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周绚隆：钱锺书选唐诗

编者按

“父选母抄，圆圆留念”——《钱锺书选唐诗》一书出版之际，周绚隆写下此文讲述来龙去脉：原来在众所周知的《宋诗选注》之外，钱锺书还选过唐诗。严格说，这部书稿只是一个诗歌白文的选录，且是一个私人化的“任性”选本——杨绛为排遣钱锺书的有志难伸，鼓励钱选一本唐诗，专门选给她看，由此才有“杨绛日课”。

钱、杨二位先生在世时都未对外提起过这部手稿。杨绛先生晚年，本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同意将书稿公开出版，不能不说是文化界之一大幸事。

钱锺书选唐诗

文 | 周绚隆（《读书》2020年11期新刊）

《钱锺书选唐诗》即将出版，这一书名是出版社根据书稿的内容另取的，杨绛先生在稿子的封面上，原来题写的名称是“《全唐诗》录杨绛日课”，钱锺书先生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八个字，基本道明了它的性质。后来由于钱瑗不幸早逝，杨先生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稿子的封面上有杨绛的赠语：“此八册抄本，赠吴学昭留念。绛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七日。”按，原稿实为九册）。吴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

钱锺书选杨绛抄《全唐诗录》稿本九册书影

钱、杨二位先生在世时，从未对外提起过这部稿子，学界几乎无人知道它的存在。而它的产生，其实牵涉着一桩旧案。杨绛在《我们仨》中说：

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虽然钱锺书当时心存委屈，但《宋诗选注》的问世，既证明了郑振铎的知人之明，也证明“不是科班出身”的钱锺书于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杨绛接着又说：

锺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锺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组的《唐诗选注》。

这两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宋诗和唐诗选注工作，都是在当时的所领导统一部署下开展的。

钱锺书、杨绛与钱瑗1950年摄于清华大学宿舍前（图片来源：《我们仨》）

这两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宋诗选注》和《唐诗选》，虽然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但两本书的成书过程和命运却截然不同。《宋诗选注》是钱锺书独立承担的。用杨绛的话说：“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遍读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我们仨》）杨绛这里说的绝对是实情。虽然选宋诗的难度要更大，但钱锺书的工作效率却极高。《王伯祥日记》一九五六年四月九日曾提到：“翻阅默存《宋诗选》初稿之一部，盖日前所中寄来征求意见者也。”这时候显然只有部分样稿。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记：“所中散会时默存以所撰《宋诗选》稿本全部属校读。”接下来从六月三日到六日，每天都有看稿的进度记录，到六日“全稿看完”，七日“午后写信复默存，对所撰《宋诗选》提意见，备明日赴会时面交之”。八日午后“参加本所座谈会，顺以《宋诗选》稿面还默存”。从其记载看，大概到一九五七年五月，《宋诗选注》就已基本定稿。到出版前，对所选的作者未再做增删（倒是一九六三年第二次印刷时，迫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删掉了一个诗人——左纬——和他的作品）。《宋诗选注》于一九五八年九月顺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虽然在一九五八年底的“拔白旗”运动中，钱锺书文研所的同事胡念贻、曹道衡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周汝昌、黄肃秋等，都集中写文章对该书的“资产阶级观点”做过批评，但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一九五九年在《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文，对其做了高度肯定，其后，夏承焘又发表了《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再次说了公道话），成为选本中的经典。

