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李庆西先生“老读三国”系列的新一种。“空城计”是《三国演义》和传统戏曲中，颇令人津津乐道的桥段。但在《三国志》中并无此事，只是有一相似情节，被戏曲家、小说家移花接木，成为半是巧合、半是玄虚的“经典”。这篇札记，就从地理、史述、戏曲改编、小说叙事等不同角度，来切近这一问题。
文 | 李庆西
（《读书》2020年8月新刊）
“空城计”是诸葛亮初出祁山的收官之笔，事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因马谡失却街亭，诸葛亮只得安排退兵之计，自引五千人马去西城县搬运粮草。不料司马懿父子率十五万大军蜂拥而来，这时身边没有一个能上阵的将官，而五千军中却有一半运粮走了。无奈之下弄险大开城门，以虚应实，眩惑对方。眼见诸葛亮在城楼上焚香操琴，司马懿疑有伏兵踟蹰不前，终竟不战而退。此节本是蜀军撤退的过渡情节，寥寥千余文字却成了压轴的重头，在三国层出不穷的谋略叙事中，实为最令人叫绝的一计。
1994年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剧照（来源：v.qq.com）
《三国演义》以陈寿《三国志》为蓝本，许多奇崛的情节亦自有其本事。如，曹操下套离间马超韩遂，那种桥段怎么看也像纯然出自小说家手笔，却是《魏志·武帝纪》建安十六年记事。不过，“空城计”这故事并不见于《三国志》诸传，亦未载入《晋书·宣帝纪》（按，陈寿撰《三国志》因避讳不作司马懿传，《宣帝纪》可补此缺），实际上小说这番描述根本不见于任何正史，实是文学虚构。然而，之前失街亭和后来的斩马谡，却是于史有征（《蜀志·诸葛亮传》）。将虚构的“空城计”，裹入一场实有其事的战役。那是蜀汉建兴六年（二二八年，即魏太和二年）春天的事情。不过，据史志记载，诸葛亮这次伐魏，对方主帅是曹真，而非司马懿。如《魏志·明帝纪》谓：“太和二年，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应亮。遣曹真进兵，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曹真传》亦谓：“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帝遣（曹）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曹真坐镇郿县（今陕西眉县），披坚执锐冲在前边的是张郃，这回没有司马懿什么事儿。其时司马懿居于宛城（魏之荆州治，今河南南阳），《晋书·宣帝纪》曰“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之前因新城太守孟达反水，司马懿率兵奔袭上庸（今湖北竹山一带），斩孟后并未远赴天水郡加入战事，而是“振旅还于宛”。如果按蜀魏战争编年史来安排“空城计”这故事，在城下听诸葛亮操琴的应该是张郃，司马懿杀入蜀境尚在两年之后（魏太和四年）。“空城计”这故事由来已久。《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晋人郭冲条述诸葛亮五事，其第三事曰：（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即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偪，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将有强伏，“司马懿必谓吾怯，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建兴五年裴注）
