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陈平原：与《读书》结缘
编者按
陈平原先生是《读书》杂志的重要作者，在他看来，其人生中的三次学术转折，也都和《读书》密不可分。而他文中“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的文体描述，同样值得重视。
与《读书》结缘
文 | 陈平原
（原载《读书》1999年4期）
结缘《读书》，对我来说，是个非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因其深刻影响了我此后的学术生涯。
若不是为了写作本文而略做盘点，绝对想象不到，十五年间，我竟然在《读书》上发表了三十七篇文章！未曾开设专栏，也并非高产作家，竟有如此骄人的业绩，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读书》有许多雷打不动的名家，我还挤不进这支“铁军”；不过，就个人而言，还没在别的杂志上发表过如此数量的文章。更何况，我的三次学术转折，都与《读书》杂志密不可分。
一九八四年秋天，我北上求学，那时《读书》已经创办五年，基本形成自己的风格，但还说不上“名满天下”。因朋友的介绍，第一次到朝内大街参加《读书》的聚会，印象极佳。编辑见了新老作者，按照通例，都是笑脸相迎——即使对你不太感冒。《读书》的几位女将，却是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一见面就单刀直入，叮嘱“以后多为我们写稿”。一副“自家人不必客气”的样子，让你感觉挺受用的。
中山大学念书时期，陈平原（中坐者）与同学合影（来源：thepaper.cn）
让你多多写稿，但没承诺为你多多发稿，这一招进退自如，妙不可言。有很多作者因此而“上当受骗”：冲着那坦诚的目光与可掬的笑容，稿子源源不断地飞去，又源源不断地归来。据我所知，《读书》的退稿率，在国内杂志中绝对名列前茅。不只退年青人的“习作”，而且退大专家的“宏文”。如此“胆大妄为”，竟没有引起公愤，诀窍在于其善于使用挡箭牌：“文体特殊”。
我曾妄加揣测，《读书》的办刊方针，思想上追摩的是《新青年》，文体上神往的则是《语丝》。关于“语丝文体”，鲁迅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周作人则称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半个世纪后，由于《读书》的出现，而被发扬广大：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故作者之进入《读书》，不只需要“思想”的共鸣，更包括“文体”的磨合。
我很幸运，因一特殊机缘，未经“艰辛的磨合”，便顺利地挤进了《读书》的作者队伍。这很大程度得归功于《读书》诸君“千金买马骨”的诚意。
记得是一九八五年的初夏，照样是在朝内大街那幢老灰楼，《读书》召开座谈会，表示其介入当代中国学术思潮的意向。那时，钱理群、黄子平和我合作撰写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刚刚完稿（后刊《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文章尚未面世，但其主旨及基本思路，已在年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口头表述过，承热心人代为“广而告之”，在学界已略有知闻。如此“好苗头”，岂能瞒过素以敏感著称的《读书》？会议期间，主编董君出面邀请我们变换语调再写一篇，理由是：《读书》并非专业刊物，承担沟通学界与大众的桥梁，故不避“重复建设”。开始不敢答应，怕有自己抄袭自己的嫌疑。可人家说得很诚恳：希望以此为突破口，介入学界的论争。如此雅兴，不能不奉陪。三人略一商议，定了个以“对话”为“著述”的策略——那时我们正对各种文体实验大感兴趣，一心想改变学界苍白干瘪的面孔。开口前，还担心被斥为“没正经”；可话没说完，对方已经拍手叫好，说这正是《读书》的路！
于是，有了在《读书》上连载六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一九八五年十期至一九八六年三期）。这组文章影响之大，出乎我们自己的想象。直到今天，还不断有人向我提起当年阅读这组文章时的激动心情。对于如此不虞之誉，我的解释是：论题的重要性与文体的吸引力，各居其半。
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来源：book.douban.com）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已经进入历史，其是非功过，留待史家去评说。我想说的，是“三人谈”的文体实验。当初之所以引起轰动，与此大有干系。看惯了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突然间有人在那里天马行空般“畅谈学问”，而且落实为白纸黑字，感觉很新奇。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不时有好奇的读者追问“三人谈”的文体归属：到底是“虚构”，还是“实录”？这话不容易回答，只好将“创作过程”从实招来。
关于“三人谈”的文体，最初的设计是：一展现过程，二保留差异，三还原现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即便才华洋溢，在“豁然开朗”之前，总会有“茫无头绪”的时候。可一旦落笔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必定是严整有序、逻辑严密。至于摸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歧路”、稍纵即逝的“火花”、极力回避的“陷阱”，一般都被压在纸背，不为外人所知。告诉读者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并非希望“金针度人”，而是让人家理解你思路的形成，同时便于重复检验。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那些被你舍弃的“火花”，比你极力保留并大加阐发的，更有价值。若如是，则希望高人点拨，免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004年三人再聚，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
