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荷》 我躺在病床上 /默默观想 /往年夏天的荷塘 我看见你在繁花中 /孤寂的开落 /印证生与死的轮回 /悲与智的真谛 我看见自己 /困在法华的奥义网络 /困在管线、针剂、麻醉药的维生系统 /思考离苦得乐的法门 我看见窗外一朵白云飘过 今年夏天的荷塘 /想必繁华依旧 /而谁能替我摘下一朵荷花？ 最孤寂的那一朵——林富士
《冥想》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它们会把腐烂的手抛开，而默默生存在一张破纸上因此，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我手里/我只觉得它来得新鲜/是浓烈的酒，清新的泡沫/注入我的奔波、劳作、冒险/仿佛前人从未经临的园地/就要展现在我的面前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
随着这样对生死的深透思索，我们走近一个历史学者曾经鲜活如今已逝的生命，什么是完成？值得每个人在暗夜自问。对我而言，二〇二一年是一个苦厄之年。先是老友林富士兄于六月二十二日仙逝，一个多月后又闻余英时师返归道山。前悲未去，后恸复临，方寸大乱，遽然失语。今天重阅富士兄在离开前一个月写的《夏荷》一诗，心有所感，是动笔追念他的时候了。
林太太倪晓容画的林富士像
富士兄和我同年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虽然他在东亚系而我在历史系，但东亚系要求学生参加历史系的方法论课程，所以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同班同学。富士兄为人爽朗直率，我们读书期间颇觉相契，毕业后各自归乡。一九九六年我到“史语所”访问，与他再次相聚。他带我回了云林县台西的老家，并到北港妈祖庙参拜，抽得一签，上面赫然写着“故人千里，携手相逢”，似乎我们的再见面，竟得妈祖的欣许，让我感叹不已！
林富士、罗志田毕业前夕在普林斯顿大学
小儿一岁那年，富士兄常来寒舍小叙，对小儿颇关爱，内子说要不你就收他为干儿子吧。初不过随口一说，富士兄当时也并未直接回复。其实他很认真，遥嘱家人到妈祖像前叩问请准，然后正式收小儿为写进家谱的义子，并解下随身佩挂的玉环相赐，说常时佩挂，可保平安。后来听富士兄说自己小时多病，长辈为让他平安长大，遂请五条港“安西府”的神明张王爷收他作“契子”，赐下护身符，要佩挂直至成年。现在回想，颇疑此玉环即张王爷所赐之桊，不胜唏嘘！富士兄魂归道山后，由于疫情的原因，我和小儿都无法到台北祭奠，留下绵绵无绝期的遗恨！
台湾云林台西乡五条港“安西府”，是著名的王爷庙之一
富士兄曾自述“来自穷乡僻壤，出身寒微之家”，这是实话实说。我去过他生长的台西乡五港村那个名叫“瓦厝”的靠海小村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已有些现代气息，如养鱼用机器充氧（在我是前所未闻），还是让人有古朴的亲切感。能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的优秀学人实属罕见，往往需要特殊的机缘。当年胡适能走出绩溪上庄而改变命运，是因为掌家务的二哥肯送他去上海读书。富士兄也有一位外婆家的大表哥，是文化大学日文系学生，每到暑假就返乡替亲戚家的弟妹们补习唐诗和英文。是他看出富士“这孩子不一样”，嘱咐林伯一定要把他“送去外地好好培养”。
当时林家有二十多口人，几乎都靠着富士的父亲做生意一肩扛起重担，另有一小块田地，由母亲和家人共同耕种，以维生计。像这样的贫寒之家，小孩子往往只读完小学，顶多读到中学，便要工作以分担家计。想要供孩子到外地读书，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绝非易事。但身为在读大学生的大表哥本就是典范，或也有“过来人”的威望，在他极力游说下，富士兄在十二岁那年负笈远游，入读嘉义私立辅仁中学，后来考上台北名校成功高中，进而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最后就读于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如此光辉的求学之路，足证大表哥眼光确实不凡。