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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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人一旦出名后，总喜欢出来讲话、发表各种观点，但也不必奉若神明，需要有自己的判断。老马敢说，金融业也敢听。

在一个层级很高的会议上，不同的人在讲着不同的话，但似乎讲话的内容大都波澜不惊，没有引起太多共鸣。不过老马却例外。而这个层级很高的会议就是2020年10月23-25日举办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

一、外滩金融峰会的层级高在何处？

相较于上海陆家嘴论坛和北京金融街论坛，每年均聚焦金融开放、金融科技、资产管理等议题的外滩金融峰会同样较为引起关注，且其层级之高也非上海和北京那两次论坛可比。例如，今年参会嘉宾包括WQS、易纲、范一飞、黄奇帆、肖钢、尚福林以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美国原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蒂莫西·盖特纳、欧洲央行原行长让·特里谢、桥水掌门人瑞·达里奥、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沃尔德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

如果有仔细看，会发现这个会议上释放的重要信息实际上有很多，如“三路”（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周小川的“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以及未来还会进一步下降的储蓄率值得关注”；全国社保基金副理事长陈文辉的“将积极参与蚂蚁科技IPO（2015年已经以75亿元重仓入股蚂蚁）”；尚福林的“要坚决整治披着‘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乱象”；黄奇帆的“金融科技发展的下一个蓝海是产业互联网金融”；肖钢的“应对智能投顾或智能交易系统根据统一标准制定‘熔断’机制”等等。

二、老马的六个观点是什么？

不过除“三路”（有点类似之前的“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引起一定关注外，也只有老马的讲话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共鸣和普遍热议，我想这并不非偶然事件，也非偶然现象。我们先看看老马的讲话中有哪些关键点？

（一）巴塞尔协议比较像一个老年人俱乐部，解决的是过去、过度复杂金融系统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如巴塞尔协议本身也让欧洲的整体创新受到很大限制，如在金融数字化方面。中国金融业还没有成熟的生态系统，没有完全的流动起来，缺乏是金融系统的风险，如只有大江大河的大银行，而缺乏湖泊、水塘、小溪小河之类的金融机构，所以有时会涝的涝死、旱的旱死。

（二）互联网金融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即丰富的数据、基于大数据的风控技术和基于大数据信用体系，因此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不能因为P2P彻底否定整个互联网金融，现在要反思P2P当初蜂拥而出的原因是什么？

（三）创新一定要付出代价，把风险控制为0才是最大的风险，即整个经济不发展或无法发展的风险。

（四）监和管是要分开来看，前面是看着你发展、后面是不让你发展，现在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文件大多，但真正致力于机制建设、激励发展的政策太少。未来的全球竞争是创新的竞争，而不是监管技能的竞争。

（五）金融的本质是信用管理，但是今天的银行仍然延续着抵押和担保的当铺思想，并没有建立真正的信用体系，从而导致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因此抵押的当铺思想不可能支持未来30年世界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必须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

（六）我们的研究机构不应该是政策机构，政策机构也不能仅仅依赖自己的研究机构。

三、哪些有道理？哪些没道理？

可以看出，老马一系列观点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现代监管和金融体系的不满，这是互联网金融体系向政策和监管部门的一种呐喊。那么老马的讲话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这要分开来看，不能一概而论。

（一）批评巴塞尔协议毫无道理

要知道巴塞尔协议产生的背景是什么？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各主要经济吸取金融危机教训的经验总结，能够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普遍共识。其实从巴塞尔协议推出的主要措施上便可见一斑，如将混业经营推向了分业经营、制定了在资本约束基础上的发展体系（如推出逆周期资本和附加资本要求）、推出流动性监管指标体系（如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强化影子银行监管等等。

从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以上举措哪一项不是必要的呢？当然现在人们对分业经营的合理性产生了质疑，因此很多企业本身已经从专业性走向了多元化，作为服务企业的银行也需要做出相应改变。同时也有人认为即便在巴塞尔协议后全球经济金融也屡屡陷入危机的边缘之中，似乎巴塞尔协议本身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这可能才是值得关注的。

