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时任《读书》杂志主编的汪晖，针对刚刚发生的“九一一”事件，写下编辑手记。在他和当时的《读书》杂志看来，“九一一”事件展示了当代世界的各种社会力量及其分化组合，是“政治的失败”重要表征，并试图通过这一广泛的视野来进行分析。我们在“九一一”二十周年之际，重发此文，以飨读者。
整整一个月前，九月十一日，星期二，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震动了世界。那一天正是本期《读书》发稿的日子。袭击过程通过各种媒体展现在人们面前：五角大楼浓烟四起，双子楼轰然倒塌，画面中那些探身楼外祈求生存的人们，那些从高楼坠落的无助的身影，连同弥漫在曼哈顿上空的滚滚烟尘，给人以巨大的心理震撼。飞机撞击大厦的场面一次次重复，我们看不到那些被劫持的乘客的惊恐和无奈。短短的时间夺取了数千无辜的生命，连同那些用自己的死亡来实行这一冷酷计划的人。毁灭性的行为不仅是一个袭击事件，而且也是自我毁灭的行为，这个隐含在画面背后的严峻事实无法让人忘记。一位纽约的朋友来信说，纽约现在成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一样的城市，始终面临恐怖和战争的威胁。两周之后，一位朋友从纽约给我回信说，她无法从抑郁中恢复过来。作为一个始终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她厌倦四处弥漫的、缺乏反省的爱国主义狂热和国家的战争政策，但同时也对网络上的各种批评文字感到失望，因为这些文字无力触及她在这一时刻、在这个她从小长大的城市里所体验到的复杂感受。悲哀、沮丧和困惑溢于字里行间。她说：已经两周了，她仍然可以闻到烧焦的气息随风而来。这种气息弥漫在四周，使她无法从抑郁中恢复过来。
《坠落的人》，理查德·德鲁摄于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来源：theaustralian.com.au）
我没有能力安慰我的朋友。这种无力感测量出由空间位置的差异而形成的心理和感觉的距离。只有通过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暴力，我才能触摸到一点她内心深处的悲哀和震惊；只有在切身地体会和平离我们远去之际，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恐怖和暴力造成的巨大创伤。这是身处暴力现场而又对她自己的国家的反应持有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这都是一种内在的困境。这个困境是共同的：一边是无辜的死者和冷酷的恐怖暴力，一边是动用尖端的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和不可避免的更多的无辜平民的伤亡。战争爆发后，与纽约股市重新上升相互伴随的，是恐惧心理对美国人民的严重打击，更是阿富汗平民伤亡的不断攀升的数字，以及面临严冬考验的百万难民。这一困境不是孤立的：在这个世界上，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数以万计、百万计，甚至更多的人口长期生活在恐怖、战争、暴力和流离失所的境地，他们的尊严和生存权利遭到长期的、无情的践踏。巴勒斯坦问题以及美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偏袒政策造成了中东持久的动荡和暴力，以致全世界目睹了一个国家用先进战斗机袭击巴勒斯坦人的场面。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在我看来，我们能够做的是拒绝将这一困境视为不可避免的命运，拒绝“要么与美国一道，要么与恐怖分子为伍”的强制设定，谴责和反对恐怖主义，同时也拒绝那种以“文明冲突”为名或为实的战争逻辑。《读书》只是一份小小的刊物，但我们感到有责任邀请不同方面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参与讨论，深入地揭示暴力链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真正的根源，表现各自的分析、立场和可能的选择。恐怖主义以牺牲无辜平民为手段，它也许可以暂时地改变世界的战略格局，但无法达成任何正义和道德的目标。任何反抗话语均不能用于为恐怖行径辩护，因为后者彻底摧毁了反抗话语得以建立的道德基础，即公正和正义的原则。恐怖主义践踏对人的尊重、社会正义和生态和平主义的原则，从而与那些以此为原则的社会运动毫无共同之处。恐怖主义必须受到诅咒和谴责。作为一种植根于现代世界内部的现象，恐怖袭击仅仅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也可能呈现为有组织的暴力，从而其破坏力巨大，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讨论恐怖主义时，如下几点值得思考：第一，恐怖主义并不仅仅产生于复仇的情绪、狂热的献身精神或原教旨主义，因为如同张汝伦和黄平的文章所说，它是以高度的组织化、严密的计划、精确的科技手段、明确的打击目标、杀伤无辜平民的倾向为特点的。第二，恐怖主义也不能被定义为贫穷国家对富裕国家的报复，实施恐怖袭击的人包括富翁、熟悉高科技领域的专家和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也包括一些拥有先进武器的国家和组织。在今天，高科技手段和有组织的武器扩散构成了当代规模巨大的恐怖行动的基本条件，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核威胁的笼罩之下。我们只要追问一下武器扩散的根源就可以了解大规模恐怖主义与国家霸权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了。