或也提示出，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地区，似仍维持着天下时代的社会样态，可以让穷乡僻壤的寒门以举家之力送个别读书种子进学，而贫寒子弟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一路“上进”，直至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和世界最好的研究生院，进入号称“天下第一所”的“史语所”并升任特聘研究员。台湾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发展可能也影响到社会的平静，真希望这样一种天下时代的社会生态还能延续，让更多贫寒子弟能够走进顶级研究机构的大门。
王明珂、罗志田、林富士2016年在基隆和平岛的考古发掘现场
胡适曾说，自己“生平有二大恩人，吾母吾兄而已”。“吾兄”即他的二哥，和胡母共同培养了与众不同的胡适。胡适自认“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并说：“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与胡适相似，富士兄也有一位对他影响甚大的好母亲。他曾对我说：“我所有的良善与才能几乎都来自母亲，可惜在她身边的日子不长，有些坏毛病未能被她涤荡干净，因此，仍是个浑身是恶之人，甚为惭愧！”两人都在较小的年龄就走上“远游”之路，所感所言，也颇相似。富士兄所谓“浑身是恶”，当然是自谦，大概指他做事认真，不时因公事得罪人，同时教学生也比较严格。后者亦是我的大问题。我指导学生，总是响鼓仍用重锤。自以为是对学生好，却没留意人各不同的耐受力，伤人而不自觉。后来逐渐认识到这是个问题，自觉不断放宽，其实远远不够。在写《追随余师英时读书的日子》那篇小文时，说及“老师待人总是温柔敦厚，永远让人如沐春风”；同时“很少督责学生，通常都点到为止，总能让学生感觉到你就是不用重锤的响鼓”。写时深有感悟，也特别惭愧！教书育人，其道非浅！自己力有不逮，没能让学生有一个愉悦的学习过程，实在是愧对他人子弟！记得也曾向富士兄讨教这方面的经验。他坦承自己过去对学生偏严，不过后来已宽松很多了。余英时（1930-2021），罗志田和林富士都是余老师的学生（来源：wikipedia.org）富士兄走后，台北《新史学》三十二卷三期有《开拓台湾历史学新领域的林富士先生》一文，概述了他的学术成就。而在富士兄本人为《巫者的世界》所作序言《吾将上下而求索》中，他对自己的学术路径有更亲切的扼要叙述。其中述及两处遗憾，一说自己“未能秉持道家‘用志不分’‘守一’之训，不自量力，既想尽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故投身一些公共事务，消磨不少精力”；又说自己在研究中“驰骋于不同的学术疆域，故兵分多路，同时作战，以致无法在任何单一的领域中出类拔萃”。
《巫者的世界》书影（来源：douban.com）
在我印象中，富士兄是个才情丰富又充满热情的人。他能诗能文，年轻时就发表过小说，得过散文奖，还出过一本名为《红色印象》的散文集，并擅长摄影。记得他曾给《南方周末》写过《何谓“诗书宽大之气”》等好几篇文字，篇名皆以“何谓”开头，或许曾计划写一个系列，惜未继续。大体上，他做事治学，往往随心所向，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依计划行事。内心召唤来了，随即全心奔赴，不计个人得失。
或因“知道治学必须有壮阔的心胸，不能拘泥于一方”，也一向珍视普大和“史语所”那多元、多样、异质的知识论辩氛围，他从读博士开始，长期盘桓于宗教史和医疗史之间。自称一直进行“这两个方面的交缠式研究”，并“旁及东北亚及东南亚的宗教调查”。二〇〇八年出版那本大部头的《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大陆版二〇一二年），特别能体现他研究的双向特色。在这两个领域，其实他已经足够出类拔萃了，只不过没有达到自己的更高期许而已。大概从读书开始，富士兄一直就有追求“最好”的自我要求。当年普大要求博士论文须到专门的打印店用特定的防酸纸打印，配上指定的封面，然后送国会图书馆。但纸和封面都有多种选择，价格相去甚远。论文答辩后我陪他去打印，因为自己不久前刚来过，所以在那里帮他讲价，想选一种今日所谓性价比较高的“套餐”。结果他打断我的讲价，直接宣布：我要最好的。