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古代无科学技术之说，古汉语描述科技方面的词大致是技、技（伎）巧、方伎、术艺等，而说一个人喜钻研、懂技术，有可资实务的专才特长，一个常用说法是“有巧思”。一方面，“巧思”含有称誉之意，另一方面，也暗藏玄机，常招祸至。本文对“巧思”长期被泛化、边缘与消解的状况做了一番梳理。
有巧思：忧伤的手指与李约瑟之问
文 | 马陈兵
（《读书》2020年2期新刊）
四○七年，后燕皇帝慕容熙的皇后符训英死了。为让符氏在墓中仍享受“巧思”的服务，慕容熙杀嫂：慕容隆妻张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将以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禭靴，中有弊毡，遂赐死。（《晋书 ·慕容熙载记》）
有巧思，张氏杀。如此不祥褒奖引出一个被主流研究视野忽视的关键词：巧思。《二十五史》中，“有巧思”之誉颇不易得。自《三国志》首称诸葛亮“长于巧思”，下至明清，获誉者多为天文历算或工程营建方面杰出人物。另一方面，“有巧思”亦近邪佞，易招祸，张氏不算寂寞。正如李约瑟之问所集中表达的问题：十八世纪西方的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东方的中国？中国古无科学技术之说，也未产生与现代科学类似或接近的学科分类。天文历算、营造法式、都水考工之类，大致都是基于民生实务与行政管治而产生的对应性安排。古汉语描述科技方面的词贫乏含混，大致不外技、技（伎）巧、方伎、术艺、巧智，而说一个人喜钻研、懂技术，有超出普通士人、文官知识范畴的可资实务的专才特长，通用说法便是 “有巧思 ”。但此词诡魅飘忽，暗藏杀机。何以然？须溯源。两千多年前，一只木（竹）鸟飞上天。《墨子·鲁问》：“公输子削竹木以为䧿，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般即鲁般、鲁班。新版本很快出来。《韩非子》说，墨子发明木鸢，“蜚（飞）一日而败”。其后《淮南子》又让两人共同列名：“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削竹木以为䧿”，漫画（来源：baidu.com）东汉王允著《论衡》，大发疑古之辩，引出鲁班“巧罪”：世传鲁般“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般巧，亡其母 ”。在别处，鲁班之巧也被视为可能危及人母。《礼记·檀弓》：季康子葬母，鲁班推荐其使用新发明的木工器械，有人大骂：“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毋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鲁班“巧罪”在民间传说中继续荒忽远骛。《朝野佥载》谓鲁班为敦煌人，骑自制木鸢到凉州替人造塔。其父偷开木鸢，飞到吴会，被视为妖人杀了。故事末尾说：“六国时，公输般亦为木鸢以窥宋城。”这一来，事件又被拉回到两大巧人公输与墨子辩难斗法之时。鲁班神像图（周培春《民间神像图》，来源：shuge.org）
《墨子·公输》说，公输般为楚造云梯将以攻宋，墨子赴楚见公输与楚王，通过辩难和攻守模拟，证明楚无胜算，成功弭兵。记木䧿事的《墨子·鲁问》，即在《公输》之前：公输子削竹木以为䧿，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䧿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墨子谓公输般木䧿不巧的理由是“故所为巧”，即巧的实用性和性价比。之前公输炫夸他发明的钩强，吴人用此武装舟师打了胜仗，为有大用，但也遭墨子否认。这回墨子的王牌是“义之钩强”，巧的评判标准，被置换成道德伦理和社会效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 “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曰：“吾不如为车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輗，拙为鸢。”
