也希望于文章中见人物、显性情，而不满足于只是说理。先生的随笔，极少叙事与抒情，精彩之处全在见识与议论，乃典型的智者之文，与容易博得满堂彩的文士之文迥异。不以文辞见长，可这不等于说先生没有文学方面的考虑。借鉴《论语》以及小说的对话，便是明显的一例。平日在家打谱下棋，写对话体文章，或为自家诗集作注，有访客到，先生当即精神抖擞，吩咐你坐近点——因他听力不太好。可访客马上就会发现，此举纯属多余，基本上是先生在说，不存在他听不清的问题。
先生身材瘦小，精神矍铄，八十多岁了，还每天作文不辍。起码是十年前，我就听先生说过，脑子不行了，不写了。可“金盆洗手”之后，报刊上还不时出现他的文章。你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打假”，这个时候，先生会得意地狡辩：天气变暖、不能白吃饭、老花眼突然开恩、电脑很好玩等等，都成了重新写作的理由。摸准了先生的脾气，约稿的女编辑大都不讲“人道主义”，听过“老啦，不行啦”之类的唠叨，照样限定文章字数和交稿时间。不必担心，届时说不定还会有意外的收获——经常出现约一篇稿，竟得到三四篇的好事。
在《冰冷的是火》(载《无文探隐》)中，先生问自己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到了晚年忽然多产？”问题提得很好，解释却不太令人满意。所谓“在信和疑之间翻腾，在冷和热之间动荡过了七十多年”，以及“既然处处有谜，就可以处处去试破”，都没有说明老来仍健纵横的，为何是“金”而不是“陈”或“林”。如果说，这也算得上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谜，那就让我试着猜猜看。
金克木先生所撰《传统思想文献寻根》一文中末尾的两个读书图式（摘自《书读完了》一书）
我的答案很明确，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构成金氏“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奇迹的，是两个“读书”，一是先生读书习惯的养成，一是北京《读书》杂志的创设。
先生非科班出身，基本是自学成才。对于读书，自有一套不同于学院派的路数。这不是什么秘密，先生在许多地方都提到，不过语调谦卑，似乎在做检讨，故容易被忽视。就比如《旧学新知集》的《自序》，便值得认真回味：教师要求我读的书我要读，但同时我又看一些自己要看的书。……这种两套读书习惯使我一辈子成不了专门家，到老来又还原为小孩子。这大概可以贡献给青年作为反面教训。读书只要一套，不可两套。……应当遵守规定，照外来的要求读书，心无旁骛，这才能考得状元，当上宰相。《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说，孔夫子生在而今，也要做举业，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可与此相发明的，是收入同书的《谈读书和“格式塔”》。说的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该如何“望气”而知书的“格局”，如何“但观大略”，又如何在“博览群书”时抓住特点。可一转身，先生又开始自我解构：“当然搜集资料、钻研经典、应付考试都不能这样。”如果承认读书有超出“考试”或“研究”之外的功用，比如金先生特别看重的自我教育与自我娱乐，那么，读书时之注重联系，发现整体，而相对忽略细部，不求甚解，我以为是必要的。如此说来，金先生对自家的“两套读书习惯”，其实并无懊悔，甚至还颇为自得呢。
《风烛灰：思想的旋律》，金克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风烛灰》是作者生前亲手编定的最后一部集子，收入其生命最后两三年间所写的全部文章，另附两篇旧文（来源：douban.com）
谓予不信，请参看《难忘的影子》。看他如何评点一九三〇年北平诸大学教授的讲课方式，以及介绍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家庭大学”，你就明白金先生由独特求学经历所形成的“读书观”。至于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时，巧妙地转换角色，使得“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更是先生最为津津乐道的逸事，不时在文章中出现。如此凭兴趣、靠自学、重联系、轻规矩的读书法，终其一生，受益匪浅。
这种自主性很强、略嫌驳杂的读书习惯，好处是视野开阔，缺点则是根基不太牢靠。从事专业著述，这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可要是转而写作随笔，则保证得心应手。没有做过认真的统计，但隐约感觉到，自学成才者生命力的旺盛，以及写作寿命之长，均在科班出身者之上。后者乃“名门正派”，学问上容易“登堂入室”，可一旦范式转移，或早年积累消耗完毕，很难再有勇气和能力开辟新境界。前者不识“规矩”，基本上靠自己摸索，难免走许多弯路，故成活率极低。可一旦获得“出线权”，其不拘一格读书，不拘一格思考，不拘一格作文，会有绝佳的表现，而且，往往能够衰年变法，退而不休。
作为学者兼文章家的金先生，最大的特点不在博学，而在善用知识，以及善于表达。而这，与《读书》杂志的创设大有关系。就读书心态与文章趣味而言，金先生与现代学术的专门化倾向很不协调，与当代中国散文之注重叙事、抒情也大相径庭。对于纯粹的“文学”或“学术”杂志来说，金文都未免过于“边缘”了些。说武断点，当初如果没有《读书》杂志的支持，金先生那些不温不火、亦文亦学的随笔，能否找到发表的地方，都很成问题。这一点，金先生本人曾有过明确的表述：“不料《读书》杂志创刊，居然肯打破栏目壁垒，刊登我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旧学新知集>自序》)幸亏有了这“不三不四”的《读书》，欣赏他那些“不伦不类”的文章，这才促使他由功成名就的“专家”，一转而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杂家”。《旧学新知集》，金克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新版（来源：douban.com）先生“文革”后出版的学术三书——《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和《旧学新知集》，其实都不纯粹，夹杂不少初刊于《读书》杂志的随笔。而且，这种随笔挤占论文空间的局面，越来越突出。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印度文化论集》，所收论文主要发表于《哲学研究》《语言学论丛》《外国文学研究》等，刊于《读书》的仅两则；一九八四年出版《比较文化论集》，《读书》文章已占三分之一；到了一九八五年编定、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旧学新知集》，《读书》文章已是堂而皇之唱主角。须知，这三书还算是专业文集，非寻常文化随笔可比。
允许“大胆假设”、擅长“借题发挥”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的出现，为金先生的大展宏图提供了恰当的舞台。反过来说，在中国知识界引领风骚达二十年之久的《读书》，单就其文体与学术思路而言，得益于金先生处也正不少。以致如果一定要为所谓的“《读书》文体”找代表的话，我首先推举金先生。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读书》文体”概括为：“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老实交代，当初写这段话的时候，金先生乃标本之一。
印象中，金先生应该是《读书》最高产的作者，为保险起见，我查阅了“《读书》杂志二十年”光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读书》竟有那么多铁杆作者！以下几位先生，建议《读书》杂志为其颁发“劳模”勋章：王蒙八十二篇，黄裳九十八篇，董鼎山一百零一篇，金克木一百零一篇，冯亦代一百一十二篇。正当我颇为沮丧，为金先生没能拔得头筹而叹息时，忽然想起，先生还用辛竹笔名发文章。一查，辛竹所撰二十五文，并没归入金先生名下。这下可好，文章水平可能见仁见智，单就数量而言，《读书》冠军非金先生莫属。这还不算最近两年先生在《读书》上推出的九篇(共刊十一期)新作。当然，更重要的是，先生在《读书》上发表的，大都是原创性的大块文章。这也可看出《读书》同人对于先生的礼遇：经常发上、下篇，不受一年上几回的限制，还允许做各种文体实验！
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