出来他告诉我，放进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论文，不能省钱，必须要最好的。此虽一小例，亦可见他的自我期许。他说在“单一的领域中出类拔萃”，大概就是要达到“最好”的境界吧。我的感觉，作为“史语所”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召集人，富士兄在这一领域的更大贡献可能是学科筹建。这是一个需要深入体察人性的新兴学科，如他所说，“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恒久的生物性经验之一”，且“人类不仅随时随地在‘感知’疾病，也在‘制造’疾病；不仅在‘界定’疾病，也在‘建构’疾病”。他试图探讨的问题，就包括“人类如何看待、诠释、利用或疗愈‘疾病’”，以及“‘疾病’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文化或社会建构”。这些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浮现出来。“时至今日，疾病依然困扰着无数的个人和群体”。将来的历史学家看现在，或许也类似于我们看过去那些“建构”疾病的历史吧。如果说富士兄对医疗史的提倡推动要多于身体力行，他对宗教史的研究则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著述也更丰富。如他自己所说，中国宗教史是他研究工作的主轴。从一九八八年的《汉代的巫者》、一九九五年《孤魂与鬼雄的世界——北台湾的厉鬼信仰》到二〇一六年的《巫者的世界》，都属于宗教史的范围。但他的研究视野很宽阔，涉及的领域也不局限于宗教史和医疗史这两大方面。
有一篇题为《小历史研究先行者林富士》的台北报道，说“林富士的研究版图很特别”。的确，除了宗教史和医疗史，富士兄也是台湾“小历史”研究的倡议者和先行者，在帝王将相、朝代更迭等“大历史”之外，努力探究“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丧喜庆、喜怒哀乐、芸芸众生的梦想、‘迷信’‘罪恶’和身体”。他明言自己“偏爱生活的历史、习俗的历史、身体的历史、群众的历史”。这些历史多数在西方已成显学，但在那时的台湾仍是历史研究的“边陲地带”，故富士兄的提倡，实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那报道说“林富士走出了一条具有独特视角，又和自己成长历程相呼应的史学研究之路”。在医疗资源贫乏的年代，富士兄生长的台西乡和台湾许多村镇一样，村民若有病痛，多会到庙里求神问卜，视庙宇为信仰和医疗的中心。且富士兄是“安西府”神明张王爷的“契子”，故拜神祭鬼等事，对他本是真实的生活体验。他那本《小历史》分五个部分，开篇即是“灵媒的历史”，继以“信仰的历史”，的确体现出“与自己成长历程相呼应”的“独特视角”。不过富士兄在写“小历史”之时，也不忘读书人“澄清天下”的责任。其中一篇《想我七月半的好兄弟们》，说的是中元节祭历之事。“历”即俗所谓孤魂野鬼，没有家人的供养，最需救助。文中说，依清代礼制，各级官厅都要设“历坛”，定期由官民共同“祭历”。道光时台湾噶玛兰通判姚莹在中元节设历坛，让文武官员、各籍汉人和“生番”“熟番”共同祭祀当地开辟以来的死者，祭后又让汉民和番人互拜，并为他们陈述和睦之道，颇使听众动容。富士兄借此提出：“一个有智慧、有良心的政治人物，应该努力化解冲突，消释怨气，减少天灾人祸所制造的冤魂厉鬼，创造一个平安、祥和的社会。”这样的好见解，实已超出时代地域的限制，表现出天下士的大智慧。对于外在的召唤，富士兄也多是有求必应。师友的嘱托，仿佛就是他应有的责任，无不一意力行。尽管性情洒脱，他又是难得的心智坚定之人，做事往往着眼于公共福祉，能长期协调各类复杂人事，完成嘉惠学林的大型工程。富士兄先后担任“史语所”人类学组主任、副所长，中兴大学文学院长，各级数位计划的主持人以及全台湾历史学门的召集人等。我自己缺乏此类才干，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曾劝他多把精力用于自己的研究，少做些代人奔走之事，可他虽然同意，却总有义不容辞之感。直到二〇一九年底，彼时他已罹患癌症一年多，才说：“逐渐将研究工作之外的事放下了，明年开始应该会比较轻松了，希望能专注于写作，这应该是老天爷补给我的时间吧！”
