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王楠:公民的幻影
编者按
《公民凯恩》被誉为影史“第一电影”,不过,该片上映时惨淡的票房和后来青史留名的巨大声誉之间,有极为强烈的反差。本文对《公民凯恩》做了深入的解析,揭示出凯恩扭曲的成长环境、不成熟的个性,以及他一生对普通人温暖生活的渴望,都隐藏在影像叙事的背后。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批判,它还富于同情地去理解凯恩这个人,思考他是如何被造就出来的。实际上,现代社会永远都不缺少凯恩式的人物,这部电影也从未过时。
公民的幻影
文 | 王楠
(《读书》2020年4期新刊)
自一九五二年开始,英国的权威电影杂志《视与听》邀请世界各国的知名影评人,每十年一次,投票选出史上最伟大的十部电影。时至今日,它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影史经典评选。在一九六二年之后半个世纪的评选中,《公民凯恩》始终位列榜首,直到二○一二年才退位让贤。不仅如此,在电影界的各项经典评选中,《公民凯恩》几乎从未缺席,常常独占鳌头。无论美国电影协会还是法国的《电影手册》,都长期将其视为“第一电影”。不过,一九四一年正式上映时,它的票房极为惨淡,令投资的雷电华公司大亏了一笔。雷电华自此不再信任导演奥逊·威尔斯,收回了他对后续拍摄影片的完全主导权。纵使在圈内口碑尚可,奥斯卡也不过只颁给它一个最佳编剧奖。那时毫无迹象表明,这部二十五岁毛头小伙的初出茅庐之作,有潜力成为不可撼动的影史经典。电影界的人士,往往从这部影片的导演手法、拍摄技巧等形式方面,指出它具有的开创性意义。但普通观众更关心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这个故事和其中人物,在何种意义上有趣?
《公民凯恩》剧照
电影《公民凯恩》开头精彩片段(来源:v.qq.com)
凯恩被撒切尔从家中带走
凯恩在竞选中肆无忌惮地攻击对手
凯恩想对抗撒切尔,对抗资本无限扩张和占有的本性,可自己却落入了另一陷阱。《公民凯恩》的创作者们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既反映民意又引导大众舆论的新闻传媒,有着极大的力量。在体察民情、了解真正民意且有良知和理性的新闻从业者手中,它本可成为指出社会弊病、对抗资本主义的武器。但它也可能像凯恩的《问询报》一样,变成服务于少数人妄想、煽动民众狂热情绪的危险工具。如果说自由市场成全了个体自利与资本无限扩张的联姻,那么大众传媒同样可能借助抽象的意识形态和煽动性的话语来扭曲现实,令个体的主观想象与虚假的普遍民意相苟合。撒切尔和凯恩,其实是现代社会之恶的两面。凯恩在《问询报》构建的虚假世界中“为人民代言”,幻想自己得到了人民的爱戴。 其实凯恩并不懂新闻业。他甚至不是个成熟的人,只是一个孩子。除掉编造浮夸新闻的小聪明,以及空洞的豪言壮语,他的主要本领就是买买买。凯恩坦率承认,看到竞争对手花二十年组建的精英团队,自己就像孩子走进了糖果店。他花钱把那个团队挖过来,其实和孩子买糖一样,没有区别。当撒切尔提醒他,《问询报》每年要亏损一百万时,凯恩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的财产足够它再亏六十年。如果说撒切尔的本领是赚钱,那凯恩的本事就是花钱。这个由银行抚养和教育的孩子,极力用从不缺乏的金钱,去换取大众的崇拜与追随,“他想要所有的选民都爱他”。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问询报》那奇怪的大楼和办公室的布景设计。它拱形的大门好似宫殿,但里面布满柱子的办公大厅却活像一个马戏舞台。凯恩这个想做国王的孩子,正是要在这里演出自己担任主角的好戏。正如报社的庆功晚会表现的,他的人生巅峰,就是在歌颂凯恩伟大成就的歌曲声中,享受下属的赞颂和美女的簇拥。但这虚假的成功维持不了多久。舍弃了家人、朋友与爱人的凯恩,虚幻的公民梦也终将破灭。在报社庆功会上狂欢的凯恩
凯恩的失败:三次别离
借助他人的叙述,影片的后半部分向我们展示了凯恩从人生巅峰坠落的过程。他不仅失去了选票,未能成为州长,更最终落得个孤家寡人的境地。凯恩与妻子离婚,解雇了唯一的朋友李兰,最终也和爱人苏珊分了手。这三次别离,清楚揭示了凯恩的人格缺陷和他陷入的困境。 凯恩与妻子离婚,导火索是竞争对手的计谋,但造成妻离子散的是他自己的选择。与凯恩争夺州长宝座的詹姆斯·盖蒂斯,打探出凯恩与女子苏珊的私情。他将这一秘密告知凯恩的妻子,并以此要挟凯恩,要他称病退出竞选,否则就在报纸上公布这位道貌岸然的“公民”金屋藏娇。盖蒂斯的手段虽谈不上光彩,但也确实给凯恩留了余地,让他至少可以体面退出,既不损害公共形象,也能保全家庭。与在报纸上不遗余力地贬低攻击对手的凯恩相比,盖蒂斯的这一做法堪称“绅士”。谁知凯恩竟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不仅令盖蒂斯大吃一惊,也令妻子与苏珊目瞪口呆。凯恩如此决定的唯一理由,是他那虚假的“自尊”。他不愿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接受要挟,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决定我该怎么做,就是我自己”。凯恩根本不考虑,这一曝光对自己的婚姻可能造成什么样不可挽回的局面,对自己的儿子会有怎样的伤害。