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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锦新样 | 孙郁:自由的书写者

孙郁 读书杂志 2021-07-25

编者按


著名报人曹聚仁一生著述颇丰,史学、传记、散记,共七十余种,可谓将“杂家”“通才”的身份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其身在“边缘”,却能与“中心”持续保持对话,这种魅力与价值的源头,在孙郁看来,一是史家境界,二是自由精神。值此曹聚仁逝世纪念之日,重发此文,再次领略曹氏“朗然的精神”。




自由的书写者


文 | 孙郁

(原载《读书》2000年5期)


曹聚仁是个颇有才气的人,在知识界很有些人缘。鲁迅生前,和许多人闹翻过,跟他却关系不错。周作人倒霉的时候,是曹氏伸出援助之手,帮了周氏的大忙,此可见其仁义之心。最重要的是,曹聚仁是个公允持重的人,看他写鲁迅,以及现代文学史话,没有趋时之调,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许多年后,重读他的书,仍有亲近的一面,我以为这正可证明他的价值。

有一段时间,我曾集中读过他的关于学术史、书话一类的杂著,很有意思。在文字上,除周氏兄弟外,他大概是最有味道的。曹聚仁是个杂家,有通才,谈天说地时,往来自如,没有隔的感觉。他把学识和美的感受,融到了一起,其小品文的分量,是很重的。在学理方面,他有激进的一面,我想这大概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对诸种文化思潮,却有着自由的态度,没有党派的痕迹。在某些方面,他很类似胡适和周作人,不以个人的喜好而臧否他人,注重学理,心胸开阔,能跳出文化漩涡,远距离地打量人生,那境界,就非同代人能相提并论了。

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现代文化史上自由的书写者。当泛意识形态话语扭曲着我们民族的语言时,他却保存了“五四”的余热,身上散发着自由的光泽。我读他晚年的文字,有时就想起他的同代作家们,那些人,还能葆有平淡、纯情的已甚为寥落,像郭沫若、茅盾,已早就换了笔法,曹禺、老舍,也不复有早年的激情了。但曹聚仁,却仍立在那儿,在香港恪守着自己的园地。他的特殊的角色,给中国的文化,也带来了特殊的意义。

曹聚仁(来源:bing.com)

章太炎弟子们,大多把治学看成人生的要义,像黄侃、钱玄同等人,一辈子呆在书斋里。还有一类,如周氏兄弟,走出了惟学问之路,成为新文化的宿将。曹聚仁走得更远,最终成了报人,做起一般学问人不屑去做的工作。其实好的报人,倘通于学问,又有社交之才,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更大,曹聚仁就是个例子。他走出了学堂,在战火和商业社会里穿梭着,手中做的,仍是学问,所谓走着读书者正是。走着读书的人,书卷气便稀少,灵动的东西就多了。我一直觉得,小品文的高手周作人,倘若一生中也有过曹聚仁式的经历,晚年的文章大概不会掉到书袋里。鲁迅的文字好读,就因为阅世很深,由阅世而走向阅史,总比从书斋到书斋更有张力,百余年的文学史,已向世人暗示了这一点的。

曹聚仁一生,编辑了大量报刊,对新文学是有贡献的。他做过《社会月刊》、《太白》半月刊、《芒种》半月刊的编辑,还曾主编过著名的《涛声》半月刊。到香港后又任过《南洋商报》、《循环日报》的主编。他差不多和左中右的文人均有来往,文章带着中性色彩。曹氏根本上是个史家,因为做了报人而成了社会活动家。他的文化观可以说是进化的自由主义,谙于国学而不拘泥于古人,对新文化很有感情。一九二七年后,“五四”阵营分化成多种团体,文人似乎均钻进小圈子里,惟曹氏仍自立门户,和鲁迅派、周作人圈子、胡适集团,都关系不错。他自认站在“史人的地位”,对二十世纪的党派之争,殊无兴趣。但他又不是一个骑墙的人,文字有着凌厉之气。例如与聂绀弩的争吵,和林语堂的矛盾等等。他喜欢鲁迅,我以为是心灵相通的缘故,但又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这样的人,不仅文坛上少,史学界也不多见。在那本著名的《文坛五十年》中,谈及怎样看待新文学历史时,曹氏写道:

坊间所已出版的,虽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但都有宣传的倾向;他们只能转述官方几个主持文艺政策的人的话,缺少自己的意见。(在台北出版的《文艺月报》,连载了王平陵的《现代中国文艺史》,其人,文艺修养本来很差,加以替国民党宣传部做号筒,所以写更不成。)笔者不能自已,才发奋执笔,把真实史事写了一点以待来哲。我相信政治斗争的空气,一定会慢慢澄清的;到了将来,也如北宋新旧党之争,化为陈迹,王荆公的道德文章以及他的政治主张,就为后人所认识,那些颠倒黑白评蔑荆公的话,犹如过眼烟云,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观点,发表于五十年代初,为大陆、台湾所没有。我记得八十年代末,人们谈论重写文学史时,其实正是无意间重复曹聚仁的观点。他比中国的作家和学人们,早醒悟了几十年。茅盾、巴金、王瑶、唐弢等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在八十年代前,均未说过这样的话,此可见他的特别。

书斋中的曹聚仁


晚清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学人、作家,他都涉猎过,品评时常发奇思,有些见地,是让人称道的。例如,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此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少有统一的时候。曹氏于此,是很看得开的,这一点也很类似周作人,头脑并不发热,有平常之心在。谈到对鲁迅这样的人物评价,他就冷静得多,敬重之中,又有反诘,没有神化和圣化的因素。论新文化中人,他有一个观点,很是生动,不妨引来:

“人”,这种有血有肉的动物,总是有缺点的;一成为文人,便不足观,也可以说,他们的光明面太闪眼了,他们的黑暗面更是阴森;所以诗人往往在历史上,几乎等于神仙,要是住在我们楼上,便是一个疯人。谁若把文人当做完人看待,那只能怪我们天真了。笔者曾经听了一位年轻女孩子的说法,她对徐志摩的诗,那么爱好,因而对那位多才美貌的陆小曼,心向往之。她曾经想到上海去看她,要我替她介绍。我就笑着说:“还是让她的美妙印象住在你的理想中吧!”陆小曼风华绝代,那是三十年前的事;而今是久困芙蓉帐的佳人,早已骨瘦如柴,七分像人三分像鬼了。我们说文坛掌故,虽有人如其文的说法,却也有人不如其文的事实;文人中虽有朱自清、叶绍钧这样恂恂儒者,但狡猾阴险的也并不少。文人气量之狭小,那是“自古而然”的。

曹聚仁在此表现了他的知人论事的敏锐,和迂腐的书生比,是多了精神上的力度的。鲁迅在品评人物时,也有这类意见,看法和大学里的教授,往往相左。何以故?有复杂的生命体验在吧!阅人与阅史,有相似的一面,深与浅,大抵与修养、经历有关的。

我认为曹聚仁是“动”的史家,不是“静”的学者。说“动”,乃因为他亲临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写过《中国抗战画史》、《现代中国通鉴》这样的书,他是带着史家的意识,参与到历史中的。在一篇文章中,他说“八一三”战争一爆发,便走出了书房,做了战地记者。一上战场的时候,就有了写战史的愿望。他对历史有着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观念往往大异。支撑其思想的,是其深厚的国学根底及自由主义的文化观。他从现实的体验中,总能找到历史的根据,又从历史出发,去看现实的问题。例如写抗战史吧,他眼里的世界就很别致,和台湾、大陆流行的书很不一样。这大概受到了章实斋《文史通义》的影响。曹聚仁很佩服章实斋,他说:“通义,便是一种自己的主张,不为一切成见、一切学说所囿,而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家言。”曹聚仁的《现代中国通鉴》、《文坛三忆》、《鲁迅评传》等,就有点这类意味,虽深浅不同,但见解之鲜活,是让人难忘的。历史在他笔下,不是死的资料,而是流动的河,且时常滚动着浪花,这在别人,都难以做到。