2005年，林富士主持台湾数位典藏科技计划内容发展委员会会议（来源：ascdc.sinica.edu.tw）富士兄的思考集中在医疗史和宗教史领域，两皆亲近个体的学科，不过医疗史主要是面对此生，而宗教史则指向彼岸。在近代科学化的史学叙述体系中，求生、赴死或许都是“小历史”，但对普通人而言则是名副其实的“人生大事”。不少历史学家都在试图沟通古今，富士兄亦然，但他的研究似又有某种特殊的沟通生死两界的味道，有来自研究又超出研究的感悟和担当。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富士兄“常自许要做一个沟通者，希望能透过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在古今之间，在不同的文化、族群和地域之间摸索贯通之道”。这是在回应“历史知识到底有什么用”以及“历史学家能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大哉问。通过自己多年的研究，他“逐渐领悟到，历史学者在现代社会中，其实可以和北亚的萨蛮一样，做一名‘沟通者’”。
著名导演戴思杰曾在巴黎见过林富士，他针对此照片说：从照片上看，他和当年是简直是完全认不出来了。当年印象深刻，瘦小而甚有锋芒；现在通过研究道教和巫师，已修得很慈祥而和蔼可亲，与这个世界已经和解了
在他看来，当今世界已因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社会阶层、年龄与性别意识、血缘和地域关系，以及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缘，造就了不少互为别异的群体，需要有媒介人物增进彼此的了解，才能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历史学家的工作本是“透过文献数据，突破时间、空间和语言文字的障碍，进入一个他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去了解另一个世界的种种现象”，并“将探索的结果陈述出来，让其他的人也能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去见识一下另一个世界的情景”。这和萨蛮的所作所为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沟通者”的角色也非常类似。故富士兄明确表示，他有意“做一个现代‘萨蛮’”。在英文里用shaman一词来翻译中国的巫觋，是富士兄在博士论文中的一个创获；而在汉语中以清代人使用的“萨蛮”一词来表述古今的巫者，则是富士兄的选择。这是有坚实考证基础的用法，南宋的《三朝北盟会编》已说“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此后在清朝时期，又常写作萨满、萨蛮，都是音译。故最晚从宋代开始，在汉语中就已将巫与shaman对译了。他们往往身兼神与人的双重角色，一般人可以透过他们“了解另一个全然不知的世界，可以知道死者的生活，可以明白自己祸福的因缘，可以有祈福解祸的机会，可以满足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可以让困苦与迷惑的生命历程多一点希望和指引”.而近代台湾的萨蛮，则是富士兄从小熟悉的童乩。童乩在闽南语中读若dang-gi，这个词或许出现得很早，但“写成汉字‘童乩’，并且成为闽台地区常用的词语，可能不过是十九世纪的事”。过去多以为童乩或与“孩童”有关，或指“童昏”和“童蒙”。而富士兄曾对我说，他颇疑“童”之语音与满人称祭祀场所为“堂子”之“堂”相关。在韩国的中文文献中，便以“巫堂”（读音是mu-dang）描述他们负责“降神”的传统“灵媒”。同时越南语里的“dang”，也有和神灵沟通、进入精神恍惚状态的意思。富士兄据此提出，闽南话“‘童乩’的‘童’字，有可能只是‘dang’的音译”，故有些文献就写作“僮”甚至“铜”。他虽然谦称这只是“推测”，其实经过慎重的考辨。这样细密的考证，出现在一本表述方式上有些特别而不十分“严谨”的书中。那本探讨北台湾厉鬼信仰的《孤魂与鬼雄的世界》是“‘现代关怀’下的产物”，也是表述历史的新尝试。富士兄自承，他在体例上“严格遵从学院里历史学著作的基本规范，只根据材料做论述，并且在脚注中一一交待材料的来源”；在行文中“则给自己较大的想象空间，和抒发情感、夹带议论的机会，希望能以感性的文字激起更大的共鸣”。这样一种对共鸣的期望，立足学院又融入民间，或许也带有“现代萨蛮”的沟通愿景。