（二）蚂蚁从事着高利差的消费金融业务，享受着传统金融行业提供的资金

蚂蚁金服本身就是高杠杆运营。目前来看蚂蚁金服的金融体系主要有蚂蚁小贷、余额宝、蚂蚁借呗和蚂蚁花呗、网商银行以及刚刚获批的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构成。其中蚂蚁花呗相当于信用卡，在用途上主要定位于消费贷，而蚂蚁借呗则相当于小额信贷（用途上基本没有限制），按日息结算，其年化利率基本在10%以上，这一利率水平实际上远远超过很多银行的线上消费贷，并且蚂蚁借呗的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也来源于银行体系。因此可以说，蚂蚁金服本身就在从事着高利差的消费金融业务，且享受着传统金融行业提供的廉价优势。

（三）蚂蚁本身就是高杠杆运营

1、如果大家还记得2017-2018年的情形（当时监管部门多次与蚂蚁会面讨论其高杠杆问题），便会不难发现蚂蚁金服本身就在从事着高杠杆运营。我们可以看看高杠杆给蚂蚁带来的高利润，如2017年三季度蚂蚁借呗的总资产为219亿元、但其利润规模高达45亿元（要知道往往一家银行的总资产规模要达到6000亿元左右才能实现这样的利润水平）。

2、当时蚂蚁成立了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放贷资质的小额贷款公司（重庆市蚂蚁商诚小贷和重庆市蚂蚁小微小贷），但实际上这两家公司在具体业务实践上是向全国范围内放贷的。不过当时上述两家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加在一起只有38亿元（分别为18亿元和20亿元），理论上放贷规模最高也不会超过100亿元，但实际上当时蚂蚁金服的放贷规模却接近3000亿元。

其做法便是通过与德邦证券（负责ABS承销）联手，将小贷不断通过ABS滚动（这一过程和结果均体现在表外）获得资金再重复放贷、ABS等过程，这一过程同样也将业内排名靠后的德邦证券推到了市场前列、使其成为当时市场的一匹黑马。这就像蚂蚁通过余额宝拯救了濒临破产的天弘基金一样。

3、后来监管部门相继颁布《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整治办函【2017】141号）和《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风险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等文件，并要求以信贷资产转让、资产证券化等名义融入的资金应与表内融资合计计息，算是限制住了蚂蚁的高杠杆运营。

现在有了网商银行和蚂蚁消费金融后，蚂蚁在拓展高利差金融业务上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再加上本身有很多金融机构排队愿意和蚂蚁合作以及蚂蚁科技即将登陆国内资本市场，因此拥有场景、流量和客户优势的蚂蚁业务模式实际上在以后仍可继续得以维持。

（四）对监管和政策文件的批评说出了大多金融从业人士的心声

1、这几年来基本上每周便会有五六个文件出来，且集中于周末时间段、多以短期规范性和表政治态度的文件为主，再加上一系列不定期出现的窗口指导，整个金融行业基本上都很疲惫、忙于应对、无心发展和金融创新，使得中国式研究某种程度上更相当于政策研究。但这么多的文件到底有没有用？用多少文件起到了用处？有多少文件在多长时间段起到用处？每类文件起到的作用和负作用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监管部门从来没有思考过。

2、事实上除经济金融周期外，如果仔细回想，则发现中国存在着明显的监管或政策周期。如从时间脉落上来看，可以基本划分为：2015年是严监管思路提出之年（供给侧改革），2016年为造势之年（可以称之为这一轮政策周期的起点之年），2017年则是全面高压执行之年（造成了经济金融体系的双重流动性危机和困境），2018年是针对性监管之年（经济太差），2019-2020年是造势之年。

3、当然就中国本身而言，亦有诸多自己的特色和原因。中国既是一个执行力高效的经济体（主要体现为举国与权力体制），亦是一个执行效果较差的经济体（也即政策制定目标与政策实际执行效果出现明显的落差），这可以体现在经济金融领域中的方方面面，具体表现为不同监管层级、不同区域监管机构以及金融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的差异。较低的监管层级在落实上级监管层级的任务时通常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往往会采取一刀切和齐步走的政策导向，而不同金融机构也会基于类似的政策导向畏首畏尾。

更为严重的是，不同地区的监管机构之间也会产生一些奇怪的思路，造成竞争性监管的不当现象，彼此之间甚至进行攀比，以“谁更严”作为专业和政治衡量标准。因此每当政策目标和任务上传下效时，其效果必然会一层一层地打折扣，从而造成监管过严或过松的问题（通常是过严），这甚至已经成为我国监管体系与监管环境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而过严或过松既会对当前的经济金融体系造成过度冲击，也为下一阶段的政策纠偏奠定了基础。所以市场不得不既要习惯监管导向过度泛滥，也要明晰监管需要不断纠偏的监管周期。