史家治学,看重的是“博”与“通”,曹聚仁于此,是很留意的。他在国学上,确有博的一面,记得鲁迅遇到难解的古词的出处时,曾求教于他,曹聚仁很快就解决了。章太炎讲学时,曹聚仁做的记录,完整准确,令章氏大为惊叹。所以,晚年的时候,他在香港批评港人在国学知识上的错处,均一针见血,显示了大家风范。另一方面,曹聚仁不满于四书五经的单一解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想也应有所进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不泥于古物,精神在新学之中。我们读他谈及“五四”以及英法俄文学的文章,是可感受到这一点的。由古及今,顺随进化,这使他成了一名通才。

他一生著述颇丰,史学、传记、散记,共七十余种。像《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蒋经国论》、《中国史学ABC》等,很引人注意。在众多著作中,我最看重的,是他的鲁迅研究,其中的一些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关于鲁迅,他有三本书。一是史料集《鲁迅手册》,问世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又分别推出《鲁迅评传》与《鲁迅年谱》。其中那本《鲁迅评传》,我以为是治现代史的人必读之书。迄今为止,为鲁迅作传的中国人,只有曹氏一人和鲁迅有过交往,且情谊不浅。曹氏写鲁迅,有可信的一面,常态的东西多。既贴近性格,又超于象外,文笔可见出周作人式的气象,不过于文饰,有举重若轻的潇洒感。《鲁迅评传》最动人之处是写出了鲁迅平凡中的伟岸。曹聚仁在史料、观点上,没有极端的东西。其精彩处是“述学”的文字,但“评介”的部分则缺少哲思,对鲁夫子内心的把握,还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他的知识储备还是从章太炎那儿来的,虽又多了西洋的一些传记意识,但因为对形而上学殊乏研究,探究问题时,就显得平淡。不过,周作人对《鲁迅评传》评价很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周氏说: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者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1999年东方出版中心再版《鲁迅评传》(来源:douban.com)

周作人把曹聚仁,是看成同道的。虽然曹氏的文化观点,与周氏尚有差异,但在基本的学术层面,有相通之处。两人都是杂家,崇尚无党派的自由,看问题和当时的流行色,颇相反对。在历史的隧道间穿行的时候,他们均有挥洒自如的一面。中国文人,直陈历史时,要么因褊狭而走极端,要么因学识不逮而得之皮毛。像他们这样的人,真真是凤毛麟角,很少见到的。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看一个人的文学观怎么样,只要了解一下他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便能体味些什么。拥鲁的与拥周的,常常势不两立,大有泾渭分明之态。很少有人将二者沟通起来。其实二者是硬币的两面,分裂开来,倒把问题复杂化了。曹聚仁亲鲁迅,亦近知堂,在二周间,均有爱意。何以故?恐怕不能用中庸之道解释吧?谈到二周,曹聚仁说:

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坛,周氏兄弟的确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我们治史的,并没有抹消个人主义在文艺上的成就;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其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但从现在中国的社会观点说,此时此地,有不能不抉择鲁迅那个路向的。

周氏兄弟(左:鲁迅;右:周作人)(来源:腾讯网)

我以为这就是史家的目光,视野是阔大的。章门弟子中,和周氏兄弟关系较密的有多位。但自从周氏兄弟决裂后,许寿裳成为鲁派,钱玄同变为周作人密友,朋友间也亲疏起来了。但曹聚仁却平和中正,又不偏袒一方,这在那一代人中,是有趣的现象。从这个角度去看曹氏的特别性,当能走进他的心灵深处。

清代的学者焦循,谈治学时,很推崇有个性的人,他说:“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故君子不同也。”曹聚仁就是个与世俗不同的人。我们现在纪念他,一是感叹他的史家境界,二是他的自由精神。我记得过去有人曾叹,最是文人不自由,用以感慨知识者在社会尴尬的角色。但曹聚仁却是个异类,他自由地往来于海峡两岸,是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人。他的书籍既不感伤,又不绝望,有乐天的、健康的东西在。中国文人,最缺少的,乃朗然的精神,曹聚仁给后人,做了这种示范。看他的书,阴郁的东西渐少,明快的调子加多,这正是“君子不同也”的例证。

二○○○年二月十七日于天坛南门
 
 (《鲁迅评传》,曹聚仁著,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初版,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再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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