这就是“空城计”故事原型。郭冲的记述确是极好的小说材料，此条所谓“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这一番安排，尽被《三国演义》取用；而诸葛亮之“意气自若”，则化作身披鹤氅焚香操琴的城头表演。以小说描述的“空城计”场面对照郭冲此条，可见基本上是按其原型加以渲染铺叙。郭冲所述本乃小说家言，裴注亦注意到其说与史实相抵牾，乃谓“冲之所说，实皆可疑”，一个有力的依据就是司马懿其时在宛，不可能与诸葛亮直面相睹。值得注意的是，郭冲此条开头一句：“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给出的地点是阳平（即汉中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诸葛亮本人留守阳平，也就是说，这个原始版本的“空城计”故事应是发生在阳平。诸葛亮几次北伐都是从阳平大本营出发，按郭冲之说倒是险些让司马懿抄了他的老巢。《三国演义》将地点挪到了西城县，有意将故事嵌合到初出祁山的战事之中。不过，将地点摆到西城县，方位明显有误。因为西城县不在祁山以北。西城乃魏之荆州魏兴郡治（在今陕西安康市），跟蜀方出兵的祁山、天水一线不在一个方向。如果按小说叙事情境，诸葛亮险遭围城的地方应该是天水郡的西县（在今甘肃天水附近），而不是魏兴郡的西城县。诸葛亮从阳平关出兵，是从箕谷向西北—东北方向运动，从地图上看，祁山—西县—天水—街亭，大致是逐次向北的节点（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西县正在蜀军进退路线上。西县，西城县，一字之差，很容易发生舛错不是？但这里的混淆好像不是这么简单。再看郭冲三事，其“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一语，分明是往东南方向的魏兴郡进发，那是曹魏控制的荆州西北部，西城县正在这个方向上。由此可见，这原版“空城计”是以另一场战事为背景。其实，郭冲四事说的才是初出祁山之役，如谓：“（诸葛）亮出祁山，陇西、南安二郡应时降，围天水，拔冀城，虏姜维，驱略士女数千人还蜀。”（建兴六年裴注）此与蜀、魏诸传所述略同。那么，这回“并兵东下”为何来着？唯一的可能就是为接应孟达反水而出兵，从《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孟达所据新城郡就在魏兴郡下方。只是没有史料可以佐证诸葛亮有过这样的东征之举。也许实际上并未发生战事，司马懿仅八日就率部从宛城杀到上庸，魏延策应不及只得偃旗息鼓，因而未及见诸史家笔端。当然这是基于郭冲叙事的假设。魏延向魏兴—上庸进发，与杀向汉中的司马懿“错道”而行，这正说明对方是从魏兴郡那边过来。这一点，郭冲并非凭空结撰，诸葛亮出祁山之后，司马懿已屯兵魏兴郡（西城）。《魏志·曹真传》记述，太和四年（蜀汉建兴八年），曹真向魏明帝曹叡建言：“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明帝采纳了这个分兵进入蜀境讨伐的方案，“（曹）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泝汉水，当会南郑”。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即汉中郡治，这次进讨意在拿下汉中。按《蜀志·后主传》的说法，曹魏是作三路进兵：“（建兴）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曹真此番出师不利，被大雨堵在陈仓，并未进入蜀境。但司马懿一路倒是长驱直入，《晋书·宣帝纪》曰：“四年……与曹真伐蜀。帝（按，指司马懿）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泝沔而上，至于朐，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可是，从地图上看，宣纪叙述的进军路线有些令人费解。司马懿到了朐（今重庆云阳县），还拿下了汉丰县（今重庆开州区，新丰系汉丰之误，建安二十一年刘备析朐置汉丰县，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八），这两处均属巴东郡，在汉中、巴西两郡之东南，看上去是走了相反的路线。说是“泝沔而上”，却是沿着长江往上游绕远，莫非是要走西汉水？不过，学界有一种有争议的说法，这一地区在南北朝之前出现严重地质变化，因嘉陵江袭夺古汉水上游而形成沔水（汉水/西汉水）分流，已无法确定其改道之前的走向（参周宏伟《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载《历史研究》二○一○年第四期）。考虑到这一层，未可遽断司马懿当日是怎么个操作。只是张郃一路不见说起。查《魏志·张郃传》，并未记述从子午谷攻汉中之事。倒是两年前（魏太和二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之际，张郃为救陈仓，率部“晨夜进至南郑”。那回杀到南郑，诸葛亮已粮尽而退。但太和四年攻蜀只是《后主传》提到张郃，而《明帝纪》大抵将其归入曹真一路（《华歆传》说曹真从子午道伐蜀，那么张郃是换到斜谷那边，还是跟曹真并作一路？这两处相去甚远，不至于混称一路）。清人所绘张郃画像（来源：wikipedia.org）
