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纪念 | 孙歌：伴跑《读书》
编者按
孙歌老师应邀，为《读书》四十周年纪念写下这篇文章。“伴跑者”的意象，既是她的自谦，也代表了一代代作者、读者，乃至编者的形象。与大家分享这篇文章之余，《读书》有感而发：谢谢大家多年来的陪伴！希望我们能越办越好，能够与你们一起永远跑下去……
伴跑
《读书》
文 | 孙歌
（《读书》2019年4期新刊）
很多年以前了，一位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因为转学再没有联系过的同班同学，突然从美国给我寄来一封信，希望可以在他回国探亲的时候见一面。几经辗转，这封信到了我手里。是否是《读书》编辑部转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见到我的时候，兴奋地连连说：“幸亏有《读书》！我一看到你的名字，就知道那一定是你。”
原来，这位专攻计算机的理科才子，在美国一直订阅《读书》杂志。他在里面见到了我的名字，搅起怀旧思绪，遂有了这次聚会。
《读书》可以让故人重逢，也许是这份杂志的编辑们未曾想到的附加功能吧。
这样的经验在我这里倒是颇有几次。跟久不见面的朋友偶遇的时候，往往听到对方有心无心地说上一句：看了《读书》，知道你还在写呢。其实，我每年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一般也就是一两篇而已，有些年头甚至干脆空白；但是只要在《读书》上出现，似乎就发出了“还在写呢”的暗号。至于在其他杂志上发文，好像就没有这个功能。《读书》不仅让故人重逢，好像也还是个接头的地点。
孙歌（来源： thepaper.cn）
与《读书》结缘，想起来也有三十多年了。我并不是热门的作者，也不能算是热心的读者，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跟《读书》的缘分才没有断过。跟世上许多事情一样，只有不刻意地去追求的事物，才能最长久地相关。对我来说，跟《读书》的关系有点像是一起跑步的伙伴。虽然是各跑各的，而且我常常落后，但是拐个弯却又总能碰上。大概更准确的说法是，《读书》是跑道上的选手，我在场外某一段路上跑步做伴；在这份杂志的马拉松里程里，我算是一个不太称职的阶段性伴跑者吧。
给《读书》供稿，是我给各种杂志投稿历史中最持久的。当然，这得益于这份杂志的历久弥新。几代编辑更迭，几番风格蜕变，《读书》却仍然还是《读书》。它在读书界或者思想界，始终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独特之处在于，无论它的风格内容有怎样的变化，提到国内的大小杂志，多数人总是会先想到它。据说，这也是在普通书报摊上唯一可以买到的综合性学术思想刊物。早年记得有过关于“《读书》体”的说法，稀里糊涂地写下来，我却一直没有搞清楚那应该是怎样的文体；年龄渐长，关于文体的想法却越来越淡，遂不再去想它了。给这份杂志写稿，似乎可以释放真性情，哪怕是学术文字，也不妨随性道来。对我来说，这就是《读书》体了。
给《读书》供稿的经历中，最难忘的是二〇〇〇年。那一年，我与几位朋友坚持了几年的与日本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刚刚找到感觉，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关于战争记忆的讨论。当时跟今天不太一样，中日知识分子不加回避地讨论战争记忆，并且交换各自社会生活中与此相关却很难共享的感觉，其实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各说各话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是当时处理这类话题的通行方式，坦率地面对面交换看法，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我们刚刚开完了讨论会，《读书》主编就来约稿，要把中日双方学者关于各自战争记忆的稿子发在同一期上。这在当时还属于新鲜事。那组文章刊发之后，收到了一些反馈，而且引发一连串后续效应，无论是褒还是贬，对我都意义重大。正是这次经验，让我真正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政治与大政治的关系产生了切肤的感觉，从而转向了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实践层面，也开启了其后我在中国与日本社会的一些意想不到的经历。不过，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事情，写在这里就算跑题了。要说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每当我想到自己学术转折的经过时，都不自觉地会想起《读书》。对于我而言，《读书》是我学术生涯中发生转折的重要媒介，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媒介功能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读书》2000年3期发表一组中日学者关于战争记忆的笔谈。图左为当期目录，图右为孙歌文章的题头
一份杂志，要想有自己的主张实属不易。立场过分鲜明或者干脆没有立场，都不能算是上品；弹性和底线，永远是一对患难弟兄。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编辑的眼力和魄力。好的编辑方针，不是追认学界的现实，而是推动那些隐藏着的可能，不是硬性拔高作者，而是激发作者潜在的能量。在今天商品化趋势极大地伤害了知识界、知识分子纷纷转身成为明星的时候，一份杂志如何坚守自己的伦理底线，变成了严峻的课题。或许，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我的这个期待有些过分，但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觉得《读书》值得这样期待。
按照礼节，本该说《读书》见证也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变迁的大历史，不过我打算省略这个环节，因为反正总有人会论述《读书》这个功能的。这倒不是说我认为《读书》没有见证历史和参与历史，大概在同时代的各种刊物里面，它是对于现实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实践最强的杂志之一。每当社会上出现各种变化，《读书》总会推出相应的讨论，我想，几百年之后的学者想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大概也会把这份杂志列入资料名单。有时候我甚至会突发奇想：几百年之后，那个时代的学者通过《读书》会建构出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世界呢？
80年代《读书》举办“读书服务日”。这一活动“无主题，无主持，无开始，无结束”，作者和编辑清茶一杯，自由座谈，旨在沟通与交流
