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王楠：黑白谜局
编者按
黑白谜局
文 | 王楠
（原载《读书》2022年第2期）
“黑白的双重标准是美国人道德体系中的一根毒刺。”一九四七年，费孝通先生在《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写下这句话。多次访问并十分了解美国的他，目睹了种族隔离时代黑人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即使华盛顿·卡佛这样的大科学家出门开会，也只能委身于廉价旅馆，无法睡火车卧铺车厢。费老不禁质疑，号称民主自由的美国，何以要维持这种近乎种姓的结构呢？在他看来，这确是一根有违其价值纲领的毒刺了。
时钟转到了二〇二〇年五月，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已废除近六十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会计学讲师戈登·克莱因收到一封邮件。几名他课上的黑人学生要求，他们的期末考试评分该得到“特殊照顾”。克莱因愤怒地表示拒绝，并在回复邮件的末尾，用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提醒他们：“记住，人们不该用肤色去判断一个人。”学生随即在网上公开了这封信，呼吁大家向学校请愿辞退克莱因，校方居然也真的停了他的职。当然，在去年美国“黑命贵”（BLM）的反歧视大潮中，这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不过，今日美国汹涌澎湃的后浪，当真令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也成了种族歧视的前浪？如果考场上的一视同仁都算歧视，那怎样对待黑人才算平等呢？有人说，今天美国种族平等的政治正确搞得过了头，把反歧视变成了逆向歧视；也有人说，种族主义的流毒，早已深入社会的骨髓膏肓，还远没有清除干净。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马克·吐温有云：历史不会重复，但韵律惊人相似。要弄清楚如今这一团黑白迷雾，倒可以借鉴以往的一段旧事。一九九五年，因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杀妻举行的那场“世纪审判”，震撼了全美国，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二〇一六年，一部长达四百五十分钟的纪录片《O. J. 辛普森：美国制造》，详尽地回顾了那场审判以及辛普森跌宕起伏的人生，斩获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该片借辛普森的人生故事，向观众清楚展示了美国社会中黑白种族间的矛盾斗争。这许是我们一窥此问题症结的极好门径。对于那场世纪审判，中国人原也并不陌生。当年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不惜笔墨地描述了身处美国的临场观感。不过毕竟“横看成岭侧成峰”，林达的视角，清晰体现了那时代远赴重洋的国人的渴望。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格式严明的司法程序，更多地吸引着注意力。林达也不讳言，自己并不重视此案中的种族问题，而后者却是当时许多美国人甚至欧洲人的关注焦点。今天，出自一位美国黑人导演之手的纪录片，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辛普森一生及这场审判体现出的美国的种族困境及其社会根源。
一个美国英雄的崛起
每个观看过纪录片的观众，恐怕都会惊叹于辛普森当年在橄榄球场上驰骋纵横的勃勃英姿。身为跑锋的他，持球冲向对方底线，面对对手拦阻的厚重人墙，却能抓住那转瞬即逝的间隙突出重围。身子左扭右闪，有如游龙一般，在追赶拦截的无数身躯手臂间滑行穿过，当真是疾如星火、快似闪电。赛场上的骁勇无匹，为他博得了“电流先生”的美名。而在场下，他更是万众瞩目的明星。面对自己破纪录时现场采访的镜头，他谦和不居功，将队友拉到身边一同亮相。在公众场合，他举止大方得体，待人宽厚亲和，和各路人士谈笑风生，堪称风度翩翩，完全没有一般黑人的粗鄙习气。也正因如此，他得到的抛头露面的机会，远比其他黑人更多。庆典活动、商业广告、真人秀、影视圈……他跻身于通常为白人出入的上流社会圈子，并为此沾沾自喜。有一回在俱乐部里，他和几个黑人朋友把酒言欢，听到邻座的白人女小声嘀咕：“快看，O. J. 和几个黑鬼混在一起！”他不仅毫无怒色，反而自鸣得意：“这说明在她眼里，我不是黑人，我是O. J. ！”这似乎证明了他通过努力和品格，能够超越肤色和身份的束缚，得到大众的普遍承认和颂扬。O. J. 辛普森，他自己，正是一个美国式的自我成就的英雄。