不管是何年何时，张郃能够进至南郑，那应该是一座孤城。没有证据表明诸葛亮是否被围在城内。蜀军撤退之际，粮草被设置为一个话题……这些因素凑到一起，“空城计”的外部条件已廓然在目，难道不能想象，曾深入蜀地的司马懿可以替代张郃出现在城下？在《三国演义》中，太和四年攻蜀之事在第九十九回，却是将司马懿跟曹真拴到一处，都被大雨阻在陈仓城内。当然，这是小说家移花接木的手段。就像鲁迅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郭冲的叙事也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拼凑。但是反过来说，史家笔下纷纭欹出的叙事亦未必没有事实与想象之舛互。当然，还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空白。就说这一年，蜀汉建兴八年，诸葛亮行状不详，其传中偏偏漏缺这一年记事。是年，《后主传》仅有一句提到诸葛亮，魏兵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坂”。赤坂，在南郑以东。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三国文学叙事主要见于宋元说话和元杂剧。宋人说话有“说三分”的家数，但究竟有哪些关目，如今已不可知悉，流传于世的话本只有元至治时建安虞氏刊印的《新编三国志平话》一种。这部话本对《三国演义》有着明显的影响。然而，《平话》并没有采入郭冲叙述的“空城计”这个段子。元朝至治（1321-1323）年间，建安虞氏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来源：wxn.qq.com）
不但《平话》没有这一出，今存二十一种元杂剧三国戏中同样没有“空城计”。如将搜索范围扩衍至元剧乃至宋元南戏和金院本三国戏残曲及所有存目，也还是找不见这个剧目。元代以前的剧本、残曲及存目收入《三国戏曲集成》合计有七十七种之多，其中像“桃园结义”“战吕布”“千里独行”“单刀会”等重要剧目均有两三种以上不同版本，却没有一例以“空城计”为题材。再查《武林旧事》卷十所列“官本杂剧段数”名目，里边没有三国戏，而《辍耕录》卷二十五宋金“院本名目”只有《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五种。三国戏曲的题材分布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以刘、关、张和蜀汉叙事为主，二是主要讲述诸葛亮南征之前的故事。这种取舍实大有讲究，审视历史亦自伴有某种审美态度。北伐出师未捷，不啻开启一部蜀汉衰亡史，小说家于此灌注的悲剧意概不大容易为戏曲观众所接受（况且戏曲演出往往与喜庆相参和），故涉及蜀汉后期的元剧仅有王仲文《诸葛亮秋风五丈原》（今存残曲）一种。不仅元代以前是这样，甚至《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出现的明清杂剧、传奇亦同样如此，很少有取之小说第九十一回以后的关目。传奇往往是几十出的连台本大戏，如明无名氏《草庐记》，缀合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的一系列故事，不只是三顾茅庐，一直演到刘备入蜀称帝为止。再如，清室允禄长达二百四十出的《鼎峙春秋》，剧情从刘、关、张结义至武侯七擒孟获，其中与小说或历史记载相关的叙事只到诸葛亮南征归来为止。见好就收，明显是一种叙事意图。不过，清代传奇和杂剧也不是完全没有做三国后期文章的。如夏纶的传奇《南阳乐》，周乐清的杂剧《定中原》，就是一种另类三国戏，二者都是从诸葛亮五丈原禳星切入，然后就脱离了小说和历史叙事，整个故事就是演绎蜀汉国运起死回生的大逆转，诸葛亮禳星得以延寿，灭了司马氏父子，灭了曹魏和东吴而一统天下。但因为是从五丈原说起，早先“空城计”一节自然不在其内。不管避讳还是篡述，总之早先戏曲家并不看好这个表现诸葛亮智谋和胆略的故事。不能说没有技术上的原因（譬如其戏剧冲突难以形之于外，仅凭唱功表演剧情有相当难度），或许更主要的是，那种弄险退兵之计也还是“出师未捷”的注脚。