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 | 陈原：《读书》起步那几年……
编者按
1999年，《读书》创刊20周年之际，创办人之一的陈原先生，写下此文，深情回忆了他“深层记忆里抹不去的人和事”。的确，《读书》风雨四十载，最不应忘记的，就是初创时期那些可爱、可敬、可佩的老人们……
读书起步那几年……
深层记忆里抹不去的人和事
文 | 陈原
（原载《读书》1999年4期）
《读书》不是在暴风雨中诞生的。《读书》是在龙卷风过后，穹空露出一角蓝天的日子里诞生的。
它好不容易熬过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富有魅力的二十年；同时也是荆棘丛生的二十年，风霜雨雪的二十年。但毕竟是充满希望的二十年。
如今《读书》长成了，壮大了，在读书界生了根。然而它起步和学步头几年的人和事，却长埋在我的深层记忆里永远抹不掉……
二十个春秋，它走过的路决非平坦，但它毕竟走过来了。
《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云：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二十年前某一天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几个读书人聚在我住的病房里，商量办杂志的事。
恶梦终于醒过来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扣人心弦，扭转乾坤的全会开过了，破晓了！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
陈云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来源：cpc.people.com.cn）
园地在哪里？办杂志。办一个讲真话的杂志。办一个不讲“官话”的杂志。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不崇尚豪言壮语，不夸夸其谈，不随风倒，也不凑热闹，保持冷静客观头脑，独立思考。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人师表那样的道貌岸然，自然、朴素、平等，完全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杜绝棍子！
以上这些不是我现在想出来的，而是从深层记忆里掏出来的，应当说是编辑部同人当时的共识。
1979年的学生上课场景（来源：language.chinadaily.com.cn）
这样，就这样，几个读书人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个将出生的婴儿，应当是一个“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
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定位，不是我们几个读书人冥思苦想得出来的，而是从时代的巨人发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号召那里得到启发的。
经过十年文化“扫荡”之后，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这声音很快便被读书界接受了，带着几分惊喜或者还带着几分疑虑接受了。其实这声音很平凡，其实只不过意味着人们突然找回了自己，找回已被压抑的心声，或者说人们好像重新发现了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而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
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如果说这篇文章当时震撼了整个读书界，那也许是夸大其词，但是这样的命题确实得到了许多读书人的共鸣。
海内外不少读书人好像遇到奇迹。人们奔走相告：啊啊，读书无禁区？啊啊，读书无禁区！
李洪林《读书无禁区》（《读书》1979年1期）
自然，有高兴者，就有不高兴者；有拍手称快者，也有忧心忡忡者，有认为是离经叛道者，甚至有认定是脱离党的领导的奇谈怪论者……
怎么，读书无禁区？胡扯！难道让六岁儿童去读《金瓶梅》？难道叫小学生都去读《鹿鼎记》？去读艾奇逊那反动的白皮书？去读布哈林？去读托洛茨基？去读胡适？去读陈独秀？难道难道难道……
这许多难道，有点近乎鸡蛋里面找骨头。几乎不能相信是成年人说的话。但它确实是清醒的或过分清醒的成年人说的话。
实际上，那时人们已经畅谈科学无禁区了；可是读书难道可以跟科学研究相提并论吗？那时，《读书》编辑部同人(其实所谓编辑部只有那么几个人，连后日出版界传为佳话的编辑部“四朵金花”都还没全到位)对这个问题却一致给出肯定的答复：如果读书设置禁区，那么怎能做到研究无禁区呢？况且，连读书都设置禁区，怎能响应“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呢？
《读书》创刊号封面
那时，编辑部同人谁都不以为已经离经叛道了。不。我们提出这样的命题，只不过是针对绝灭文化的十年现实说的，只不过是针对泛滥多年的极左思潮说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理想，丝毫没有改变，更绝对没有想过脱离领导。独立思考、解放思想，跟脱离领导、反对领导绝对不是同义语。
现在的年轻人看了我上面的陈述，必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笑话，或者认为二十年前某些人一定发了疯。但那是事实。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思想过敏症。
幸而那时已不兴棍子了，但压力还是困扰我们。
其后在一次有几位我尊敬的同志在场的汇报会上，我想迅速跨越过这个深沟，只好用传统的方式，作了包揽“错误责任”的检查。我的检查要点是这么几句：