相比之下，《唐诗选》的成书过程要曲折得多，出版也比《宋诗选注》晚了整二十年（《唐诗选》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出版）。从《王伯祥日记》看，文研所的《唐诗选》计划开始于一九五六年九月，最初议定由王伯祥、余冠英、陈友琴、王佩璋四人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工作一度主要落到了王伯祥的身上。到一九六〇年初，王伯祥的稿子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其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说：“默存来招，即同往冠英家。冠英、友琴都在，即展开《唐诗选》具体工作讨论，篇目大致已由默存选定，约明日友琴来我家商定落墨。”此后一九六二、一九六三两年，在《王伯祥日记》中都有关于钱锺书参与讨论《唐诗选》稿子的记录。但据后来成书的《唐诗选》前言说：“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参加初稿和修订的有余冠英（负责人）、陈友琴、乔象锺、王水照同志。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定，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王伯祥原来做的稿子似乎因某种原因未被采用，所以《唐诗选》前言最后只对他简单提了一句：“王伯祥同志在世时也对这项工作给予不少帮助。”这大概是对他一九六二年以后参与审阅、讨论其他人撰写的《唐诗选》书稿略表谢意。）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因为下“干校”，这项工作中断了九年。据参与此项工作的王水照回忆，重新修订是在地震棚里进行的——那个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所谓回纥诗人坎儿曼，就是这时加进去的。这部稿子在修订时经过了大删大改，钱锺书负责撰写的“王绩等十七人”稿子（《容安馆札记》第七百二十九则说：“诸君选注唐诗，强余与役，分得王绩等十七人。”），最后只留了王绩、王勃两家，原来所选的诗也多被换掉了（《唐诗选》和《钱锺书选唐诗》，只有王绩的名下，选的都是《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和《野望》这两首，可证这是钱原来的选目）。《唐诗选》前言里说，其“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个标准估计就是这次修订时提出的，余冠英对旧稿的删改应遵从了这一原则。

杨绛手书字条

杨绛说：“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按，《宋诗选注》没选《正气歌》，正是“拔白旗”时被批判的理由之一）由此看来，经历了十年政治运动磨砺后，对于钱锺书一九六〇年参与“选定”的《唐诗选》篇目，余冠英显然认为有些不合时宜了。虽然杨绛说“锺书肯委屈，能忍耐”（《我们仨》），但不等于对这些事情会无动于衷。据王水照说，“文革”后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唐诗选》前言起草好以后（署名是余冠英、王水照），余先生对他说：“钱先生对我们组里都有意见，你的前言给他看看。”钱锺书看完前言后，曾给王水照写了五页信，但坚决表示不愿署自己的名。显然，他对后来成书的《唐诗选》是持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对选诗的标准。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钱锺书写〈围城〉》中说：“钱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这透露了她在学术上对钱锺书有多方面的支持。所以对钱在选唐诗过程中遭遇的不快，她非常理解。为了帮他排解郁闷，作为“贤内助”，她鼓励钱独立选一部唐诗，专门选给她看。钱锺书接受了她的提议，遂以《全唐诗》为底本（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里曾说：“《全唐诗》虽然有错误和缺漏，不失为一代诗歌的总汇，给选唐诗者以极大的便利。”），每天选几首，她也每天抄一点。如此日积月累，最后形成了这部稿子。这就是她在封面上题写“《全唐诗》录杨绛日课”的缘由。这场选诗和抄诗的工作，据杨绛说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止，共八册，抄六年”。但是在原稿第一册孟浩然《晚泊浔阳望庐山》诗旁，却有她的一条批注说：“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中旬书。”说明这项工作可能在一九八三年就断断续续开始了，到一九八五年才变成名副其实的“日课”。这部稿子抄成后，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在私密的范围内，是否曾跟人谈起过，我们不得而知。有消息说，胡乔木生前就曾劝钱锺书选注唐诗，想必也是事出有因的。

由于不抱商业目的（不是出版社的约稿，没有字数、体例上的限制），也不受组织干预（非单位委托的任务，选什么不选什么可以自己决定），所以这是一部非常“任性”的选本。《唐诗选》共选了一百三十余位诗人的六百三十多首作品，本书则选了三百零五位诗人的一千八百六十五首作品，单从体量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覆盖面是很大的。这多少可以弥补钱锺书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所感叹的那种遗憾：“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以唐代的大诗人为例，《唐诗选》里杜甫选了七十一首，白居易选了三十首，本书中杜甫却选了一百六十三首，白居易选了一百二十首。相反，李白在《唐诗选》选了六十四首，本书却只选了二十首。很显然，钱锺书完全没有顾及李白在唐代诗坛的所谓地位和影响力，他关注的只是作品本身。晚唐的小家像曹松，《唐诗选》只选了他两首诗，本书则选了九首。刘驾在《唐诗选》里只选了一首，本书则选了十六首。曹邺在《唐诗选》中只选了《官仓鼠》一首，本书含这首共选了十六首。裴说在《唐诗选》里根本没能挤进去，本书则选了他十首诗和两联残句。以上这几组数字，只是笔者随手抽检发现的，如果把两本书的选目仔细对比一下，除却《钱锺书选唐诗》本身的体量较大这一客观因素外，还是能看出钱锺书在取舍标准上有明显的个性。