显然上述现状会造成一个问题，即主管部门本身也明白政策效果在实践中会打折扣，因此在政策制定中通常也会给予倾向于较实际更严、执行与惩罚上更有力度，但这无疑会扼杀很多实践中的创新动机，从而造成所谓的“不发展便没有风险”浪潮。

（五）中国监管不应只管风险，而不重视业务

事实上金融从业人员对政策层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除运动式监管、周期式监管外，中国监管应致力于从以下几个维度着手：

1、明晰中国监管（政策）周期存在的现实，及时、不断地进行纠偏，并在全国实施统一的监管口径。

2、认同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制度性不足，如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以及金融体系天然的信用分层等等，这是造成中国很多现实问题的根源，同时应严格约束一刀切和齐步走式的监管思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和市场震荡。

3、明确非标融资、互联网金融和同业业务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存在的背景，避免给予过多标签，误导市场。

4、给予期限利差、信用利差和流动性利差适当的容忍度，这是市场化条件下定价的基础，否则价格调控必然会失灵。

5、监管和政策层面不应该只管风险，而不重视业务，监管的根本在于控制风险而不是扼制风险，不在于扼杀风险源头、而在于把控风险扩散程度。

（六）银行体系的当铺思想本身无可厚非，老马的逻辑站不住脚

老马在演讲中对坚持当铺理念的银行进行激烈抨击，但这一观点值得探讨。

1、银行体系的当铺理念应该是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多年发展的助力器，某种程度上这一理念帮助撬动或盘活了一些企业的“死资产”（如土地、房地产、厂房、机器以及股权等等），因此当铺理念在历史上是起到很大作用的，试想如果没有当铺理念，这些企业该如何获得资金呢？当年的引进外资其实也是这个思路。

2、那么“信用”与“当铺”理念的区别在哪呢？实际上信用本身也是一类资产，即无形资产。因此“信用”体现的是借款人的无形资产，后者则体现的是借款者的有形资产，以“有形资产抵押不合理”之名批评“无形资产质押有理”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3、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是客户存款，且60%以上为定期存款，这和互联网金融体系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活期以及银行体系不同，因此商业银行既需要秉持对客户负责的态度，也需要秉持对股东负责的态度。退一步讲，如果没有抵质押，那2-3%的利差空间很可会被2%左右的不良率消耗殆尽。

对于银行个体而言，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仅靠抵质押进行风险管理是否能够代表一切、中小银行是否有条件使用大数据进行风险管理以及通过大数据和模型进行风险管理是否真的有效？要知道并非所有银行都具备通过大数据进行风险管理的条件，这需要有客户、场景以及流量方面条件给予配合。

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则需要思考如何不借助银行体系的力量来盘活企业的资产（包括有形和无形），我想其中最主要的路径应该是资本市场，这可能也是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以及国家将资本市场提高到战略地位的大背景，因为资本市场既可以对有形资产定价，亦可以对无形资产定价，而银行做不到！

四、现阶段创利能力惊人，如果对蚂蚁集团放开限制，其规模可以冲到4万亿

（一）现在蚂蚁集团的总资产规模达到2715.58亿元，净资产高达1895.68亿元，但却创造了1206.18亿元的营业收入和169.57亿元的净利润，这种创利能力着实惊人，要知道总资产相近的西安银行2019年营业收入不到70亿元，而2019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328亿元和1380亿元的光大银行和平安银行，其总资产规模分别高达47334亿元和39390亿元。

我想正如前文的分析，蚂蚁集团的创利应该主要是通过借呗、小贷等高利差金融业务完成，而我们可不可以将这种盈利方式理解为其借助于蚂蚁自身构建的生态网络来对传统金融体系套利呢？传统金融体系又该如何回击呢？

（二）目前蚂蚁集团的资产负债率仅为30.20%，因此如果对蚂蚁集团的监管限制放开，使其资产负债率达到商业银行的水平（一般为93-95%），则其总资产规模可以做到3.80万亿。特别是在资本市场成功登陆后，预计其净资产规模可以达到2000亿元以上，则总资产规模做到4万亿应该不成问题。

我想这种发展潜力，老马应该是有深刻认知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