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国新 （原载《读书》2007年第10期） 二〇〇一年，伦敦的一家老牌出版社维克多·戈兰茨出版公司推出了一本很特别的书：《左派读书俱乐部文选》，编者是《伦敦书评》的资深编辑、学者保罗·莱蒂。之所以说它特别，乃是因为书中所收文字，均选自距今久远、早已丧失时效性的政治性作品，它们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畅销书，是当时著名左派人士的成名之作，例如，乔治·奥威尔的报告文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反法西斯斗士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自传《西班牙自白书》（Spanish Testament）、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的政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以及埃德加·斯诺的长篇纪实报道《西行漫记》等十余种。在英美读书界，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早就随着时代转换、世事变迁而湮没不闻。它们是藏书家猎奇的目标，大图书馆隐蔽角落的专藏；它们最热忱的读者，恐怕只有“烧冷灶”的学者，搜寻生僻文献的博士生。在战后自由资本主义凯歌高奏的声浪中，在寄托当年政治理想的政权分崩离析之后，这些时代印记深刻、内容多为政治宣传的著作，在今日一般读者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即便其中的若干作者，对于当年自家的见解，也是弃若敝屣，羞于承认，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不过，在当年的英国，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这些畅销的严肃著作却发挥了不凡的政治影响力。它们充满另类思想视角的政治挑战，让当政者不能不悚然而动。事实上，它们对于战后英国工党主导的激进社会改造做了思想的铺垫，就此而言，这些著述不仅仅具有文献的价值，作为一种“理论的实践”，它们也参与了历史的塑造。它们的出版发行和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三十年代英国的激进形势使然，也与左派知识分子，特别是红色出版商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所主持的左派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密切相关。
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核心机构是选书委员会，由戈兰茨、拉斯基和斯特拉奇组成。他们负责遴选和审读书稿，选中的稿件交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由俱乐部负责发行，每月出版的新书以相当优惠的价格卖给会员。俱乐部还创办了小型会刊《左翼书讯》（Left Book News），免费赠送给会员，后来更名为《左翼讯息》（Left News）。它是沟通俱乐部与会员的重要纽带，由社论、动态和书评这三个主要栏目组成。社论由戈兰茨本人执笔，动态栏目报道俱乐部的活动，书评栏目是由拉斯基和斯特拉奇主持笔政，品评和推荐俱乐部本月发行的新书。左派俱乐部招募会员的广告发出去后，读者反应强烈，应者云从，在一个月内，就有七千多读者登记入会，大大超出戈兰茨本人的预期。一年后，会员达到四万五千人，在发展最鼎盛的时候（一九三八年三月），达到五万八千人之多。左派读书俱乐部从它一九三六年成立到一九四八年解散，十二年之间，总共发行“月选新书”一百五十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时政评论、纪实报道、回忆录，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有四种。在月选新书当中，偶尔也有质量很高的学术论著，例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A.L.莫顿的《人民的英国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自首次出版以来，多次印行。最受欢迎的是长篇纪实报道和自传性作品。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由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这本书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出版，此时日军正在空袭南京，有关侵略军兽行的报道开始见诸英国报端。这个月的《左翼讯息》即为中国专号，所刊文章谴责日军暴行，呼吁英国民众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左派读书俱乐部举行了上百次的集会和游行，声援中国的抗战事业。戈兰茨本人投入了相当大的心力，他组建了声援中国运动委员会，支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因此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勋章。
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之后，组织会员在全国各地建立读书讨论小组。小组规模大小不一，大到城市里的数百人，小到村子里的几人，到一九三七年底，俱乐部下辖七百三十个地方讨论小组，几乎遍布全国城乡。小组定期讨论俱乐部每月发行的新书，组织各种政治集会。规模小的在会员家中聚会，一边饮用茶点一边讨论；城里规模大的讨论小组，在咖啡馆、书店或者会议厅里聚会。随着俱乐部影响的扩大，讨论小组也扩展到海外，在澳大利亚、南斯拉夫、智利、中国、南非、挪威、锡兰等国的英国人社会里，都有数量不一的讨论小组。例如，仅澳大利亚就有十七个，一九三九年，布里斯班的一个小组有成员四百五十多人。俱乐部成员的构成复杂多样，大约五分之一是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当然也有工党人士。就阶级成分来说，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也有工人；工人出身的成员主要集中在地方小组。除地方小组之外，俱乐部还下辖若干专业小组，由各个行当的专业人士组成：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律师、教师、公务员、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一九三六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是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的重要契机，以各种形式援助西班牙共和派政府成为左派读书俱乐部的重要活动。他们写文章、出书、演讲、集会和游行以示声援。各地援助组织也纷纷出现，他们运送食品和医疗设备，派遣医生，收容难民，领养巴斯克儿童。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了许多报道西班牙内战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两部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月选新书《叛乱中的西班牙》（Spain in Revolt）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月选新书《西班牙自白书》（Spanish Testament）。前者是长篇纪实报道，讲述了西班牙内战的来龙去脉，作者笔带深情，文字极富感染力。后者是左翼作家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er）的自传。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在西班牙进行采访，亲眼目睹了马德里的陷落，他本人也被佛朗哥的国民军逮捕入狱。书中所述，乃是他在西班牙惊心动魄的实际经历，以及身陷囹圄中的种种思考和体验。许多读者就在此书的打动下，潜入西班牙，加入了国际旅。有人认为，这本书是左派读书俱乐部发行最有传世价值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本是乔治·奥威尔的报告文学《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初始目标是推动人民阵线政府的成立，防止战争的爆发，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但是，它在战前和“二战”期间对于激进思想的传播，却为工党在一九四五年大选中击败保守党铺平了道路。在新成立的工党内阁中，有八位阁员曾经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其中包括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粮食部长约翰·斯特拉奇，就连首相艾德礼本人，也曾经是俱乐部的供稿人，他的《工党展望》（The Labour Party in Perspective）曾经是俱乐部的月选新书。在战后工党主导的社会改造中，左派读书俱乐部当年所要求的充分就业、房屋兴建、医疗社会化等福利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以实现。在战后的岁月里，特别是在一九五六年英国新左派兴起之后，“老左派”戈兰茨也与时俱进，找到了新的政治议题，投身于人道主义事业与核裁军运动，不过，这位昔日的文化英雄已经过时，社会声望和影响远不如当年，这个时代激进的思想舞台，已经逐渐为E.P.汤普森和雷蒙·威廉斯等新人所占据，不过，这一代新左派的中坚人物，当年也都是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热忱读者，或许这一点还可让他深感自慰。（Paul Leity ed., Left Book Club Anthology, London：Victor Gollancz,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