再好的合作伙伴，意见也会有分歧。三个性格学识均有差异的学者，凑在一起从事一项共同的事业，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可“小异”并非都可忽略不计，或许正蕴涵着某种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玄机。合作写专论，意见必须一致；“三人谈”则不妨放开，各说各的。当然，常在一起磋商，大的思路比较接近；可仔细阅读，三人的面貌还是相当清晰。这一点，文章刚一发表，就引起细心读者的关注。故意暴露我们在具体学术观点上的差异，目的是使这一“对话”呈现开放的状态，以便吸纳更多学者的参与。
以上两点，想通了，做起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第三点：已经永远消逝的“现场”，可不是那么容易“还原”的。依靠录音机，完全照抄现场对话，必定杂乱不堪——朋友间聊天，谁能够、或者说谁愿意“出口成章”？可要是全靠事后编排，必定成了论文的“集锦”，不只最为精彩的“现场发挥”不见了，还会造成“前言不搭后语”的怪毛病。又要真实，又要可读，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只好折中解决。先就某一题目各自准备，免得过于跑野马；事后根据录音整理对话时，删去过于枝蔓的地方，并补充若干当时记不周全的材料。三人中，子平对文体最为敏感，坚持借括号中的“笑”、“大笑”等形体语言，保留对话的节奏与氛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缘起》（《读书》1985年10期）
“三人谈”发表后，获得广泛的好评；于是，我们将其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合刊，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小书的《写在前面》中，我们专门讨论了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式的“对话”的意义：
思想从来都不是一种自言自语——智慧的火花只有在撞击中才会迸放出来。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新鲜的见解、大胆的假设以至神妙的隽语，是在对话中产生的。书信往来，文章商榷，都不若直接的对话来得带劲。在直接的对话中，你领略到思考的乐趣、口语的魅力和一种“现场气氛”。对话者常常会因冷不丁蹦出的几句隽语或“打通”了某个难题的关节而激动起来。这里没有任何防御的壁垒，对话者乐于“赤膊上阵”，紧张地开动脑筋，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提问，捕捉种种转瞬即逝的思绪。学术性或半学术性的对话，一点也不轻松，尽管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柳暗花明”时固然欣喜欲狂，“山重水复”处更有魅力。论证、说明、释疑、反驳，在对话中悄悄地拓展自己的理论设想。是围绕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一种智力游戏和精神散步。……中国古代文人据说曾经“清谈误国”，然而从那种品评诗文、月旦人物的方式之中，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有时直截了当，寸铁杀人；有时举重若轻，画龙点睛。有风度、有情韵，千载之下，仍能想见当时的倜傥潇洒、挥斥方遒。唇枪舌剑也好，睿智幽默也好，对话必须成为一门“艺术”。聊天容易，真正聊得有“神”，就很难。我们常常觉得，在“神聊”中，“神”比“聊”本身还要重要。尽管聊的是学术，也仍然可能“神采飞扬”。
当然明白将“学术聊天”整理成文发表的危险，首先是“鸡零狗碎”（此乃当年一位机智的读者的批评），其次还可能“卑之无甚高论”（对比经过刻意修饰的论文，这点尤其明显）。但依然冒险前行，而且获得成功，很大程度是读者认可我们的设想：“我们渴望见到更多的未加过分整理的‘学术对话录’的问世，使一些述而不作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化，使一些‘创造性的碎片’得以脱颖而出，并养成一种在对话中善于完善、修正、更新自己的理论构想的风气。”
80年代的陈平原与夏晓虹
正事说过了，还得交代两件趣闻。首先，是关于“三人谈”的署名问题。“三驾马车”中，我年龄最小、学识最浅，为何六篇对话，都以我打头？开始是偶然，而后是老钱的提携后进。万事开头难，“三人谈”的第一则《缘起》，是由子平整理的——因谈话录音后，我和老钱就到西北开会去了。子平兄冥思苦想，希望在不违背“实录”原则的前提下，找到一个响亮的开头。最后选中我掉书袋的一段话。于是，顺理成章，第一次的“三人谈”便由我打头。第二篇是由我整理的，考虑到最早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具体阐发时主意最多的，是老钱，署名因而按钱、黄、陈排列。可老钱审阅文章时，又将署名顺序改回来，说是为了“打破论资排辈的陋习”，同时也便于编辑和读者记忆。
