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女性解放运动，绝非一个性别打倒另一个性别——那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男权。其真正的诉求，是一场结构性的逆转，将女性和男性从封闭且唯一的权力结构及认知模式中解困。女性权益的争取，仅是其表层，更幽微的部分，是让男性与女性都能跨越自身去体会沉默的另一半世界。这种超越自身性别的体察，带来的将是人性的拓展和成长。
（《读书》2020年6期新刊）
娜拉的觉醒，始自一个怀疑的时刻。从全权的信任、依赖、委托，到带着质问，怀疑地睁开眼皮。这是一个惊恐的时刻，一番前所未有的胜利，同时也是一出悲剧性的大戏。从此，命运不在天神或夫君的庇护之下；她自己的命，须一分一厘地挣。文明随之出现一种迷人而危险的转折，女人走入了没有穷尽的革命的旅程。
歌剧《娜拉》海报（来源：sina.cn）
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前，女人已被归入私有财产和美丽的奴隶。她们既不能像公民一样行使公共权力，也不能如一个完整的人一样，拥有哪怕是对自己身体的私人权利。男权社会通过摧毁女性的自信、人格，漠视其创造力价值，从而实现控制和奴役。多彩的性别和多元的关系，被强制压缩在单一的权力模式里。这一人类史上最古老的压迫形式，压迫着男权结构中的每一个女人和男人。我们的整套文明，建立在一半人沉默的历史上。维系这种天然的剥削与沉默，需要不间断的催眠。如果谁不幸提前醒来，那么，从女性意识苏醒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为社会结构中需要被清除的异己。她们或是被安上“歇斯底里症”的疯女人，因为过早觉察到世界的疯狂，而给当成疯子被疯狂对待；或是成为被埋没的女作家、女艺术家、女科学家，是罗丹的情人，艾略特的太太，莎士比亚的妹妹……或者干脆变成女妖、女巫、女怪……又抑或，她们谁都不是，只是不安分的太太，不开心的母亲。从某一天起，她们开始拥有共同的骂名——一群无可救药的女权主义者。时至今日，女权主义者依然被很多人视作恐怖分子一样的可怕存在（参见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女性的权利》，张芸、文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4页），她们是最富有革新精神，然而却最不受待见的那类人。女人一做回自己，就让社会打哆嗦。的确，她们往往是比男性更激进的革命者，只因“她者”的历史，更值得被清算。玛丽莲·弗伦奇（Marilyn French）的小说《醒来的女性》野心勃勃地想挑战这段沉默史，试图揭穿女人成长过程中积累的甚至连自己都尚未察觉的不公、恐惧、焦虑与幻灭。这部小说采集了各种女人的声音，触碰了整整一代女性的困境。
《女性的权利》，[尼日利亚]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著，张芸、文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来源：douban.com）
《醒来的女性》（下引此书只注页码）讲述了书呆子米拉和她周遭那些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缤纷各异的女性，她们一个个如何醒来，又如何一个个被毁掉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呼啸的战场”。作者在每个女人内心深处挖出了反叛者的影子，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女性从出生起就接受的种种规训、引导和暗示。笔触深入至人性、情感关系、权力结构中的盲点和痛点。这些反叛者，这些觉醒中的女人，充满矛盾、反复和不确定性。她们处于多重的撕裂之中，内心不断冒出错愕、惊恐和羞耻感。米拉、瓦尔、伊索、凯拉、莉莉……女人们成长为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可总有一些时刻，她们努力把这个陌生的女权主义者与自己进行切割，试图找回所谓的正常和快乐。然而，她们已经觉醒，就无法继续昏睡。女人们认识到，必须进行一场“情感革命”，挑战“丈夫”所代表的那个外部世界对她们天然拥有的权力。这部包罗万象的小说，肥皂剧般展演了多对男女的婚姻真相，描摹出那个年代婚恋关系中的众生百态——亲密关系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独特的相互攻击的方式。这些伤害几乎无从避免，哪怕他们拥有优良的品性，抑或志同道合默契如一人，都无法消解其中隐藏的精神暴力、被巧妙掩饰的剥削，以及以幸福之名被夺走的一切——那是男权社会所教习的唯一的爱的方式。