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瞿骏：再思“学衡”
编者按
有些历史研究领域虽有大量史料存在，不少研究者也并不能“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比如“学衡”研究，用作者的话说，就有人对笼罩性史料拿来就用，缺乏辨析；而对“灯下黑”史料则懒得细读，疏失不断。考察当时学者写作及往来实情，他甚至认为“论战”“学衡派”等概念亦不能成立。再思“学衡”，就是希望警惕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突破两派对立的思维惯式，对《学衡》同人的论点和遭遇的挫折作多角度的审视。
再思“学衡”
文 | 瞿骏
（《读书》2020年5期新刊）
所谓“学衡”研究大致包括《学衡》杂志的研究、与《学衡》相关各人物的研究以及所谓“学衡派”的研究。这些研究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又彼此紧密关联，因此会出现不少共通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学衡》杂志，1922年创刊，1933年出至第79期停刊。其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图为学衡第20期封面（来源：chinawriter.com.cn）
第一，要“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就应排比各方史料，对照各方史料，厘同考异，彼此参证。但目前“学衡”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出现了不少“笼罩性”史料，同时又存在着不少“灯下黑”型史料，如不对史料问题做一个基本的梳理，则研究之推进大概无从谈起。
从“笼罩性”史料来说，一般一位历史人物留下的史料足够多无疑是学界的福音，但身在福中，不能忘形，我们也应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福音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长久而不自知的笼罩，即当史料留存甚多，同时留存史料中又多细节丰富，描述精细，书写生动的日记、年谱和回忆录，就要警惕是否在被这一历史人物的叙述牵着鼻子走。与《学衡》相关的不少人物都已有了年谱、文集乃至全集，其中尤以吴宓为最多，日记、诗集、自编年谱等几近“完整俱备”。面对丰富的吴宓史料，我们一方面应庆幸有了如此便利的研究条件；另一方面则不应拿起来就用，忽视史料的辨析。如某篇称“阅读吴宓”的文章即说：
《学衡》是一个笑柄，一帮自恃很高的书呆子，刚从国外回来，觉得喝过洋墨水，对“西化”更有发言权，于是匆匆上阵，想一招致敌于死命，事实却证明根本不是对手，刚一出招，就被新文学阵营打得鼻青脸肿。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新文学阵营如何强大，陈独秀和李大钊、鲁迅兄弟，胡适及其弟子罗家伦和顾颉刚，茅盾为理论主笔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学灯》，这些高人联手，每人吐口唾沫，已足以把《学衡》的人淹死。
这段话当然很生动，但其所述史实却并不坚实。且不说这些人如何能够联起手来，一人一口唾沫，就连《民国日报》的副刊为《觉悟》，而《时事新报》的副刊才是《学灯》这一基本史实都搞错了。为何会搞错呢？源于此文直抄吴宓的《自编年谱》，而未加任何辨析：
与《学衡》杂志敌对者，为：（一）上海“文学研究会”之茅盾（沈雁冰）一派。茅盾时在商务印书馆，任《小说月报》总编辑。（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学灯》之编辑邵力子一派。
从“灯下黑”型史料来说，“灯下黑”是指有些史料貌似人人皆知，但却几乎人人没有读过，至少没有读过全文。邓野在《民国的政治逻辑》中就曾批评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胡风与赵纪彬的争论一文，“其资料仅仅来自胡风的一部论集，特别是对胡风所批评的对方的观点，李泽厚只是采用了胡文中摘引的个别论点，并没有去查阅对方的原文，这不是严谨的态度”。类似的疏失在“学衡”研究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如吴宓有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叫作《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的《中华新报》上。就我有限阅读范围所及，数十年来无数论著、论文引用了这篇文章，但真正读过全文的实属寥寥无几，其他无一例外都是通过鲁迅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一是之学说》来引用甚至“想象”其间的内容。
这种“灯下黑”型史料的形成既和前述的吴宓留存史料“太多”有关，以致一些学者大概觉得无须再寻找公开出版之外的吴宓文章，又和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地位实在太过重要、太过中心有关。我们经常不自觉地以鲁迅为标准，鲁迅为“是”，其对立面即为“非”，鲁迅为“新”，其对立面即为“旧”，鲁迅为“先进”，其对立面即为“保守”，这就要谈到再思“学衡”研究的第二方面，要“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就必须重新思考那些久而不察的惯用概念如论战、学衡派等，进而反思为何会“久而不察”。