也不能说我在“三人谈”的撰写中没有“特殊贡献”，起码每月一次的送稿，就是由我独力承担的。开专栏必须准时交稿，可每次都手忙脚乱，最后时刻才完工。于是，我骑上自行车（那时乘出租车尚属奢侈），兴冲冲地送稿去了。从北大骑到朝内大街《读书》编辑部，紧赶慢赶，大概需要一小时十分钟。有一回，路遇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人家想跟我多聊几句，可碍于下班时间快到，只好匆匆道别。事后一直追悔莫及，要是另约时间再谈就好了，人家看我无心恋战的样子，以为故意推脱，再也不与我联系了。
第二次在《读书》上集中发文章，是在一九九二年。这组“学术史研究随想”共六则，其中《学者的人间情怀》因某种原因被压下来，第二年才得以问世。这组文章，是根据我在北大开设“中国现代学术史”专题课的导言和结语改写的，其基本思路是借反省百年中国学术，为眼下的突围寻找方向与策略。由于是从讲稿改编而成，残留一些居高临下的口气，敏感的读者会感觉不太舒服，曾有朋友当面向我表示“抗议”。实在抱歉，本意是师生一起直面困境，上下求索，没想到转身板书时，“狐狸尾巴”还是露了出来——这大概可部分归咎于那垫高了的讲台，弄得师生之间很难有真正平等的对话。
九十年代的前三个春天，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实在过于阴冷。尤其在北大，“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受到严重挫伤的学生们，颇有废书长叹，就此“金盆洗手”的。作为教师，眼看那么多昔日的好学生一脸茫然地闲逛，或一头扎进“托福”，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一脸茫然”的远不只是入世未深的青年学生，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
《学者的人间情怀》（《读书》1993年5期）
“时代思潮”云云，不好信口开河；至于我自己，九十年代之所以转治学术史，有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八八年起即追随先师王瑶先生承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课题）；但突然的政治变故，更是重要的触媒与动力。与个人气质与志向有关，本就不是什么“政治人物”，所谓“议政”不成、转而“论学”的概括，对我并不适用。但大谈“学术史”，确实是蕴涵着对于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思考。没有现实的刺激，不会如此果断地搁下正在兴头上的小说史研究，也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以及由此派生的“体贴入微”。
表面上，关注的主要是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但问题意识的形成，受制于当下寻求突围的思考。对比同时期我发在《读书》和《学人》的文章，前者的“现实感”几乎不加掩饰。从专业角度看，这组文章没有惊人之论，具体观点甚至招来某些高人的非议；可立说的姿态，尤其是文章中难以明言的“那一股气”（并非“凛然正气”，也不是“灰心丧气”，更接近读书人平日所说的“骨气”与“傲气”），令许多年轻学生大为感动——这可是大学以外的专家们很难料想到的。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来源：book.douban.com）
迄今为止，《学者的人间情怀》是我的文章中被引用及转载次数最多的。引用有“正面”“反面”之分，转载也有“精选”“史料”之别，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对这则非专业的短文颇为偏爱。不在于文章是否精彩，而是因其真实地记录了我在大转折年代的脚步。不管你持何种观点，九十年代初中国读书人的精神走向，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历史”。若干年后，生活在另一天地的“新锐”，很可能对我辈踉跄的脚步大不以为然；可我不想掩饰自己（大而言之，则是“这一代”）窘迫的思想困境与拙劣的突围策略，为的是见证这“伟大的时代”。
从在乱世中寻求安身立命的初始动机，到将“学术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一转变，在我，是在九一年初春完成的。一年后，我正式在北大开讲“中国现代学术史”。不用说，课讲得不算好，因准备很不充分，可同学们（包括许多进修教师）反映非常强烈。第三教学楼容纳百人的大教室，常常座无虚席。说实话，我很感动，没有他们的鼓励与支持，这课能否按原计划讲完都成问题。等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达下来，北大的舆论环境开始宽松，我和我的学生们方才喘过气来。
邓小平南巡（来源：zgdsw.org.cn）
《读书》杂志面向全国，不会将自己与一所大学的师生的精神状态捆绑在一起。可我相信，类似的情况，其他学校也都存在。这也是我这组学术性不太强的文章，在高校的反映远较社会为好的原因。
第三回大量占用《读书》的宝贵篇幅，是九七至九八年的“老北大的故事”。这次是七则，可头两篇是一分为二构成的——可见，仍是“六六大顺”。知道《读书》稿挤，原本不好意思过多打扰，没想到最后还是作了“回头客”，似乎真的“姻缘前定”。
写完《北大旧事》的“前言”，说实话，颇为得意。于是，送给京城里一家常来约稿的大刊物。不久，责任编辑一脸尴尬地找我商量：能否删去“紧挨着皇宫的大学”一节，因其提及老北大学生“闹学潮”。责编是北大毕业生，当然明白这一节的意义，也曾据理力争，可主编的态度异常坚决，说是为了顾全大局，文章中无论如何不能出现“学潮”二字——不管是谈历史还是说现实。我当然不会如此委屈自己。稿子要回来了，翻开折叠的那一页，真的吓了一跳。以下引录的这段话，划了两道粗大的红杠，还连打了三个惊叹号：