当然，并没有什么单靠自己成就的英雄，更何况是美国这样一个讲求仪表、规则和制度的社会。或许可以说辛普森在赛场上的成功，更多依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不过，如果他野心勃勃地迈向更广阔的天地，想取得商业上更大的成功，就得接受社会的选择和要求。辛普森曾为租车行拍过一个广告，播出后，他手持公文包飞奔穿过机场的形象风靡全美、深入人心。租车行的老板和广告设计人直言不讳，他们选择辛普森的原因，当然不只是他跑得快，更在于他的形象气质完美符合广告中商界人士的形象，完全不像一般的黑人。要让一个黑人给所有人推荐商品，他就必须不那么“黑”，而能成为一般民众的代言人。为此，他们得在广告中小心翼翼，避免让其他黑人出现，也必须精心设计辛普森的表情、动作和语言，好让他成为一个超越肤色的“体面人”。辛普森离开赛场后的成功，正是因为他能按照社会规范的要求去实现自由和自我，扮演好自己公开的“角色”，将个人英雄与普通民众的形象完美结合在一起。辛普森这个戈夫曼拟剧论的活样本能够跨出赛场，得到财富、声望和地位，正在于他能够满足美国式民主社会的普遍要求。
黑色的浪潮
辛普森试图让自己和人们都忘记他是个黑人。但美国的历史不会忘记，他出生到成名的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正是黑人从南部和东部地区向西部大规模流动的时期，也是废除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纪录片令我们看到，辛普森自己的家族，正是在这一时期从路易斯安那迁居到了旧金山。他们家和数百万黑人一道，离开歧视严重的传统地区，奔向更为开放与包容的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与社区难以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与良好的生活条件，治安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随着种族隔离制的废除与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各色反种族歧视的斗争甚至暴力骚乱也成了家常便饭。一九六五年，发生了著名的瓦茨骚乱。洛杉矶警察对两名开车的黑人进行身份检查，其中一人因为怕被逮捕，和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处理案件时，警察又将其随行的兄弟及后来赶来的母亲一同逮捕，随即发生了严重的袭警、暴力抢劫与纵火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上千人受伤及数千万美元的财产损失。对这场骚乱的起因，洛杉矶警察局长盖茨和马丁·路德·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应该考虑的是（黑）人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寻找原因。而马丁·路德·金则针锋相对：“只要那种顽固的（种族歧视）态度还存在，事情就会变得更糟。”
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来到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全美各大电视台都在反复播放一卷家庭录像带拍下的影像。画面中，多名白人警官正在暴力围殴一名黑人男子，引发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这就是著名的罗德尼·金事件。次年的四月二十九日，陪审团对四名涉案的洛杉矶警察宣判无罪，引发了洛杉矶整个市区的大暴动。抢劫、纵火和谋杀在骚乱中大量发生，估计财产损失超过十亿美元。如果我们联想起去年因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导致的全美各地的示威游行与暴动，就会发现，瓦茨骚乱、洛杉矶暴动与 BLM 运动，导火索都是白人警察针对黑人执法。难道真的是日光之下无新事，历史总在同一个地方重复？
发生了什么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它。白人警察殴打黑人男子，到底属于合理的正当执法，还是出于种族歧视而滥施暴力？这可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以罗德尼·金事件为例，电视台在播出录像时，故意剪掉了开头几秒罗德尼·金拒捕攻击警察的画面。绝大多数观众更不会知道，在录像开始前的半小时，仍身处保释期、刚饮下数升烈酒的罗德尼·金，正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驾车在公路上狂飙。在警察将其拦下之后，这个身高一米九、体重两百多斤的醉金刚依然逞强拒捕，徒手将四名警官打得落花流水。最终众人只得一拥而上，在警棍和拳脚夹击之下，令罗德尼·金束手就擒。身为警察，如果每天都要面对许多黑人嫌疑犯和违法者，不得不经常使用暴力来执法和自卫，一旦发生罗德尼·金录像这样的“断章取义”，或去年肖万对弗洛伊德那样的“执法过火”，哪怕心中从无种族歧视的念头，恐怕也是百口莫辩。因为定义你行为、指出你根本动机的不是你自己，乃是公众的政治意见。