在是非分明，新旧对立，先进与保守厮杀的惯常视野下，“论战”一词似乎不证自明，其实很值得重新讨论。历史学界最近常说，“要为不完整性而奋斗”，说的是历史之中没有完全透明之镜，不要说普通读书人，即使是巨型知识分子也面对着信息的逼仄、通信的迟缓和来源渠道的狭窄。何况除了胡适，鲁迅、吴宓等在当时离巨型知识分子的地位或还有一定距离，可惜我们常用今日鲁、吴的地位来想象他们当年的地位，而造成了相当多的误解。吴宓在《自编年谱》和《日记》中揭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二年二月九日作《估学衡》一文，甚短，专就第一期立论。此时《学衡》第二期虽已在上海出版，但由海船装运，尚不能到北京”，“以后自第二至七十九期，鲁迅先生似未寓目，亦少谈及”。
可见鲁迅仅仅是读了《学衡》第一期就写下了《估学衡》，鲁迅也未读吴宓笔下的诸种报刊，而只是读了《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就写下了《一是之学说》。而从吴宓这方面讲，他也只是有读过北京《晨报副刊》上鲁迅文章的可能，至少在解放前，吴宓对鲁迅的批评文章印象不深，他觉得对自己的“痛攻”来自上海。这一点从一九二二年居商务印书馆要职，颇能纵横捭阖的茅盾的私信中也能窥见一二：
如今《学衡》初出，若不乘此稍稍辩论，又恐“扶得东来西又倒”的青年先入了这些话；所以赶紧订正他们，又很重要。《学灯》本可多主张些，但如今主其事者极怕得罪人，没法；单靠在《觉悟》发表（有些人对于《觉悟》有偏见不知何故，或许因为是国民党机关报的缘故），加之上海方面作文的人亦少。《晨报副刊》连日几篇非常的好，我想法要来请《觉悟》转载一下。
此外亦有学者如付文松、宋声泉等揭示胡适、周作人等仅读了胡先骕《评尝试集》的前四节就开始做激烈回应，对于后四节的内容毫无了解，同时大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林纾的名文《论古文之不宜废》长久以来被各路文学史家认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针锋相对，其实也并非如此。
以上事例说明以往研究描述的一些“论战”不能成立，另一些讨论具有“论战”的色彩，也常是各说各话，打击的都是自己未清楚了解的，甚至是假设的靶子。为何如此？首先即在于所谓论战双方的“难以互相了解”。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流动，获取资讯极其方便的时代，因此经常会低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人们获取信息和资讯的重重困难。在一百多年前，这些读书人获得书和报刊的状态如果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有了上顿，没了下顿”，永远是断断续续，零敲碎打。这种状态的形成关联于当时的邮路、交通和政治状况，由此他们几乎没有可能全览《新青年》和《学衡》（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合订本出版后才会出现）或在一段时间内期期不落地阅读它们。而当下学者的专业研究方式却是认真阅读全套刊物，辅之以网络数据库的快捷检索，这种阅读状态的错位常让我们以为“论战”是成立的。其次我们则要理解他们的心态，当时大部分读书人多处在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之中，焦虑常让他们往往顾不上细究别人究竟说了些什么，甚至会让他们为了“自以为是”的目的去编造别人未曾说过的话。
除了“论战”，另有一个概念似乎也不证自明，叫作“学衡派”。“学衡派”这一概念其实经不起推敲。从概念意涵说，它和“新文化运动”这个概念一样，本是一个从攻击者角度赋予《学衡》同人的。一九二二年六月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回应周作人的文章就说：“我很晓得我所说的话是犯着‘学衡派’的嫌疑——在仲密先生促我注意以前。但是《学衡》所提倡的‘国粹’与仲密先生所认为诗里可用的‘小便’，我是都不敢赞同。”同年八月，王崇植给左舜生的信中则强调“我非学衡派人”，都足见当时“学衡派”概念所包含的明显贬义。
与“学衡派”相联系的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叫“东方文化派”，此概念也是共青团组织“发明”来包纳进而统一攻击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的，但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邓中夏的文章里，“东方文化派”中尚还未有《学衡》杂志同人的名字。但到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贺昌群的文章里，就直接将胡先骕归入了此派名下。
从概念实质说，《学衡》作者群乃是南高（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英文、国文、历史、地理诸科的学者集合。西洋文学系的留美诸人或可称为一派，但此派除了和柳诒徵关系稍佳外，和国文史地部的其他学者实谈不上关系融洽，更遑论一派。这还仅是就同辈间立论，未论及南高的老师辈与学生辈的差异。若论及南高的学生辈，则各人有各自立场，并时起冲突，出身西洋文学的胡梦华与出身国文史地部的缪凤林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围绕《学衡》的论战即是一个显例。