小说近乎绝望地披露出，父权体制下爱之不可能与爱之幸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女人的阶层上升通道，已不局限于“结婚”一座独木桥，她们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主人公米拉在经历了一系列性恐惧、处女危机和失败恋爱后，嫁给了门当户对的医学院学生诺姆。不同于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成长小说”，总以女主角的结婚为圆满结局（那倒的确常常意味着女性自我“成长”的终点），米拉步入婚姻，故事才刚刚开始。学霸米拉婚后就辍学在家相夫教子，随着医生丈夫收入逐渐增加，二人稳步迈入中产阶级，搬到有钱人聚居的郊区。米拉顺理成章当起了“顺义妈妈”，每天围绕着丈夫、孩子和八卦。直至看似完满的婚姻一桩接一桩地破裂，妈妈们曾经无话不谈的下午茶风光不再。她们的正义，最终转为抱歉；她们的呐喊，渐渐沉默。突如其来的婚变之后，米拉选择到哈佛大学深造，在剑桥镇结识了一圈以瓦尔为首的思想独立的高知女性，组成了小小的精神共同体。她们彼此支撑，见识高明，但仍不能阻挡女人们奔赴各自悲剧的命运。
《因为性别：改变美国女性职场环境的十个案件》，[美]吉莉恩·托马斯著，李明倩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来源：douban.com）
随着技术发展急速抹灭男女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差距，恩格斯曾经论述过的性别压迫的起源和基石日渐瓦解。此书出版前十三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颁布了美国女权运动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民权法案》，其中第七章正式引入了“性别”概念，提出男女享有“就业机会平等”。然而法案颁布之初，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甚至视法案为‘侥幸出生的私生子’”（吉莉恩·托马斯：《因为性别》，李明倩译，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6页）。距离女性在职场上大施拳脚还有漫长的旅途，社会上多是一些“绝望的主妇”。“要毁掉一个女人……你只需要把她娶回家。”（62页）尽管此前的大半个世纪，她们接连赢得了选举权、遗嘱权，以及在不需要丈夫许可情况下提出诉讼的权利，七十年代绝大多数美国妇女的生活依然围绕着烤面包、四季豆展开。即便有了洗衣机、烘干机、电冰箱这类“小小的解脱”，仍不能改变她们在婚姻里失去自我的“腐败的状态”和充斥她们生活的“肮脏的细节”。彼时，避孕工具刚刚得到大规模推广，女性由生育不受控制的自然状态向社会化过渡。她们开始享有避孕带来的身体解放和闲暇时光。在逼死人的空虚之中，主妇们开始检视自己的感受，日渐觉察到不对劲的地方，周身涌动着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求。这份渴求与她们既定的社会角色、性别分工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反抗者由此认识到，所有这些“他们”的规则和真理，都在讲述同一个谎言——“女人是天生的受害者”。而这显然是馊掉的隔夜菜，在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斗志昂扬之际，尤难下咽。 #MeToo [我也是（受害者）]运动（来源：downtrend.com）这一波由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凯特·米勒（Kate Millet）、朱迪斯·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等掀动的女权浪潮中，性暴力、性别歧视、女性参政议政、同工同酬、女性文学传统等都处于议题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权主义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自己。醒来的女性，面对着不一样的风景。当米拉们还停留在半辈子对性一知半解、精打细算欲望和风险的比例之时，女权主义已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性解放”。波德里亚曾批评女权运动中的某种近视，认为“性解放”抹灭了界限，导致参照原则的丧失，最终使得诱惑缺席。