实际上，资本主义与民权运动、“实现自由”与“反抗歧视”是美国社会的两个面向。这双方原本都是维护“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具体体现。对于黑人而言，消除种族隔离与歧视，原本也是令他们有平等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自由，这两方面原本是携手并进的。但问题在于，这两面也可能发生矛盾，一件事换个说法就成了另一件事，警察执法最容易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在现实中，如果许多黑人无法按照社会的既定规则来“实现自由”，只能混迹底层、干些不太光彩的勾当，他们就难免成为警察的执法对象。所以为“维护自由”而打击犯罪分子，暴力很大程度就会落到黑人头上。人们总是看见这样的场面，确实也容易觉得，警察是不是存心和黑人过不去。“许多罪犯是黑人，所以要小心留意黑人”，这到底是一句事实判断，还是歧视言论呢？如果出自普通老百姓之口，那还关系不大。但说这话的如果是个警察，他种族歧视的罪名多半要坐实了。社会暴动屡屡源于警察执法，伤口总是一再被撕开，正是因为那是社会两个面向发生矛盾的交汇点。
从橄榄球场步入商界与名流社会，辛普森的前半生可以说顺风顺水。所以我们也就不奇怪，他为什么对黑人民权运动丝毫不感兴趣，也从不参与。在他看来，自己和一般的黑人根本就不一样。那些和“黑人兄弟”站在一起抵制歧视的黑人体育明星，不过是被人利用了。“他们应该代表自己。我要是想发声，就一定是O. J. 的声音。”既然做好自己就能成为大众眼中的英雄和明星，干吗还要将自己置于和其他黑人同样的地位，为他们发声呢？在一条道路上春风得意的辛普森，做梦也想不到，未来他也有加入“黑人兄弟”队伍、踏上另一条道路的时候。并且只有那样，才能救他自己的命。
世纪审判：谁的胜利？
“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在意过肤色，现在这种处境，我坐在那里开始数屋子里的黑人了。”这是辛普森因涉嫌杀害前妻妮可及侍应生高德曼，被推上法庭当天说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世纪审判”，仍然是白人警方与黑人嫌犯的对垒。只不过不再是街头赤裸裸的暴力执法，而是控辩双方借司法系统的审判程序展开的斗争。所谓的“程序正义”，提供的其实只是某种“公平较量”的规则、场地和裁判。比赛到底怎么才能赢，还得看手里的牌怎么打。显然，他的律师团十分清楚，面对控方提供的海量证据，如果直接反驳否认，主张辛普森不是凶手，无异于以卵击石、螳臂挡车。唯一的胜算在于，让陪审团对证据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如果针对特定证据去逐条质疑，效果恐怕也非常有限，所以必须给陪审团一种警方蓄意伪造证据的总体印象。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一个警方栽赃陷害的理由——种族歧视。这就是辩方的“种族牌”策略。不是通过暴动，而是通过众人普遍接受的司法程序，“维护自由”与“反抗歧视”两条道路展开了正面交锋，成就了这场“世纪审判”。
所以，从请主打民权官司的律师强尼·科克伦加入律师团队开始，辩方的策略就确定了。在开庭陈词中，科克伦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任何细小的不公，都会带来全局的不义。”他暗指洛杉矶警署可能对证据动了手脚，并且包庇有种族问题的警探福尔曼，上来就给警方涂上了一层阴谋论的油彩。有明眼的旁观者一看便知，辩方就是要把这场审判变成对洛杉矶警署种族问题的清算。陪审团十二人中有十人皆为黑人，这种策略的作用可想而知。面对纪录片的摄影机镜头，当年参与审判的辩方律师都对自己的手段直言不讳。为了把辛普森打扮成一个“黑人”，辩方律师团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邀请陪审团参观辛普森的豪宅，只是为了向他们展示，墙上满满的辛普森与黑人亲朋好友的合影。而那些照片，是他们在前一天才换上去的。之前占据墙壁的照片里，都是各路白人“上流人士”与辛普森勾肩搭背、把酒言欢。终于，这个超越肤色的个人英雄，也不得不扮演一位“黑人兄弟”了。