既然“论战”“学衡派”等概念均可疑，则在概念背后必有一种习惯性思维的阴影，这种习惯性思维即是“两军对垒”式思维。因此，再思“学衡”研究的第三方面是：要“同情地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研究者就须努力摆脱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以获得更大的思考空间与更多的思考维度。
将《学衡》同人与北大诸人看作“两军对垒”本为东南相关人士的一种外围观感。一九二六年，钱基博就说到胡适等是“万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横绝一时，莫与京也”，“独丹徒柳诒徵，不徇众好，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又得美国留学生胡先骕、梅光迪、吴宓辈以自辅，刊《学衡》杂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难胡适过重知识论之弊。一时之反北大派者归望焉，号曰‘学衡派’。世以其人皆东南大学教授，或亦称之曰‘东大派’”。几乎同年，钱穆在其《国学概论》中认为：“《学衡》杂志为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刘伯明、梅光迪诸人所主持，创刊于民国十一年，隐然与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为对抗，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到晚年钱穆对此更有发挥，云：“民国十年间，南京中央大学诸教授起与抗衡，宿学名儒如柳诒徵翼谋，留美英俊如吴宓雨僧等，相与结合，创办《学衡》杂志，与陈、胡对垒。”
这种外围观感当然是历史中的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而已。钱基博和钱穆笔下《学衡》同人与北大诸人的对峙，其实反映的是他们自己内心的认同和趋向。这些外围观感的汇集使得“北大派”与“学衡派”的“两军对垒”似乎在人心中长久留存。究其原因，“两军对垒”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思维，简单代表着明晰和有力，而明晰和有力是吸引人注意的两大要素，但简单也意味着历史分析的单薄和离历史复杂性甚远，这一点吴宓自己都看得清楚，他在说那些“反对”新文化的报刊时就特别说：
其宗旨办法，内容材料，尤不一致。其与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有针锋相对者，有大同小异者，有全相径庭者，亦有偶尔龃龉者。其所持之态度，有剑拔弩张者，亦有心平气和者，有直肆攻击者，亦有婉而微讽者，有因自身本有主张，因其与新文化不合而遂相持者，亦有本无定向，但凭一时感触而略施讥弹者。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仅限于表达一种观感，而是要推进研究，学者若囿于“两军对垒”式的思维之中，有一个问题就难以进行讨论，即《学衡》同人为何在当时的思想市场上缺少呼应，仅仅是因为他们对抗北大诸人失败吗？只有反思“两军对垒”式思维，我们才会发现《学衡》同人确实在思想市场上缺少呼应，但这种“失败”其实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北大诸人没有什么关系，而应归因于另外三个缘故。
一个缘故是，若《学衡》同人真的是只讲“国粹”“国性”，其实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有其不小的市场，但他们的困局恰恰是既要讲“国粹”，又要讲“西学”，这种难以归类使得《学衡》同人招致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因为在复古之人眼中他们满口西学，奉西人为圭臬；在讲求新文化之人眼中他们保守落后，还要“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
另一个缘故是，《学衡》同人所讲的道理其实都极对，但“极对”并不意味着有市场，这种落差的形成不是一个曲高和寡，启蒙难以下行的问题，而是首先“极对”的道理即意味着被批评者难以做到，批评者也难以做到。《学衡》文章中批评北大诸人的问题在《学衡》同人身上一个也不少。其次，“极对”的实质是希望对中西文化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作为一种“童牛角马”的理想，确实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看到天下哪里存在过只存其精华，不见其糟粕的文化。
最后一个缘故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从一九二二年起，中国大地上并非只有《学衡》同人和北大诸人。新文化之风、各种主义之风、整理国故之风、复古守旧之风等在同时刮起，所以当时的思想市场上是一场场的混战与乱战。从阶层分野说，北大诸人和《学衡》同人其实大多属于同一阶层，即英美留学生或者留日学生。这些留学生身处象牙塔中，做着大学教授，经常对象牙塔外世界的变化稍有些迟钝。在留学生们虽然位置相似，却各说各话的时候，已有一批地方读书人出身于草根，崛起于师范，悄然改变着中国大地的面貌。可惜他们当日就经常不在《学衡》同人和北大诸人的视野之内，时至今日，我们这些大学中人的视野有没有更宽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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