应该说，“空城计”之成为著名戏曲剧目，大抵在京剧兴起之后。据今见资料，大概最早演出《空城计》的是余三胜（一八〇二至一八六六），署名倦游逸叟的《梨园旧话》（见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开列余氏擅演的剧目中就有《空城计》。在印刷物尚未普及的时代，戏曲的传播作用无疑优于小说，“空城计”成为国人妇孺皆知的故事，京剧功莫大焉。顺便说一下，“空城计”这名目恐怕也是源自戏曲，《三国演义》书中从回目到内文都未见此语（毛宗岗回评虽曰“坐守空城”，却未名之“空城计”）。然而，这个题材何以迟至清咸丰同治间才被搬上戏台，未是三言两语所能道明，大抵要从世事变迁乃至社会文化心理诸方面寻找原因。京剧《失街亭 空城计 斩马谡》（来源：v.qq.com）
坊间所谓“三十六计”小册子，将“空城计”列入兵家韬略，实为大谬。按《辞源》释义，此乃近世好事者附会古语立为名目。其实，诸葛亮这步险棋绝不同于“暗度陈仓”“围魏救赵”之类，只是处于特殊情境的应变之策，其独特之处正在于不可复制。就谋略效应而言，“空城计”或可归入古代战例常有的疑兵计一类。从《三国演义》多处写到的疑兵战术来看，此计能蒙住对方恰是各种因时因地的变招。如第四十二回，刘备当阳撤退时，张飞于长坂桥截阻曹兵，命手下用马匹拖曳树枝搞出“尘头大起”的样子，让曹操疑有伏兵而不敢追杀。又如第九十五回，司马懿从西城退去，关兴、张苞于武功山阻击，也是虚张声势疑惑对方，仅以三千人马做成漫山遍野都是蜀军的假象。疑兵计通常是以弱搏强，以虚应实，玩的是心理战。就兵家常理而言，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谋略。兵者的“诡道”，首先是一种诱敌之策。如《孙子兵法》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计篇），说的是要装出一副不能打的样子让你来打，背后自须实力支撑。长坂坡林间“尘头大起”，武功山遍野“鼓角喧天”，却是将文章反过来做，是佯装声势使对方止步于阵前。但“空城计”的设意又恰恰相反——目的是阻挠对方进攻，偏又摆出一副不设防的样子。明明是拒敌之策，又像是在诱敌深入。诸葛亮城头操琴的优容自如，那不慌不躁的神态，让人根本看不出是逞强还是示弱。按说司马懿应该明白《孙子兵法》所说“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道理。可这里是拐了几个弯的反向思维，竟未能勘破此义，自是绕进了这颠倒舛互的套子里。当然，诸葛亮敢玩这一手，实是抓住了司马懿谨慎而多疑的性格；司马懿之所以不进而退，却只知诸葛亮亦是谨细之人，未料其敢于如此铤而走险。不过，这说的只是一面的道理。以小说描述的情境，双方兵力如此悬殊，诸葛亮实际上已无路可走。既已身处险境，那就不是主动弄险的事情。事后众人皆惊服“丞相之机，神鬼莫测”，诸葛亮倒是说了一句大实话：“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打也不是，走也不是，只能将拒敌之策隐于诱敌的假象之中。但这“示之不能”的假象还不能做得太像，否则将司马懿引入城内就坏事了。可想，“空城计”营造的从容淡定，只是从进退两方面模糊对方的判断，因为这其中有一个难以调适的悖论：既不能拒敌，更不敢诱敌。在兵家眼里凡事都要反过来看，司马懿戎事倥偬之际没有时间考虑其中的荒谬，只能凭感觉行事。所以，归根结底是性格问题，性格即命运。作为无奈的应对之策，严格说“空城计”未必一定有胜算，但也算是危急之中抓住了最优选项。诸葛亮的运气在于对手是司马懿，如果杀到西城的是张郃，就绝无这一出好戏。从这个意义上说，“空城计”是诸葛与司马的“共谋与合作”。然而有趣的是，许多读者和观众都愿意将诸葛亮此举作为制胜的计谋，视为初出祁山之优胜记略。尽管史家缄默不语，尽管文学叙事又显得夸张而多少有些乖谬，但人们对此还是津津乐道，因为人们愿意相信诸葛亮总有神算妙策。这就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里揭示的那种情形：“作者与读者背着叙事者秘密地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正是根据这个标准，发现叙述者是有缺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