而这些模糊了的界限，需待四十年后席卷全球的 #MeToo [我也是（受害者）]运动予以再次厘清。从大鸣大放的性解放，到精耕细作的改良性文化，女权运动道阻且长。九十年代以后，女权主义阵营内部兴起大混战。不同种族、阶级、性向的女性群体，带着各自不同的诉求，参与到后现代女权主义论战之中。事实上，对女权主义最激烈、最戳中要害的批评都来自其内部。女权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抵制“完美”——经由男人定义的完美妻子、完美母亲；女权主义理论也同样摈弃了“完美”，它在分裂和批判中成长。如同一个足够健康的有机体，它没有极权政治的整齐划一，也没有绝对的领袖和中心，它甚至不需要合法的继承，参与者更多是从个体经验出发做出判断和选择，这些判断也绝不是非此即彼。而这些恰是有别于男权秩序的女性政治的特征。当露西·伊瑞葛来（Luce Irigaray）发问：“在男性专擅的秩序之内，能否出现女性政治？若其为有，在此政治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变革来配合？”（《此性非一》，李金梅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二〇〇五年版，104页）弗伦奇似乎在一个小小的精神共同体中预见到这种女性政治的可能性——它以倾听为核心机制，如同子宫般滋养个体多元化的需求和选择，待到一定时刻即与母体分离，发展新生。小说主人公米拉在哈佛的小团体，一个微型精神共和国，最终优雅地走向分裂和分别。即便彼此坚持己见，她们依旧一次次表达理解。“那晚的分别，像芭蕾一样优雅又正式……只有适度的端庄举止，彬彬有礼，才能表达他们到底有多亲密，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么的不可逾越。”（372页）及至千禧年，互联网时代的女性声音集体爆发。曾有一个有趣的全球问卷调查：“如果互联网有性别，那么它是男还是女？”绝大多数网民投票相信，互联网是女性。互联网让人们可以友好地跨越各种不同的界限，它非常多元，又不具备直接暴力，这些都更接近于女性气质。事实上，如今的整个人类文明都开始女性化，这可能是互联网和城市化进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她者的回归，毋庸置疑是这一时刻的历史需求。当瓦尔愤怒地斥责“一个充斥着‘你们’——满是男人的世界”（331页），女权主义者们在一代又一代人中添加进“我们”的声音。艾玛·沃特森《我是女权主义者》2014年联合国演讲 （来源：v.qq.com）
《醒来的女性》出版四十三年之后，女人们一觉醒来，依旧无处可逃。弗伦奇对此大约不会太过惊讶，“我无法想象，哪一种社会结构能容纳这种安排，却不用改变所谓的人性”（97页）。人性之中，竖着古老的高墙——人对于他人缺乏同理心，“这一群人对另一群人也是一无所知”，男人和女人之间更是欲望远超理解。伊瑞葛来这样的理论家很早就意识到，女权的呐喊不应以男性作为比照而存在，更多是要通过回归女性生命本质的内在体验，来思考性别差异、自身与他者的关系。伍尔夫也有这方面的自觉，她在《奥兰多》中虚构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男性贵族奥兰多，在经历一系列爱情失望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变成女性，重新以女性的身份去体会这个世界，才意识到原来作为女人生活在这世上竟有那么多的麻烦。女性解放运动，绝非一个性别打倒另一个性别——那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男权。其真正的诉求，是一场结构性的逆转，将女性和男性从封闭且唯一的权力结构及认知模式中解困。女性权益的争取，仅是其表层，更幽微的部分，是让男性与女性都能跨越自身去体会沉默的另一半世界。这种超越自身性别的体察，带来的将是人性的拓展和成长。这终究是一个无法与他人彻底切割的世界。女人和男人面对共同的罪孽，承担同样的未来。“她者”千辛万苦地醒来，她们的愤怒，是一种净化，是从悲剧经历中萃取出的精华，它深刻积极地改变着人们原本看待事物的方式，帮助我们对抗普遍的麻木、愚蠢、不公，对成长的扼杀，对生命热情的怠慢。真相炙烤着醒来的女性。她们最终站出来代表她们自己。（《醒来的女性》，玛丽莲·弗伦奇著，余莉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〇一七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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