第三，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地区、一种宗教、一个民族的特征，而是现代世界创造的宗教关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国家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产物。这是一种广泛的政治失败的结果，一种将特定区域、人民和文化排除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范畴之外的结果，亦即在全球范围内缺乏广泛的民主机制的结果。将恐怖主义划归某一民族和宗教的做法正是这一“政治的失败”的症候，它的灾难性的后果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正由于此，在我们拒绝、谴责和反对恐怖主义之时，无法回避“恐怖主义”这一命名背后的政治性：这是一种并非漫无目的的暴力，而是有选择的、政治性的恐怖行为，一种如同王晓明所说的“政治的失败”的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必然同时伴随着对另一问题的追问：为什么“政治”失败了？或者说，什么样的“政治”失败了？从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以来，“政治”总是不断地失败，以致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国际法学者论证说，国际法从诞生以来就不断被违反，从而国际秩序是一种“有组织的虚伪”。让我还是仅仅以阿富汗为例吧。在十九世纪，阿富汗两遭英国入侵，沦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留下的内战、暴政造成的苦难之中。一九七九年，美苏争霸，最终导致了苏联大规模入侵，二十多年来战争从未终止。伴随美国和英国实施的高科技轰炸，阿富汗贫瘠的山峦、荒凉的戈壁、缺乏植被的平原和面色艰辛的难民频繁地进入我们的眼帘，但在此之前，他们是真正的化外之地和化外之民。塔利班政权没有得到国际承认，除了有关炸毁巴米扬大佛和拉登的消息之外，全世界的人们几乎对这个国度和它的人民遭遇的苦难所知甚少，以致我们在今天的大多数判断都依赖着事件发展过程中媒体的报道。阿富汗内战的各方都曾受到美国或者苏联的支持，塔利班更是以美国支持的巴基斯坦为基地形成的政治力量，但随着苏联的撤出，没有人对阿富汗的混乱和暴力承担责任。已经有美国学者指出，出于国家利益和全球霸权的考虑，美国曾经长期支持智利、印尼、韩国和其他地区的右翼专制政权，武装和培训那些符合其战略利益的国家和分裂主义者。因此，当美国的政治家们把恐怖袭击视为外部势力对于美国民主和自由的挑战的时候，人们无法不追问：美国政府是否对它支持那些专制和独裁政权的历史有所反省？
“九一一”事件展示了当代世界的各种社会力量及其分化组合，我们不妨围绕“政治的失败”这一广泛的视野来进行分析。媒体的动员力和民族—国家的广泛联盟是这一事件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媒体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纽约和华盛顿，以巨大的动员力量帮助各国在反恐怖问题上迅速达成一致。这固然反映了各国在反恐怖问题上的广泛共识，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国家力量和强大的媒体动员，几乎很难想象这一广泛联盟的迅速形成。这不禁让人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暴力和袭击发生在荒凉的、媒体无法直接报道的地方，发生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或地区，我们还能同样地感觉到这样的震撼吗？如果暴力本身是由某些民族—国家本身“合法地实施”，全世界能够迅速地动员起如此规模的反恐怖同盟吗？结论是明确的：不能。以下这些事例是人们熟悉的：海湾战争结束多年了，但就在恐怖袭击的前一天，美、英战斗机还再次轰炸伊拉克，造成人员伤亡；持续多年的巴以冲突仍在进行，今年以来已经有六百多巴勒斯坦人丧生，一百多以色列人死亡，这个数字仍然在上升，并且只是数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暴力的一小部分；就在人们欢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瓦解和这个国家的新生的同时，非洲的悲剧没有停止，随后发生在卢旺达的大屠杀让人毛骨悚然；柏林墙倒塌，欧洲冷战结束，统一进程启动，但仅仅几年之后，巴尔干硝烟四起，南斯拉夫国家解体，种族战争和种族清洗频仍，随后发生的北约的空中打击又再次造成大批无辜者死伤；苏联解体，俄罗斯从一个帝国转化为民族—国家，但车臣正以同样的民族主义逻辑寻求独立，以致恐怖袭击和战争在俄罗斯境内持久地展开；为了报复美国遭到的恐怖袭击，美国向阿富汗和苏丹发射导弹，导致苏丹第一大制药厂被炸，数以万计的人因缺少药品而悄悄死亡。……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让我们追问：恐怖事件的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消除这一切反人道的罪孽？战争、恐怖活动和暴力镇压构成了一条连环的锁链，但它们还仅仅是更为深刻的矛盾的表象而已。实施暴力者的身份在不断地变化，他们可能是国内的暴君和种族主义者，也可能是国际的霸权和极端分子，但他们之间构筑了一个链条：今天的恐怖分子是昨天的战争和武装的结果，是暴力链条的一个部分。我们真诚地希望，媒体对于这一暴行的展示能够触动人们久已麻木的神经，击破历史终结的幻觉，唤起对于发生在纽约、耶路撒冷、伊拉克、科索沃、卢旺达和其他地区的规模更为巨大、时间更为持久、暴力更为隐蔽的事件和过程的关注。 “九一一”事件引发了各种力量对于“战争”和“文明”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这是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随着各国政府迅速地加入美国发起的反恐怖联盟，以及军事条约的重新启动，一种新的国际形势正在形成。