如果认为读书无禁区的提法有严重错误，我承担全部责任，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处分。我是这个杂志的主编，从选题到挑选作者到审稿到清样签字，都由我负责。编辑部同人不熟悉这个杂志的格局，他们完全按照我的意见操作，所有错误跟他们无关。
我说话是诚恳的，也说得很沉重。我没有说假话，但我也没有说真话：我用了“如果”两个字。
陈原（来源：people.com.cn）
在座的几位可尊敬的同志听了，连连说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吸收经验教训就是。
汇报会开过，这个死结似乎就化解了。至于我们。仍然主张“读书无禁区”。
正如三百多年前(一六三二年)伽利略说的：
Eppur si muove！(它仍然在转动着！)
仍然是读书无禁区！一年之后，当《读书》创刊一周年时，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一篇自我反思的纪念文章，又一次重申我们的信念：读书无禁区！
这就是《读书》的品格：“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纪念文章是本刊发起人陈翰伯执笔的。这代表了我们编辑部同人共同的信念。——翰伯是个勇敢的人、真诚的人、在真理面前全无畏惧的人。
有点像童话，不是么？类似的童话还出现过多次，不过震动不大，很快都化解了。只有一次还值一提。某一年，在某次会上，一位可敬的同志突然说，你们这个杂志还是谦虚一点好，比方说“以读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就有点狂。你们怎能进行思想评论？评论思想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只有最高权威机关才能发动思想评论。
平心而论，他说得很恳切，并无一点恶意，完全是善意的规劝。
这次会我在场，翰伯不在场。如果他在场，他会立刻跳起来反驳的。而我不想说话，因为我一听到这位可敬的同志说“发动”两字，我就明白，在意识形态沼泽里打惯滚，得了“思想敏感症”，他理解的思想评论就是发动大批判，就是发动思想改造运动那样的意思。那当然是我们不能为的，我们也决不为。这是常识以下的可笑的命题。不料在座好几位同志(完全与《读书》无关的同志)却对此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他们纷纷表示，人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去表达，也就是说可以去议论。百家争鸣不正是互相进行思想评论么？权威可以评论，老百姓也可以评论，机关可以评论，个人未尝不可以评论。……这么一来，七嘴八舌说开了，没事了，化解了，阿弥陀佛，不成其为问题了。
陈翰伯（来源：cp.com.cn）
摸着石头过河：第一个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折腾，毕竟思想的窄门绽开了。人们看见的是五彩缤纷的世界。啊！原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古典的，拟古典的，反古典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超现代的，现实的，超现实的，什么论什么主义什么什么一齐呈现在读书人的眼前。
面对此时此地，放眼大千世界。时代前进了，而《读书》也跟着前进了。此所谓无愧于时代乎？
《读书》是读书人办给读书人看的杂志。读书人是什么？读书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近几十年来比较熟知的一种权威答案：知识分子是一根毛、一撮毛，只不过是附在某种皮上的一根毛、一撮毛。这皮，不是人皮，不是兽皮，而是阶级的皮。附在什么阶级呀？——因而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说。
可怜啊，知识分子！
但也有另外的说法，例如高尔基的说法。这说法见于世界闻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夏利亚宾(三十年代多少人迷醉于他的《伏尔加船夫曲》呀！)的回忆录里。
高尔基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有点拗口：
这是在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在准备挺身而出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的人。
高尔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有多么高尚的灵魂呵。
捍卫真理。时刻准备着：为真理而作出自我牺牲。
无论怎样自我陶醉，无论怎样爱护这个杂志，谁都不能得出结论说围绕着《读书》的读书人(编者作者读者)达到了这样的思想高度。不。绝不。但是创办《读书》的知识分子却不乏这样的想象力，至少有传播真理的勇气。要不，《读书》早就在人的心目中消失了。
我想起了《读书》的发起人陈翰伯。
陈翰伯漫画像（丁聪绘）
陈翰伯（一九一四——一九八八年)发起办《读书》时，年六十五岁。如果减去史无前例的十年，才五十五岁。
翰伯是个道地的知识分子。他正直，正直到令人吃惊，人说有点戆。他不会奉迎，他坚持他认为对的观念。正直而有胆量。不怕神鬼，不怕偶像。不怕官，不怕管。他只服从真理。他对待别人就如同对待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办《读书》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编过报，编过书，编过杂志。我与翰伯相处数十年，从未见过他钟情一个杂志像他对待《读书》那样，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力都倾注在这个杂志上了。没有翰伯，《读书》是办不成的，即使办成，也早就夭折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虽被病魔折磨，但直到最后几天因我去外地与我握别时，还叮嘱我回来立刻商量进一步发展《读书》的设想。可惜，他等不到我回来，竟然先走了，他的发展设想也跟着他消失了。
