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读书》| 王蒙：永远的《读书》

永远的《读书》

文 | 王蒙

开始说是要写“我与《读书》”。这个题目我怎么觉得写过好多次了？

写过一百次也还得写。我想起八十年代初出《读书》的情景，冯亦代先生要我写文章，然后能干的董秀玉出现了，然后吴彬啥的，带着嘹亮的笑声推动我的写作。《读书》创刊号上就有我的谈“少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文字。

紧接着我来了篇《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文字，影响不小。尤其受到夏衍老的首肯，也被列入了什么“向鲁迅挑战”的行列。鲁迅说的是缓行啊，鲁迅哪里说过绝对不可实行啊，从一九二六年缓到了一九八〇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缓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了，缓到了四个现代化时期了，还必须千年万载地缓下去？鲁迅有知，他能不痛心吗？再说，一开奥运会，尤其是二〇〇八年奥运会，咱们的央视屏幕上没完没了播放的大标语，就是英语原文的“费厄泼赖”哟！

然后又是咱关于“作家非学者化”的说法。无非是提高写作人的知识素养的意思，传成王某提倡作家学者化与学者作家化了。我明白了，思想与群众一结合，群众的口头传播，在成为伟大力量的同时，也可能不再理会思想的本意与初心的。在学术上也是不能忘初心的呀。

后来是《读书》编辑部约我做了“欲读书结”的专栏，比较有趣的是谈《红楼梦》，谈李商隐，谈日丹诺夫，谈影片《女人香》与《雨人》，还有谈语词，谈“稀粥”的事儿。着实快乐、光明、幽默。当然，说到这儿不能不提起了不起的沈昌文公。他是《读书》与三联的宝贝。还有范用，他是读书的天才。他教给我的“今日书、今日毕”的读书法，令我五体投地。夏衍出了个“范用用饭”的上联，我对的是“舒展展书”，但展字不是平声，香港有朋友说我对得不工稳。不稳也罢，反正比我稳的，以及比我更不稳的，其他下联始终没有出来。

更有分量的也许是谈胡乔木与丁玲、周扬的文章。说到胡乔木的纪念文章不好写时，不能不想起是吴彬给了我文化自信，她毫不犹豫地说：“你能写！”

也许本篇文字的标题应该是“《读书》说：‘你能写！’”这三个字黄钟大吕，给力多多。诸公，容我冷静了一下，吹大发了不祥，谦虚使人进步，不上税的话到此为止。

想不到与《读书》一道走了四十年又给它的封二闹起“后脑勺”文章来了，考虑到副刊文字叫作“报屁股”，那么《读书》的封二呢，不妨称之为后脑勺儿啦。

想想《读书》刚刚创刊时我还一愣，它有股子久矣不见的书生气味。它够长命百岁的了，虽然也有过经验教训，风雨磕绊啥的。当初在版面上活跃的吕叔湘、黄裳、张中行、辛丰年、龚育之、蓝英年、李泽厚、刘再复，他们有的仙逝，有的也渐渐少见了。我还奉陪着，书写着，坚持着。从《读书》上不但得书之意趣，得思之妙悟，也得生之厚朴，得运之强健，得命之皮实，逢事化吉，遇惑呈祥，紧紧与时俱进，拥抱时代，拥抱书与读书的勃勃大好生机吧。

坚持读书，坚持读《读书》，办好永远的《读书》。《读书》是我们的好友，好伴儿。

（本文原载《我与〈读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 王蒙，1934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曾任文化部部长、艺术研究院院长。在《读书》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1980年1期）、《一篇〈锦瑟〉解人难》（1990年7期）、《悲情的思想者》（2004年11期）、《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2013年10期）等文，辟有专栏“欲读书结”，近年与康笑宇合作封二“文墨家常”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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