《唐诗选》前言里说：“我们尽可能选取一些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好的作品，艺术标准中还考虑到能代表唐诗的特点。”所以，更准确地说，《唐诗选》应该叫“唐代诗人的诗歌选”，而《钱锺书选唐诗》则是“有唐一代诗歌的选集”；《唐诗选》是板着面孔的严肃文学的展览，《钱锺书选唐诗》则力图展示活泼泼的唐诗的方方面面。所以，它既选了大量以创作闻名的诗人的作品，也选了像唐明皇、宣宗皇帝、则天皇后、江妃、章怀太子等非诗人的作品；既选了思想性强的像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和“三别”等诗作，也选了像韩愈的《嘲鼾睡》、曹著的《与客谜》这类趣味性作品。

《全唐诗录》稿本第一册首页

对文学欣赏中的主观性问题，钱锺书在《谈艺录·六》中有所论述：“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歌；好雕绘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好性灵者，则论诗当言志；好于象外得悬解者，则谓诗当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运谋篇，倘成佳构，无不格调、辞藻、情意、风神，兼具各备；虽轻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告诉我们，所有的诗歌选本其实都是主观的产物。我们评价一个选本的好坏，其实并不是看它有多公正，而是看它有没有特色，以及这个特色所代表的文学观如何。就具体作品而言，决定一首诗好坏的因素很多，但在钱锺书看来，其大端不外乎“情韵”与“思理”两个方面。他曾说过：“予尝妄言：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谈艺录》）他还进而把这种观点扩而大之，用来概括唐、宋诗之别：“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这两点似乎可看作他选诗的主要依据。

除了具备情韵和思理的诗歌之外，对在诗歌中抒写了前人所没表达过的经验，刻画体物生动传神，或在诗歌史上承上启下、开风气之先的作品，他都给予了关注。如章怀太子的《黄台瓜辞》，对处在太子位上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态的表达，过去是很少见的。有意思的是，在王初的名下（本书选了他六首诗），杨绛有这样几句批注：“锺书识：大似义山，已开玉溪而无人拈出。八日。”字是杨先生写的，话是钱先生说的，可以想象，钱锺书几乎是按捺不住地跳出来强调了一下。可惜这样的文字只有一处。想必在选诗、抄诗的过程中，他们夫妇对有些作品是有过讨论的，钱锺书评价王初的这几句话，显然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诗人的残句，因不成章，纵使表达的思理或经验非常独特，或取喻新颖而传神，传统的诗歌选本一般都不会关注，但钱锺书则将其认为有价值的予以收录。如裴说的“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薛涛的“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潘佑的“劝君此醉直须欢，明朝又是花狼藉”、高蟾的“君恩秋后叶，日日向人疏”等。

《全唐诗录》稿本内页（一）

晚唐诗风的变化影响着宋初诗歌的发展，对历史转折时期诗风的影响与继承，钱锺书似格外关注。据《容安馆札记》第七百八十九则云：“晚唐小家，仅知求工字句，至谋篇之大，章法之完，概乎未知。”可证他对晚唐小家的总体评价并不算高。但本书最大的特色，恰在于选录了大量晚唐小家和他们的作品，这或许是对《唐诗选》当年修订时大肆删除这些小家的一种纠正。王水照在《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中说：“此书（按，指《唐诗选》）初选六百多首，其中小家约占十分之一。一九六二年时学术环境较为宽松，入选了不少罕见而又有艺术特色的小家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没有前人的注释可供参考，因而我们都推给了钱先生。……但《唐诗选》后在一九七五年修订时，这些小家显已不合时宜，就被大加删节了（时钱先生和我都未参加具体的修订工作）。”