他更自欺欺人地认为,就算公众知道这件事也还会支持他。结果不仅丧失了民心,更因自己的任性牺牲了家人。 在离婚之后,凯恩不遗余力地想让苏珊成为歌剧明星。不光请著名歌唱教师来指导她,更不惜重金,在芝加哥为苏珊修建了豪华的歌剧院。可是,苏珊只适合在家里唱个抒情小调,完全无法胜任歌剧女主角。凯恩却不管不顾地逼苏珊登台,还拉李兰来看首演。糟糕至极的演出后,负责撰写评论的李兰犯了难。实话实说太对不住朋友,可也不能发表虚假的恭维之词。灌下一瓶威士忌的李兰,刚写两行就醉倒在打字机前。随后到来的凯恩,按李兰的本意续写完了这篇差评并在《问询报》上发表,但他随即解雇了李兰。自此,《问询报》上对苏珊的演出皆是一片歌颂之词。凯恩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与离婚的情况相同。他不肯承认苏珊毫无歌剧演唱才能,也完全不能接受舆论的公正评价。相反,为了自己虚假的面子,他不仅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更不惜抛弃唯一的知己李兰。
凯恩替李兰完成剧评并辞退李兰
苏珊:你只是想要买下我,让我好给你些什么。
凯恩:苏珊!(沉默了一会儿)无论我做了什么,都是因为爱你。
苏珊:你根本不爱我。你想要我来爱你。当然,“我是查尔斯·福斯特·凯恩。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说一声,那就是你的。但是你得爱我”。
这几句话戳中了凯恩的要害。凯恩的一生,其实不过是运用金钱与媒体的影响力,去换取别人对他的承认与服从。正如李兰所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查理的故事就是他如何失去了爱。”这个从小就被迫离开父母的孩子,一生都想用他人的承认来弥补自己内心的脆弱。可一个不理解别人、不会给予他人爱的人,即使侥幸得到了爱,也终将失去。没有人比苏珊更爱他。苏珊为他忍受几十场演出的折磨,被逼得自杀未遂,可凯恩只是将苏珊当成自己的物品,就像在她床上放着的洋娃娃。苏珊离开之后,盛怒之下的凯恩将她的房间砸得稀烂。奥逊·威尔斯的精湛表演,令观众看到这一场景中的凯恩,就像个捣毁玩具室的暴怒孩子。这个孩子,最终在桌上放着的水晶球前停下了手。
凯恩与苏珊隐居于上都的深宫
凯恩的秘密:水晶球与“玫瑰花蕾”
凯恩是在前往存放母亲遗物仓库的路上遇到苏珊的。显然,印着玫瑰花蕾商标的那个雪橇,就存放在那里。凯恩如何发现雪橇,影片并未表现。但雪屋水晶球初次露面,正是在苏珊的房间之中。水晶球与“玫瑰花蕾”,在影片中每次都一齐出场。因此,苏珊与凯恩的童年回忆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理解“玫瑰花蕾”极为重要。让我们来看看凯恩与苏珊相遇的那场戏。
凯恩与苏珊相识的夜晚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六月,德国正式对苏联宣战,数百万大军兵分三路发起进攻;八月,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九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在这个时期,即使战火尚未殃及美国本土,恐怕也没多少老百姓有心思,去电影院看一部题材严肃、艺术手法新颖的电影。可虽然票房失利,《公民凯恩》刻画的正是那个危机时代的现实。它的创作者们清楚地意识到,面对资本主义飞速扩张的社会危机,借助媒体宣传掀起的大众狂热,并不是一剂良药,反倒是病态社会的另一恶疾。原子化的孤独个体,吞下经抽象意识形态简化扭曲的“事实”,在想象中融合为狂热的集体。凯恩式的“公民”正是他们的领袖。在曼凯维奇的剧本原作中,凯恩的儿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纳粹分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正是自己的“公民”父亲借助舆论工具煽动民众的“教育”。 不过,《公民凯恩》的伟大之处,并不只是在社会批判和政治指涉的层面。它还想去理解凯恩,思考他如何被造就出来。实际上,现代社会永远不会缺少凯恩式的人物。当我们看到无数父母,逼孩子从小远离家庭、出国接受所谓的精英教育;当我们看到,无数人不惜离弃亲朋好友,孤独地投身社会竞争,渴望出人头地、得到他人承认;当我们看到,许多年轻的学生,根本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只凭满腔的激情,就立志要为底层民众伸张正义;当我们看到,无数人封闭自己的内心,只是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而从不付出真心真情;我们就知道,这部电影确实伟大,从未过时。其实,它只是想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心中缺失了那朵“玫瑰花蕾”,不懂得去爱身边的亲人朋友,也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和幸福,即使他再聪明,再有雄心壮志,也不可能得到民心,不会是民主社会真正的伟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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