同因实际功用不如车輗，巧鸟木鸢不免自承丑拙。让墨翟自我否定，还加上惠子评论，更是以矛攻盾。墨翟也属咎由自取，“非巧”话头原由他起，“辖巧䧿拙”（功利的）、“义之钩强”（道德的）都是他定的调。墨翟与鲁班两大巧人当初在“巧”上互相攻难，已大不堪，孰料到了战国晚期，竟被“自觉”为墨翟的自否、自限，个中消息足发深思。 “巧”的故事在继续杜撰生发，如“偃师之巧”，事见《列子·汤问》。外国所献工人偃师用革木胶漆等物造成的倡优机器人歌合律，舞应节，无异真人，还向周穆王侍妾抛媚眼。穆王要杀偃师，偃师只好“剖散倡者”，而“合会复如初见”。穆王叹服：“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末了加上一句：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这使中土两大巧人噤声的段子由弟子传述，更具戒儆折辱。不过 “时执规矩 ”总算指涉对“巧”之标准和应用的另一设定：可为客观取则的规矩铨衡。“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韩非子·饰邪》）这是从另一路向对巧的合围与否定，将巧与其成果“规”对立起来，以规制巧。四百来年后，葛洪用一份清单回应了韩非：“有似坚白厉修之书，公孙刑名之论，虽旷笼天地之外，微入无间之内，立解连环，离同合异，鸟影不动，鸡卵有足，犬可为羊，大龟长蛇之言，适足示巧表奇以诳俗，何异乎画敖仓以救饥，仰天汉以解渴。”（《抱朴子·应嘲》）这份清单所列，正是别墨时代墨家与名家巧思深辩的系列命题。“中国古代哲学莫盛于 ‘别墨 ’时代。看《墨辩》诸篇，所载的界说，可想见当时科学方法与科学问题的范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知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不料这支学派发达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的打击。这种根本上的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华书局二○一三年版）胡适的叹悼回响不绝。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来源：douban.com）若明了对巧的内外合围——从巧者互攻、自戒到外部的怀疑否认，从狭隘功利、道德正义的比较到作为巧之成果的规矩的异化——的传统从何而来，啮指之疼，会如电击：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吕氏春秋·审应览》）
周鼎是先王彝器，倕为尧时巧匠，传其发明规、矩、准绳等，两者的权威均为后世贤王巧匠无法比拟。周鼎刻画巧倕形象，但让他自啮其指，意即不可一味追求大巧而必须有所限制摧折。而早在《吕览》之前，庄子已经发出折指令：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庄子·胠箧》）
道家弃智绝圣，自可折指。圣王治天下，儒墨法术之士济世佐时，百工之巧不可不用，关键在于对巧实施控制，使巧者互攻，时自龁指。自先秦始，“周鼎著倕”这套钩具已初步配齐“金抓三爪”，即义之钩强（以德制巧）、䧿不如辖（功利主义）、以规制巧（异化反噬），作为鼎倕之抓在不断成熟并外化为社会意识与权力话语的过程中比选合成的新词，巧思恰如一支时而疼痛的忧伤手指，它被殖入使命，即将“巧”的水平与模态抑制在这位于亚洲东南部完整而相对平坦的以农业立国的广阔地域对技术创新消极保守的需求之下。《说文解字》：巧，技也，从工丂声。工之熟者达乎巧。《方言》：“竘、貌，治也。吴越饰貌为竘，或谓之巧。”治、饰亦工之属，引申为冶容饰貌。《诗经》之《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齐风·猗嗟》：巧趋跄兮，射则臧兮。巧笑、巧趋都美好，一涉思虑言说就变味。《小雅·巧言》讽刺当轴者“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论语》中“巧言令色”“巧言乱德”数数出现，均为鲜仁败事；“巧言破律”更被孔子列为必诛之罪。其后道家的虚无怀疑与墨家道德主义、儒家的狭隘功利联手夹击，巧之况味，江河日下。