在袭击后的第二天，布什总统宣布美国处于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战争”之中，随后北约第一次启动同盟条约来保卫美国利益，而在亚洲及其邻近地区，战后的日本第一次派出自卫队参与一场战争，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第一次决定向美国开放空中和陆地通道，菲律宾、孟加拉国决定重新向美国军队开放军事基地……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表达了对于反恐怖战争的支持。当反恐怖主义行动被转化为一场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战争”之时，“战争”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因为这是一种不平衡的“战争”：一方是人数极少但能量极大的恐怖分子，另一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强大的国家军事联盟。以这一“战争”概念的重新定义为轴心，传统的敌友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同国家被纳入到同一场战争之中。正如一再发生的情形一样，没有人怀疑这一临时性的敌友关系还会再次发生变化，因为恐怖袭击改变了世界的表象，但并没有触动这个世界的基本结构。那种认为“九一一”改变了一切的想法是天真的，因为在另一个层面，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改变。
二〇一八年三十一个国家参与自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来源：aljazeera.com）
十月七日，美国和英国对阿富汗实施轰炸，动用了常规导弹和巨型炸弹。在媒体和军方的各种讨论中，有关动用或部署核武器的倡议和将战争延伸到其他国家的议论不绝如缕。
伴随着“战争”概念的新定义，我们还听到了另一种时隐时现的声音：“十字军东征”，“无限正义行动”，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等等。不是文明定义了战争，而是战争定义了文明。一位美国的作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以十九世纪的殖民经验论证他的观点，即克服恐怖主义的正确方式是殖民主义。这种若隐若现的声音事实上正在重新定义“文明”概念，但一望而知，这个“文明”概念并没有任何新意，它无非是殖民主义的新说法。这些说法经由美国总统、意大利总理和其他重要人士说出之后又快速收回，表明了这种闪烁其词的定义有多么敏感。但愿这仅仅是口误或者媒体的误传，但这些说法一再闪烁，我们又很难相信这仅仅是不小心的错误。包括“文明冲突论”的作者亨廷顿在内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一再地、反复地解释说，恐怖袭击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而不是文明冲突，但这些反复的解释似乎恰好证明了有些政客、某些媒体和大众文化中潜藏的有关伊斯兰与恐怖主义的“政治无意识”。我认为用“政治正确”的态度来掩盖大众文化中的这种“政治无意识”是不诚实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政客的政治意识与大众文化的“政治无意识”是相互激发的。在美、英轰炸之后各国所做的反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道深深的裂痕，那就是穆斯林世界对于战争的普遍反感和保留与欧美及其盟国对于战争的全面支持。这一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要为战争而奔走；那一边，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民众正在走上街头。这是多么深刻的鸿沟！如果不能驱除这道文明冲突论的阴影，如果不能摆脱所谓“文明战争”的逻辑，如果不能创造出能够平等共处的世界关系，这个世界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将重返殖民主义时代，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正如舒迟的文章所论证的，恐怖袭击不应遮盖穆斯林世界和其他一些地区的长久危机和不公正境遇，不应该回避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自相矛盾和不负责任。反战运动的广泛兴起是“九一一”事件发生以来的第三个重要趋向。在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反战运动要求对当代世界的霸权关系和国家暴力进行检讨，拒绝“要么恐怖主义，要么战争逻辑”的二元论。反战运动并不局限于穆斯林世界，美国一百多所大学和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地也爆发了反战示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外，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以及斯图加特、韩国汉城和其他一些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反战集会和游行。一位来访的墨西哥学者告诉我，绝大部分拉丁美洲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反对美英在阿富汗的轰炸。各种各样的反战讨论和反战签名出现在互联网和媒体上。