《读书》起步的第三年，失去了另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史枚。
史枚(一九一四——一九八一年)也是六十五岁时进入《读书》的，是《读书》最初的执行主编(名义上是副主编)。
他很早就从事革命斗争，坐过两次牢。他的后半生完全献给编辑出版事业。我跟史枚共事多年，在白区和在解放后。跟他共事是很愉快的，同时也是很不愉快的。无论愉快还是不愉快，都是起因于他的执着。他的执着是从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产生的。我们两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但几分钟后，我们又笑嘻嘻地从新开始。他用不紧不慢的声调，为一切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争辩，不为名、不为利、不随波逐流，只要他认为必须争辩的，他会没完没了把你缠得要死，直到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他够得上高尔基定义的那种知识分子。
史枚漫画像
在最初的两年间，是史枚塑造了《读书》的体型和品格；没有他，这个新办的杂志要形成自己的特殊风格，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他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办刊经验，以及对我们的事业特有的那种热情和毅力，驾轻就熟地迅速使《读书》成型。他从不知道休息为何物(过去我与他共事时如此，办《读书》时更是如此)；他也从不知道畏惧为何物(凡是他认为应当说的，他都直说)。他突然脑溢血时，身边放着的是经过他审阅修改的《读书》下一期的稿子。他死在岗位上。他死在《读书》执行主编的岗位上。现今的读者怕很少知道史枚这个名字，这倒没有什么，他，史枚，本来就甘心做“无名英雄”。人们可能忘记了史枚这个名字，但他培育的《读书》进入了读书人的心房。而这就够了；对于像史枚这样的无名英雄，这就够了。
史枚解放前编辑过的几种刊物（来源：cnbksy.com）
十八年前，当史枚离开我们后四天，我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其中说到我未能完成的一件遗憾事(刊登在《读书》一九八一年某期)，但语焉不详，欲言又止，没有说穿，没有说全。
事情是这样的：他逝去前一个星期，郑重地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读后转送上面。我读了信，我决定不转送，因为不仅没效果，而且因为在这之前几天，我已经被委托去“规劝”我们这位天真的知识分子，规劝他不要频频请求为某某人、某某书、某某学派(完全不是为他自己，虽则他也曾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没有接受这委托，我根本不认为这需要“规劝”——那时“两个凡是”还很猖獗，自然某些人对史枚的“喋喋多言”有点烦。在他生命最后日子让我转出去的信，是请求为布哈林平反。在那样的气氛下，我不想转信，我不想因此给他再添麻烦，正要跟他说明当时的气氛时，他走了，真遗憾。可是他留给我的是他那为天下事打抱不平的崇高品格。也许史枚的这种品格已渗透在他培植的《读书》中，也许万千读者也感受到了，也许竟被感染了……
人们说，不知为什么许多老学者热心支持《读书》。那有什么奇怪？思想不以年龄划线。去年先后辞世的吕叔湘(一九〇四——一九九八年)和钱钟书(一九一〇——一九九八年)都是偏爱《读书》的老学者。他们从头就无微不至地关怀《读书》的成长。而吕老的关心更是非常特别的。
吕叔湘《未晚斋杂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读书》起步那几年，每一期出版后不久，编辑部便收到吕老寄来的正误表。他读得很细，他义务为我们的杂志做校对员。天下有这样的大学者做校对员的么？如果有，那就是《读书》拥有的吕老。有书为证：
某年吕老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
昨天写信给沈昌文，指出《读书》里的几个错字(按：何止‘几个’，其实是一箩筐——引用者)，我现在是简直得了错字过敏症了，原想写一篇文章把这股子气泄掉，谁知依然如故，真是不得了！
《读书》起步那几年，报刊书籍中错字多如牛毛，解放后所未曾有过。也许这就是十年浩劫直接的后遗症。吕老对此深恶痛绝，他用自己不疲倦的行动，打动《读书》去消灭错别字这种不文明和无教养的象征。
吕叔湘漫画像
但是这位老学者对《读书》的关注，绝不止此。譬如某一年，他跟几位老学者在《读书》编辑部召开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发言，就语重心长地表达了老一辈学人对引进新思潮的殷切期望。即使在只有几个人参加的小会上，吕老竟然郑重其事地预先写出详细的提纲。他告诫我们的杂志，凡是介绍或引进者，首先得弄懂这是什么东西。介绍者自己对所介绍的对象还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却侃侃而谈，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贩卖”。吕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规劝的，其实他接触到的是一个本质问题。吕老说，要从我们自己，从杂志的编辑部做起。这次谈话，引起某些人的误解，以为老一辈的学人反对新的思潮。真冤呀。
近来有人说：“历史拒绝怀旧”。然耶否耶？我不知道。但不是说“以史为鉴”么？不讲旧事怎能成史？又怎能看见历史老人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不管历史拒绝不拒绝，写下一段怀旧文字，但愿“上帝”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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