“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周雪《美人记》，花旦工笔画，来源：duitang.com）一是与社会治理与教育设计协同，从专业价值与社会角色诸方面，对巧挤压、挤出。《礼记·王制》：百工之人“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不可使杂处，“工必就官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事······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这种世代聚居劳作的管理模式以匠为师，手目相传，只要简单的手艺可以满足致远负重的基本需求，车辖永远巧于木鸟，“巧”被锢滞在不断重复的简单操作中。工匠多不识字，遑论记录积累。“人们对这些技术细节所知较少主要出于社会因素，致使能工巧匠们掌握的秘诀不能公之于世。不过我们还是能不时找到某些文字记载。······《木经》的作者是著名宝塔匠人喻皓；此书一定是他口述而成。他虽然不识字，却仍然能把自己所知所学传给后人。”（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中华书局二○一七年版）。喻皓属例外，绝大多数的匠人的经验与技巧无法得到记录，也就不能积累并发展成系统的科学知识，技巧、技术无从显示其核心价值与专业地位。上则巧士不尊，下则百工非巧。从“大巧”“巧人”“巧士”到“巧官”“巧宦”“巧妇”等，巧一路纡尊降贵，流落民间，或寄身于游戏消遣和民俗，如月下乞巧、被李约瑟称为“东方最古老的消遣品之一”的七巧板；或贱俗在中下层女性的取名中，如《水浒》之潘巧云、《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之三巧儿、《红楼梦》的贾巧姐。周郎巧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李彦译，中华书局2017年版，来源：suning.com）
二是借词义引申不断植入观念，使巧浸润道德原罪，充满疑变。奇巧、文巧、曲巧、巧诈、巧佞、巧法、邪巧、玩巧、倾巧、利口巧辞、深文巧诋······叠叠而来，挢舌惊心。而虽然咬龁不断，工倕却不能收巧缩指。作为有别于经史策试、刀笔法律的技巧营造、天文水利等方面个人能力的界定，巧仍是最合适的表述，它将这种意识形态难以控制的危险力量描述为个人的、偶然的，至多是家传的，避免、推迟用普适的制度比如学科设置、学校教育去接纳它，后者可能引起社会结构、分工等的变化。个人之巧汇集、整合，也可能成为引发变数的创新力量。另方面，仅一巧字已不克其负，当又一个墨翟、鲁班级的大巧人出现在三世纪初叶，在陈寿《三国志》中，“巧思”终于铿然出世：“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尔雅·释诂》：“悠、伤、忧，思也；怀、惟、虑、愿、念、惄，思也。”又同书《释训》：“悠悠、洋洋，思也。”扬雄《方言》：“沅澧之原凡言相怜哀谓之嘳，或谓之无写。江滨谓之思，皆相见驩喜有得亡之意也。”《尔雅》告诉人们思之初义是忧伤，忧伤生念虑；《方言》释“思”，竟带出屈子投江的悲风回响。古之谓“思”，底色是悲凉肃杀，未可简单对应于思念、思考、创思。
傅抱石《屈原图》（故宫博物院藏，来源：dpm.org.cn）
其一，思作为强烈情感自始带着多种可能和倾向。《诗经·駉》之“思无邪”，“思”为助词，孔子借为 “思想、思虑 ”。诗三百思无邪，别处的呢？换句话，也就是思或邪，思可邪。如何防邪？“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周易》）这也是圣贤们对巧的要求：“巧而好度，必节。”（《荀子·仲尼》）如此一来，巧与思凑一块，褒则巧且思，贬则佞而邪。其二，巧的个人化与思的感性化，共同区隔、消解技术的积累、传播并形成理论体系。“吾尝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学。”（《荀子·劝学》）此类语境中，“思”被视为多向而飘忽的低层次精神活动，而非系统化、理性化的“学”，与巧这种高度个人化、随机化的技能或者说天赋结合，沉滞为带着伦理道德印记的介于情感与思维间的含混工作方式。“有巧思”遂自带飓风，使经验和技术在整合、细分并向理论升级发展的路上飘忽难安。一八九四年，郑观应《盛世危言》刊行。郑氏指出西方之强 “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 ”，但又认为这此种学科分类中国古已有之： ······一则化学，古所载烁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 ······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 ······