正如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积极参战的态度与他们在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时的反对或保留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一样，这一广泛的反战国际网络的形成也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与声势浩大的战争准备相比，与民族—国家利用媒体形成的广泛战争动员相比，与美国社会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相比，反战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是有限的，但从其发展的趋势和代表的方向来看绝非毫不足道。我认为这一反战运动至少蕴含了下述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反战运动重申了人道、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原则，但同时拒绝单—国家或国家联盟垄断对于人权概念的解释，也拒绝单一国家或国家联盟垄断对于恐怖主义及其历史根源的解释。第二，反战运动超越了种族、宗教和国家的界限，从而以实际的社会运动的形式反击那种试图把灾难纳入“文明冲突”轨道的意愿，也使我们看到了摆脱这一“文明冲突”模式的可能性。第三，反战运动是一种国际主义的运动，它超越了战争激发起的各民族—国家的战略利益的考虑，把对人的尊重和平等、公正的价值置于最高地位，并同时将对恐怖、战争和暴力的思考与对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深刻危机的批判性反思联系起来。反战运动是针对当代世界的“政治的失败”和不平等发展的抗议运动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如果——像陈光兴说的那样——一场全球性的反战运动已经到来，那么，这场反战运动也应该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全球性的民主运动。
二〇〇七年美国人民反对伊拉克战争游行（来源：morningsidecenter.org）
“九一一”事件和目前的战争改变了全球的和区域的地缘战略关系，也必将影响相关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内外关系。许多专家、学者和政治家们正在为此而操心，也会有许多的媒体和杂志发表相关的讨论。在一个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基本形式的世界体系中，这种地缘政治的考虑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一个依赖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无穷剥夺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霸权的运行和权力的角逐总是围绕着对于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石油就是这一控制和垄断的中心目标之一。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已经提及了这一点：如果说一九九一年的海湾战争纯粹由石油问题引发，那么，这一次美国及其联盟在中亚的行动与这一地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同样密切相关。正由于此，我们期待的是以广泛的民主为目标的真正的公共讨论，它应该能够触及当代世界的扩张主义的基本规则和动力：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机制推动着对资源的争夺、控制和冲突？人类能否找到一条摆脱这一不断滋生出不同形式的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和恐怖主义逻辑的新的道路？本期《读书》中有关现代性、发展主义、全球化、以及全球伦理问题的讨论全部与这一问题有关。只是在讨论展开之时，我们才意识到了我们的公共讨论的巨大局限。阿富汗、巴勒斯坦、整个穆斯林世界和其他边缘社会几乎很少吸引我们的注意，以致危机降临之际，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冲突和困境所知甚少。这一状况并不仅仅存在于国际领域中，而且也存在于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之中。一年前，当我向一位彝族学者约请有关彝族社会生活状况的文章时，她对我说：她早已习惯在所谓“公共讨论”的范畴之外了，因为知识分子讨论的话题从来就不包含她所研究的问题。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因为它真正地触及了我的无知和因为无知而来的讨论问题的勇气。面对“九一一”事件时的震惊部分地正来自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许多方面的无知。知识和讨论范围的局限是和思想视野的局限相互关联的。如果我们对于一种更为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仍然抱有真诚的信念，如果我们相信一种更为公正和平等的世界关系是解决当代危机的基本方向，如果我们仍然把“永久和平”视为人类的理想，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只是把目光集中在纽约或者华盛顿，北京或者上海呢？©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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