对于辩方律师团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证明，在这个案件的调查与审判中，种族主义发挥着主导作用。白人警探福尔曼在辛普森房子后面，发现了一只沾染了妮可血迹的手套。为了令这件最重要的证物失效，他们编造出一个荒谬绝伦的故事：福尔曼对于辛普森迎娶白人女子怀恨在心，趁调查之机栽赃陷害。可是如果真的如其所说，福尔曼是在调查辛普森家的时候栽的赃，那他不仅是在冒革职坐牢的危险去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更荒唐的是，他那时连辛普森有没有不在场证明都不知道。可辩方牢牢抓住福尔曼曾和一个女剧作家在谈话时用过“黑鬼”一词，并大肆吹嘘警察的威风，来说明他其实是个满口谎言的种族主义者。科克伦甚至在总结陈词时，将福尔曼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这种将法庭导向审判福尔曼的策略，令死者高德曼的父亲出离愤怒。当然，即使福尔曼说过那些话，也不等于他真的是个种族主义者，更不能证明他给辛普森栽了赃，不过效果已经达到，庭审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反种族主义的水位漫过了寻找和制裁凶手的基石，“反抗歧视”的路线胜利了。在庭审结束后，陪审团只用四个小时就裁定辛普森无罪，也就不足为奇了。多年以后，面对摄影机的镜头，有黑人陪审团成员毫不掩饰地表示，她那时根本不关心辛普森是不是凶手，只是为了向白人报仇。还有黑人陪审员当年是黑豹党徒。在审判结束之前，没准许多人早就做出了选择。司法的程序正义，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走走过场、顺水推舟罢了。
从表面上看，“世纪审判”似乎是“反抗歧视”的一场大胜。许多在法庭外声援辛普森、得知结果后欢呼雀跃的黑人，连辛普森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只把他当成又一个含冤受屈的“黑人兄弟”。他们不会知道，为辛普森辩护的律师团，每天的薪水就是五万美元。他们也不会知道，辛普森即使坐在监牢里，也在球衣上不断签名并送到外面去售卖，从而进账数百万美元。辛普森的商业团队，甚至还卖过科克伦和辛普森法庭合影的签名照。为这场“反抗歧视”的最佳辩护提供酬劳的正是“商业自由”，两者依然暗地里携手并进。
可惜，这样的联盟维持不了多久。虽然辛普森被判无罪，但现实中，大家对他多半做过些什么心知肚明。审判结束后，他的律师团最先跟他划清界限，宣称从未支持过杀人行为。随后那些上流社会的“朋友”，也纷纷表示自己跟他不太熟。甚至邻人也要求他离开居住的社区。扮演“被陷害的黑人兄弟”而脱罪，并不能挽救他作为“O. J. ”的信用。民事法庭的败诉，令他面临破产的窘境，连他的经纪人，都像追逐腐尸的秃鹰一般，无情地捧走他当年的奖杯。沦落底层的他，整日混迹于赌场酒吧。有一天，听闻有人在售卖他的私人物品，他带着一帮狐朋狗友，醉醺醺地找上门去，想讨回自己的“财产”。结果却被控持枪抢劫和绑架重罪，再度被押上法庭。这时，再也没有律师梦之队来为他辩护，也得不到“黑人兄弟”的声援支持了。他被判处三十三年徒刑，蹲了九年大牢方才保释出狱。今日的他，既不是O. J. ，也不是那个“受了陷害”的辛普森，自由之路和平等浪潮都抛弃了他。狱中的他道出了这样的独白：“在我的内心，已找不到任何善意。什么都找不到了。我的里面空空如也。”
抽象意识的困境
在辛普森案的庭审现场，出现过这样一个场面。控方律师达尔登指出，陪审团的情绪可能会因证人所用的“黑鬼”一词而影响判断。科克伦立刻站起来，愤怒地反驳：“谁说黑人听到‘黑鬼’一词就会情绪激动了？这正是彻头彻尾的种族歧视！”在这一句话上，就发生了常识与歧视、事实判断与价值评判的矛盾。当评判的标准是某种模糊的理想“平等”状态时，现实中存在的群体差异，哪怕只是客观陈述，也很容易被看成是表达歧视。反对歧视，原本只是要拉平起跑线，力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随着抽象平等意识的不断扩张且支配着人们的头脑，现实的差异太容易被说成歧视或歧视的后果。这正是反歧视运动以照顾特殊群体、为受歧视和压迫者翻案的名义来批判历史、改造社会，走向日趋颠覆现实的真正根源。从六十年代种族隔离制的废除到九十年代的辛普森案，再到去年的BLM运动，美国反歧视运动和身份政治的发展，清楚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固化和美国梦越来越难实现的现实，黑人难以适应资本主义和理性文化的事实，也确实令差异和不平等越发刺眼。今日的美国，“实现自由”与“反抗歧视”这自然权利的两个方面，非但不能携手并进，反倒越发通过政治运动，体现出社会的紧张和分裂。在两条道路上都曾风光一时，但最终沦落社会底层的辛普森，也正是美国制造的一杯苦涩橙汁。当然，这也未必只是美国的故事。泛滥的政治正确话语，受狂热的平等激情左右，成了人们怨恨他人的借口、为自己玻璃心辩护的理由，恐怕已是举世皆然的现象。无论是谁，若是在名利场中虚假地表演，或顺应政治的大潮趋时自利，却没有真正笃定的内心与实在的品质，不去抓紧人生中真正美好的东西，恐怕也都难免落得个空空如也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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