《孤魂与鬼雄的世界》书影（来源：douban.com）
不过，让历史学者做现代萨蛮的担当，似乎有点悲剧色彩。盖不论是称为巫觋、萨蛮还是童乩，巫者在古代多为高高在上的圣、智、聪、明之士，在现代社会则受人轻贱，被人打压。他们在中文世界里久已被塑造出一种相当负面的形象，往往和“愚陋”“邪恶”“迷信”“奸诈”“狡猾”“野蛮”“残忍”等字眼连在一起。很少人知道他们在古代社会中曾经的地位，“也很少人能了解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曾发挥的功能”。如果昔日的沟通承担者经历了如此的沦落命运，“现代萨蛮”在给予人们“困苦与迷惑的生命历程多一点希望和指引”时，又会遭逢怎样的境遇，或也不容乐观。富士兄明言：“我的终极关怀，不是陌生的巫者的往日光辉，而是我所熟识的童乩的当代困境。”对于“幼年所习知”而“曾经有过相当辉煌的历史”之童乩，他曾相信“穷我一生之力，我应该能够替他们写一部完整的历史，并且借此揭示先民的宗教世界”。可惜老天爷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留下许多遗憾！富士兄是二〇一八年九月确诊患胰腺癌住院手术。结束化疗后，二〇一九年底他说会专注于写作，并云“首要之务是要完成一本很早就答应要献给晓容的书”。晓容的全名是倪晓容，我在普大读书期间就见过，那时她还是富士兄的女朋友，后来成为他的爱妻。每次我去台北，都得到晓容的细心关照。晓容是画家，曾赐我一手绘的电脑背包，伴随了我好些年的授课，北大不少同学或都见过。她和富士兄是一对神仙眷侣，相爱相敬，似亦有相生相伴之命。二〇一八年三月，晓容突然仙逝，九月富士兄即罹患癌症。或许从那时开始，他就一面尽力完成这本要献给晓容的书，一面默默地筹备着与晓容的再次携手。
富士兄于弃世前一个月（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写于台大癌医中心的那首诗《夏荷》，我最初是在网上看到的。不论初读再读，皆若有所悟。那时他因身上安装的人工血管（输液用）反复感染，进台大医院做移除手术。时值台北新冠疫情三级警戒，医院除了一名陪护，旁人皆无法探视。富士兄于术后一人独在病房时写下此诗，表述他的心声。请允许我把这首诗附在这里：
《夏荷》
我躺在病床上 /默默观想 /往年夏天的荷塘
我看见你在繁花中 /孤寂的开落 /印证生与死的轮回 /悲与智的真谛
我看见自己 /困在法华的奥义网络 /困在管线、针剂、麻醉药的维生系统 /思考离苦得乐的法门
我看见窗外一朵白云飘过
今年夏天的荷塘 /想必繁华依旧 /而谁能替我摘下一朵荷花？
最孤寂的那一朵
富士兄平素的研究多涉道家，不过他也曾“透过敦煌艺术进入佛教世界”。此诗从“观想”开始，颇现佛法影响，亦可见他的博学多闻。他所观想之繁花中孤寂开落的那一朵荷花，似乎就是他要献书的晓容。诗中的“法华”即《妙法莲华经》，借此而升华全文所写的荷花，是相当高妙的暗喻。同时《法华经》是佛圆寂之前讲的最后一部经典，所述乃成佛之道，最少也隐喻自身的解脱。这一“奥义网络”与下文“维生系统”的对应，在文意上是极高明的对仗。这样看来，富士兄在思考离苦得乐的法门时，忽见窗外飘过一朵白云，仿佛是“最孤寂的那一朵”荷花在向他招手，或许也是由天而至的一种开示，使他得以悟入：离苦得乐的法门，就是放下眼前的执着，携手那一朵孤寂的荷花，共赴不昧生与死的轮回。©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转载授权请联系后台
相关精彩文章
微信订购
➡微信公众号菜单界面➡读书书店
➡点击每条图文下方“阅读原文”
进入店铺主页
邮局订阅
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微邮局→服务→报刊订阅
搜索“读书”即可订阅
邮局网上订阅地址:
http://bk.11185.cn/index.do#
邮购
读者服务热线：
010-84050425/51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编：100125
E-mail：dzfw@lifewee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