郑氏所引古人关于化学、重学（即力学）、光学等的论述，基本出自《墨子》。“都是由于墨家的后人，于‘宗教的墨学’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学的墨学’。”“（《墨辩》六篇）全没有一句浅陋迷信的话，都是科学家和名学家的议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当年却被讥斥为“倍谲不同”（《庄子·天下》）、“示巧表奇以诳俗”（《抱朴子》），相关的探索中绝，《墨子》长期被打入冷宫。当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郑观应才拾起话头，要把“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的功夫收回中国“内厩”，“巧思”则仍然是他用来比较中西科技的主要概念。考察从“倍谲别墨”到“盛世危言”二千来年间“巧思”发挥的效应，主要有三：泛化，边缘，消解。其一，巧思所指对象、所誉才能模糊泛化。正史一直比较严格的在技巧建造即准科学的才能事功上使用“巧思”。获此誉者，从诸葛亮、马钧到郭守敬等人，都有天文历算、制作营建、攻战器械等方面突出才能。但在笔记、诗文中，巧思所誉严重泛溢，不仅艺术，连用兵、治史、道术等都适用。如《历代名画记》称戴逵、谢庄等人有“巧思”，叶适《习学记言》称左氏“尽其巧思”，吴淑《江淮异人录》称女道士耿先生“多巧思”。又巧思入诗，如“楚匠饶巧思，秦筝多好音”（白居易），“谢郎巧思诗裁翦”（秦观）。这种泛溢冲淡“有巧思”的独特性、专业性，间接消解技巧的独特价值。第二，巧本贱，“有巧思”动辄引谤招咎，易处危险边缘。技巧之事原属工匠贱役，又巧近佞多诈，思近忧而可邪。“有巧思”带着原罪，易惹恶名霉运。宇文恺、姜确、徐游等人皆因“有巧思”负媚主恶名；阎立本曾以画师身份被唐太宗急召入宫临写异鸟，深以为辱；负责监制、织造的将作大匠、少府监这一类官员常由有巧思者担任。唐朝少府监裴匪躬曾作镜殿，宰相刘仁轨陪高宗上去一照，大喊不祥，因为照出数天子。这种危险的边缘性，必持续发挥警示、抑制作用。第三，多少巧思者，如梦幻泡影。个体之巧或者说众巧存在发展的有效途径本该是通过汇集、累积，有序转化为规矩铨衡即稳定的公共知识，由伎巧、技术而科学。然而，巧的个人化与思的感性化，共同阻隔、狙击、消解此一过程，以“有巧思”的个体为描述对象，同样不利于学科门类的建立。一部《二十五史》不过零星记录了一个个“有巧思”的个人或家族，他们在历史的水皮上乍然吐冒，旋即消散如泡影。诸葛亮、李冲、杜预们都不过孤然一泡，就是巧思家族如南朝祖冲之三代、阎毗一门四朝五世，也泡过无痕。指南车、木牛流马、浑天仪之类，既无实物留存，亦无营造资料。行将结笔，我又想起公输般。公输般巧可胜敌攻国，当时已具相当大影响，其宗匠地位也得到后世确认。技虽至巧而自相矛盾的墨翟，其宗派与言说却仍不免在秦汉以后衰落寂灭。今日我们不难检讨“有巧思”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木鸢与车辖两巧相逢，用大则胜，负重致远者优先，却也是不争事实、历史面相。也许，在我们这个地域广阔、族群繁多、以农为本的东方古国，适当抑制伎巧——技术的发展以降低创造与活力的过早高涨所可能导致的震荡破坏，积聚、保有稳定的巨大体量和后发优势，以在近现代东西方自清末以来已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对抗式剧烈碰撞中，有“负重致远”的足够韧性和质地抗住初期的深创巨击，舒徐吸收西方科技发展与工业文明成果，后发制人，也算另一种意义上的巧思，又或者是对“李约瑟之问”一个大巧若拙的迂回之解。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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