《钱锺书选唐诗》原来只是一个诗歌白文的选录（就连许多诗序杨先生也没有抄），钱锺书既没有为它撰写前言，也没有拟作者小传和正文注释。出版社的整理工作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全唐诗》对校了杨绛的抄录稿，纠正了一些原稿的笔误，并给全书加了标点。杨绛在抄录诗稿的过程中，有些随意的记录性文字，则照原来的顺序和位置，用专色随文排列，以尽量保存它的原貌。也正是考虑了这个情况，本书的诗人排序，完全依照杨绛抄录《全唐诗》的顺序，没有按生年先后重新调整。二是组织力量给每位入选的作者撰写小传，并对所有作品做了简单的注释。虽有《宋诗选注》那种个性鲜明、学术色彩极强的诗人小传和注释风格在前，但考虑到除学术界之外还有大量普通读者存在，为减轻他们的阅读困难，出版社自觉这项工作还是有意义的。

《全唐诗录》稿本内页（二）

比较遗憾的是，《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和《容安馆札记》虽已影印出版，但由于钱锺书的手稿不易辨识，限于时间和精力，这次整理本书稿时未能将其充分利用。钱锺书在阅读唐人诗集时随手所做的笔记，里面有许多针对作家的即兴议论和对具体作品的点评，若能辑补到本书每个诗人的小传或作品的注释中，将能让读者更加清晰地领会他选诗的意图。如《中文笔记》（二）评宋之问云：“五古惟《夜饮东亭》（‘春泉鸣大壑，皓月吐层岑’。下句乃少陵‘五更山吐月’之祖）、《题张老松树》（‘日落西山阴，众草起寒色’）二首可采。下首尤散行有气骨。此外皆平平。七言长篇《明河篇》尚谐畅，亦乏精警。五言律亦稍露本质，兆尽初唐被服纨素之体，然亦鲜圆妥者。《陆浑山庄》居然右丞之先声。余则迁谪三律（‘马上逢寒食’‘阳月南飞燕’‘度岭方辞国’）与《渡汉江》五绝（‘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唱叹无穷，清而善怨，初唐之杰作。”又如同册评刘希夷云：“按希夷当时不为人重，及孙翌撰《正声集》，以其诗为集中之最，品题不谬。初唐人五七言古体，绮丽中而能掉臂出清新者，唯此君耳。”又云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格调已古，然词意芜杂，在张九龄下。特以诗体高蹈自若，人始遂见重耳。”针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也是有例可援的，如同册说骆宾王“《在狱咏蝉》序更胜诗”，乔知之“《绿珠篇》居然能放笔直叙”。这两首诗本书都选录了。

另外，《谈艺录》和《七缀集》中有些议论，对我们认识诗人、理解作品也是很有帮助意义的。比如《谈艺录》中评白居易时说：“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这段文字旨在揭出白居易的诗歌为追求浅易而会流于烦絮，钱锺书只是想就此给人们提个醒，并不是要否定白居易的成就，否则就不会一口气选他一百二十首诗，比《唐诗选》整整多出了三倍，更不会在开头说“香山才情，昭映千古”。《七缀集》中《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在论及王维《杂诗三首》之二（“君自故乡来”）时说：“王维这二十个字的最好对照是初唐王绩《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鲜明地衬托出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王绩相当于画里的工笔，而王维相当于画里的‘大写’。王绩问得周详地道，可以说是‘每事问’（《论语·八佾》）；王维要言不烦，大有‘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的派头。王维仿佛把王绩的调查表上问题痛加剪削，删多成一，像程正揆论画所说‘用减’而不‘为繁’。”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和王维的《杂诗三首》，本书中都已收录。

《全唐诗录》稿本内页（三）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选、录唐诗，只是钱锺书和杨绛学术生涯中一个小小的插曲。他们本来只是打算自己选、自己读，把它作为日常生活的一种调剂，抄成诗录，留赠女儿。这个选本从严格意义上说并没有完成，就连它的选目都只能算是初稿。因为没打算把它用于更实际的目的，钱先生甚至都没有翻读过杨先生抄录的稿子（否则有些笔误是会被纠正的），更没有对选目做更严谨的推敲。阅读本书的读者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庶可使其免遭求全之毁。

在这里，不可避免地提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唐诗选》虽成书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多少会受点时代的局限，但负责其事的人都堪称饱学之士，且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所以该书仍不愧为优秀的选本。如今市面上的唐诗选注本虽然不少，真正能超过这个版本的还没有。我们期望读者关注《钱锺书选唐诗》，绝不是要因此否定《唐诗选》的价值。若读者有心，拿两个本子比较着看，说不定能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

《钱锺书选唐诗》，钱锺书选，杨绛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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