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由党代表(从左起)：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威廉·罗威（Wilhelm Loewe）（图片来源：alamy.com） 韦伯的思想发展折射了德国自由帝国主义的命运。韦伯的父亲是德国民族自由党的重要成员。受其父亲以及长辈鲍姆加藤等人的影响，韦伯在青少年时代就有相当的政治自觉。但在其思想成熟时期，自由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在德国已经式微。此时的韦伯又如何看待德国的自由主义遗产以及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呢？韦伯看重的是自由民主制的工具价值：真正的议会制不是橡皮图章，而是作为选拔和培养政治家的机器、锤炼国际政治斗争能力的舞台、约束德皇任意外交政策的机制和平衡德国强大官僚体系的手段。韦伯认为，只有这样的政治机器和政治家，才能帮助德国在大国斗争中做到政治成熟，在海外殖民竞争中后来居上。也就是说，韦伯以德国的竞争对手英国为模板，使得他的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论述逻辑统一。所以，韦伯既批判俾斯麦乾纲独断却对德国的政治发展毫无建树，以至于留下一个有名无实的议会和官僚充斥的政府；更对威廉二世的半吊子政治深恶痛绝，认为这不但无助于国家地位的提升和海外帝国的扩张，也会使得德国走向与英、法、俄等强国同时为敌的危险局面。韦伯特别担心德国的外交政策。在韦伯的私人通信以及晚年的政论中，尽管他对俾斯麦压制德国政治发展十分不满，但他也承认其长袖善舞，不但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后确立了德国的大国地位，一度还在欧洲的均势政治中扮演话事人地位。然而，德皇威廉二世具有挑衅性、鲁莽而又笨拙的风格，将俾斯麦的外交遗产消耗一空，使得德国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大国关系日趋紧张。比如，在英国人策划的旨在推翻非洲德兰士瓦政府的詹姆森袭击失败后，威廉二世于一八九六年一月向该国总统克鲁格拍发著名的祝贺电报，挑衅英国。克鲁格电报事件不但引发外交风波，还引发英德媒体口水大战，更激发了英国民众普遍的反德情绪。保罗·肯尼迪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英德政治关系中毫无疑问的最严重的时刻”。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是让韦伯对德国外交路线和德皇干政深恶痛绝的几件事情之一。在他看来，正是因为类似事件，威廉二世让最不可能联手的三个大国，英国、法国、沙俄，在一九〇七年组建联盟。至此，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完成了根本性变化，两大阵营开始成形，最终导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同时代的德国民族自由派相比，韦伯显然更有洞察力。比如，韦伯的朋友、政治家瑙曼一九〇〇年的著作《民主与帝国政体》试图发展出让社会民主制与君主制相协调的框架：“我们将对进步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恺撒身上，而非目前这样的帝国议会。”与瑙曼相反，韦伯意识到德国扩张的最大障碍恰好在于威廉二世：他的个人统治“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成为头等重要的‘世界政治’因素”（韦伯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后给瑙曼的信，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直到英、法、俄三国联盟成立之后，瑙曼才不得不承认韦伯的判断更准确。
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图片来源：independent.ie）
三 自由主义的帝国阴影
正因为韦伯身上的复杂性，如何评价其政治思想在“二战”后争论不休。这更因为德国自由派的政治失败显得双重悲情：自由主义的阴暗面到底有多阴暗？而失败者是否需要为政治悲剧负责？在欧美主流观点中，或如英国学者本瑟姆认为韦伯总体而言是自由主义者，或如德国学者蒙森认为韦伯身上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立场，甚至压过了自由主义。中文知识界亦注意到韦伯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有趣的是，这些学者自身的知识立场亦摇摆于两者之间，如《读书》上甘阳《走向“政治民族”》和钱永祥《韦伯：“大国崛起”的思想家》两篇文章所体现的那样。在主流的自由主义叙事里面，德国的帝国主义是压制国内自由的产物。而韦伯等人因为爱国心切而走入民族主义迷途，甚至为了德国的强大不惜选择支持卡里斯玛领袖。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在《德意志帝国：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里写道：瑙曼、韦伯等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机会参与德国扩张的决策过程，但是他们都对此给予支持。在《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书中，蒙森指出韦伯政治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倾向干扰、污染了自由主义。可问题是，那个时期有这种干净的自由主义吗？事实上，韦伯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紧密相连、互相支撑，而且这是那个时代德国乃至整个欧美思想家的共同特征。后殖民主义历史学者安德鲁·齐默曼（Andrew Zimmerman）《去殖民化韦伯》一文开头石破天惊：“马克斯·韦伯是个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如果说威廉二世的社会帝国主义是为了疏导德国的国内政治压力，那么韦伯、瑙曼等人主张的自由帝国主义则是为了让帝国扩张更好地为国内政治服务。将罪恶归之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而将美好归之于自由主义，乃是一种非历史的误读和迷思。韦伯晚年的左翼学生乔治·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指出，韦伯的国内民主改革只是为了实现让帝国主义运转更好的技术手段；而历史学家吉特尔（Jens-Uwe Guettel）在《德国扩张主义、帝国自由主义和美国（一七七六至一九四五）》（German Expansionism, Imperial Liberalism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76-1945）中认为，哪怕这个判断也可能错置了因果关系，“对于韦伯来说，帝国主义是进步的发动机，是促成国内自由改革的催化剂”。
政治家，正如韦伯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慕尼黑“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所言，不仅必须是位领袖，还须得是个字面意义上的英雄。一九一九年八月，韦伯的毕生挚友瑙曼逝世。在给瑙曼遗孀的信里，韦伯不无动情地写道：“一个人从内心上在一个不属于他的时代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是他来得太早，就是他到得太迟。”一九二〇年六月，韦伯死于大流感导致的肺炎。大国梦碎，再无韦伯。百年又摇落，再遇萧条时。从政治民族到大国崛起再到帝国命运，韦伯的思考总有时代回响。（German Expansionism, Imperial Liberalism and the United States, 1776-1945. Jens-Uwe Guett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Max Weber: A Biography. Joachim Radkau, John Wiley & Sons, 2013.《马克斯·韦伯：跨越时代的人生》，［德］于尔根·考伯著，吴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