不满足于寻求新知，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这一自我定位，使得“闹学潮”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很难想象，没有学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大学，北大固然以培养了大批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而骄傲，可北大影响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则在于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而在某个特定时期，“闹学潮”几乎成为“争民主”的同义词。
任凭我推敲再三，还是看不出这几句大白话有何违碍之处。谈的是北大的历史，而且是从晚清、五四一直理下来，不谈“学潮”那才怪。可这位严格把关的主编，还是决定“忍痛割爱”——这话是他请责编转达的，我相信并非虚情假意。
陈平原《“太学”传统——老北大的故事之一》（《读书》1997年4期）
这时候，《读书》的胆识与胸怀，自然显示出来。我主动说明文章被拒的原委，希望他们从严审查，免得留下后患。责编吴女士与我一样愚钝，看不出有什么不轨图谋，于是大笔一挥，将文章裁为两截，其他的只字未改。据我有限的消息来源，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就这两则短文的“倾向性”提出批评。
可是，别高兴得太早，另外两则自以为做得很不错的考据文章，倒是确确实实惹了大麻烦。《北京大学：从何说起？》一文，第一次利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学堂纪事》里保存的大学堂总办告示，确认大学堂创立于戊戌年的十一月十八，转换成西历，即1898年12月30日。将近一个世纪的悬案，一旦揭开，喜不自禁。可后来不少谈论大学堂创立的文章，信口开河，让我大失所望——考据文章，讲求的是史料坚实、论证严密，而不是“政治正确”。在拙文面世后的一年里，报刊上时有关于北大生日的考辨文章发表，只有两位先生使用了那则关键性的“告示”。这其实很可悲。对新资料不敏感，也不希望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想当然地发表高见——以此态度考史，实在不敢恭维。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校舍（来源：国家图书馆）
同是考据文章，考大学堂时不受重视，考新北大又太受关照。《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发表后，国内外传媒引述发挥的甚多，以至引起某些要人的反感。在我的所有文章中，对于此文的评价，分歧最大，而且产生“实际效果”。在我，其实并无多么高深的“用意”，只是遵循学者寻幽探佚的本心，力图以我所学，去解释一个悬而未决的“故事”。对此文可能产生的震荡，不能说毫无意识；原本以为只要严守史家的界限，点到即止，不做过多阐发，便可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看来还是不行。或许，这题目本就属于禁区，怎么做都可能“添乱”？
考辨“老北大的故事”，并非出于政治讽喻，可也不是纯粹为了好玩。谈“老大学”，当然是有感于近在眼前的“新大学”；至于选择北大作为研究个案，自是因其性格鲜明、身份复杂，可说之处甚多。考证北大校史上若干疑案，只是文章的切入口，我所真正关注的，其实是蕴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史线索。熟悉风云变幻的“百年中国”的学者，对我从学术史转入教育史，进而抓住“老北大”大做文章，想必不会有任何惊讶。
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来源：book.douban.com）
倒是“故事”二字，容易引起误解。在《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一书《小引》中，我对此略有说明：
既然着眼点是学术，为何题为“故事”？除了借阐释“故事”展现历史图景这一写作策略外，更希望沟通文与史、雅与俗、专家与大众、论著与随笔。
以我的体会，变化文体的追求，很容易获得《读书》的支持——这也是我将这组文章主要交给《读书》刊发的原因。
从“文学史”到“学术史”，再到“教育史”，十五年间，我的学术兴趣时有推移；每次转折，《读书》都曾慷慨地提供篇幅，让我留下雪泥鸿爪，真是感激不尽。可三回《读书》上的集中表演，既与笔者学术思路的转移相关，也与文体实验不无干系：第一次是“对话”，第二次是“演讲”，第三次则是“故事”的考辨。
记得《读书》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当年争论不已的口号，如今变成了老生常谈，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进步”吧。回首二十年的风雨历程，我想狗尾续貂，为《读书》的宗旨再补上一句：学术探索与文体实验，同样也应该“无禁区”。
《读书》二十周年纪念，自有高手为其“回眸”与“展望”。在此等“宏大叙事”旁边，点缀若干“私人叙事”，可再次印证“红花也需绿叶扶”的俗语。同时，以叙述个人琐事，来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杂志“祝寿”，也算一种不太离谱的尝试，而且恰好呼应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读书》之“文体特殊”。
1999年2月2日于京北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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