不过私下里，我一向觉得读书人跟现实的关系没有那么直接。举例来说，《读书》经常发表一些针砭现实的文章，特别是最近几年，它持续发表有关知识界评价体系的讨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学术评价标准的堕落，普遍性的知识腐败，在学界几乎是有目共睹的现象，但是批评归批评，腐败归腐败，这井水不犯河水的现实格局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各种跟利益链直接配合的“学术评价”机制，绝不会因为舆论界指出它的丑恶而有所改变。问题并不在于那些批评者是否也从这个利益链条中受惠，而在于即使是洁身自好的批评，也无助于这个鱼龙混杂局面的改观。
《读书》近年持续发表揭示期刊影响因子商业逻辑与可操纵性的文章，引起过学界广泛的关注
当然，跟现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跟现实没有关系。所以我并不是主张因为不能直接改变现实就放弃各种健康的批评。我只是希望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与历史同在”或者“见证历史”，绝非如此容易的事情：批评很重要，但是远远不够。我个人做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心得之一，就是理解了历史并不按照读书人的设计往前走，虽然读书人在本能上总是希望自己的工作可以设计和影响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且会不自觉地夸大自己这些努力的功能，不过历史并不会顺从任何主体的意志，它任人指点，任人打扮，却不会跟着任何人走。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是真理。只不过，人民群众不是可以辨认的几个人或者几群人，人民群众是无数人群所产生的具有制衡关系的合力。与历史同在，说到底就是与这种时刻变动着的张力关系同在，体验它，谨慎地呈现它，并且随着它的变动不断地修正自己与它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复杂过程。
如果谈到言论影响现实的话，读书人能做的事情，比想象的少，同时又比想象的多。比想象的少，是因为现实并不会因为读书人的指点江山而直接发生改变，甚至在大众社会信息发达的情况下，舆论的力量虽然可能直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个案，但总体上说，无助于解决那些牵一发动全身的根本问题。在直观的可视层面，知识分子的批判未必直接改变现实，不过即使如此，各种意义上的批判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所谓“社会的良知”，说的就是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一个没有西西弗斯的社会，就是一个失去了正义感的社会，在犬儒主义笼罩一切的时候，人类就失去了精神的力量。
但是反过来说，读书人虽然并没有能力直接改变现实，可以做的事情却远远超过一般的想象。历史通过文字记载、通过器物和各种可见形态留下它的痕迹，不过所有这些痕迹都不可能自动地具有意义。赋予它以意义，这是读书人需要做的事情。如同各行各业都创造价值一样，读书人也要创造价值，这种创造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赋予事物以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大众传媒正在日益垄断意义与价值的领域，社会生活也日益在广告的引领下以丰富多样的表象迅速地单一化，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广泛地依赖于条件反射。也许，这是一个最难以培养想象力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缺少意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意义”几乎失去了内容，变成了速溶鸡精冲泡而成的警句。读书人需要在标准答案的深渊中寻找和打捞，谨慎地提炼出鲜活有生命的意义。被磨平了棱角的日常生活，被不假思索地归类的各种说法，甚至那些貌似新奇的平庸想象，都是意义的杀手。《读书》提供给我们的空间，正是与这些杀手对抗的战场，这是锤炼我们想象力的绝好媒介，也正因为如此，对它的期待也自然水涨船高。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万花筒。它们对于纸质阅读，乃至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
中国学界好像不缺少刊物，尤其是核心期刊。当然，要是按照现在的行规，核心期刊可能还是不够用；多数具有权威的核心刊物都是某个学科范围内“专业性”的，主要功能是给学生们的就业和学者们的上升提供条件。所以核心期刊需要配合学术体制，要跟体制内的某一个学科对接，因此综合性期刊多难以具备权威性。这种一条龙的配套其实很经济实惠，常常听到人们说：刚刚在某某权威刊物上发了论文，这下子可以解决某某问题了。而那个最重要的部分——论文的内容，倒是屈居第二位了。
我自己也跟少数学术刊物有关系，写了论文会投稿给它们。只不过没有提职称的必要，所以不太关心对方是不是核心期刊，关心的只是刊物的编辑方针是否在思考上同道；有一些论文，干脆给了以书代刊的同仁杂志。不过，学界日益窄化的分科制度，会使得很多思考不得不溢出学科的框架，其实可以选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也十分有限。《读书》不能算是专业学术期刊，竟然也出现在部分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的核心期刊名单上，只不过它似乎在核心期刊里还有些边缘，提升学者地位的功能有限；这倒是《读书》的福气，因为至少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除了它的内容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关心的要素了。
《读书》 审读文章，可以说也是除内容外，并无其他关心的要素。图为90年代编辑部。左起：叶彤、贾宝兰、郝德华、吴彬、李学军、汪晖、黄平
不过《读书》也有它的困境：与它同类的刊物很少。虽然现在的时髦说法是电子化时代挑战了纸本出版物，我倒是觉得更大的挑战在于同类纸本刊物的匮乏。缺少同类刊物，这是《读书》的悲哀，因为这意味着它缺少良性竞争的伙伴。没有了高水准的良性竞争，很容易失掉紧张感，内在的革新动力就容易涣散。其实为人为文为刊，这道理大致相当：一炮打响很容易，难的是持续地真实地进展。《读书》一路跑来，个中辛苦只有历届编辑们心里有数；我作为某一阶段的伴跑者，也同样感受着自我革新的艰难。希望《读书》跑得更有风采，这将是对作者们的最大回馈。
（《我与〈读书〉》，《读书》编辑部编，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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