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之下，中国的实际失业率究竟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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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29万人；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2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25-59岁群体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4%，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0.5个百分点，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上月持平。

根据此前数据，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相较1月的5.3%提高了将近一个百分点，是自2018年使用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取代原本城镇登记失业率以来的最高值。

可以注意到，稳就业、保障失业人员生活成了当下减少失业率上升影响的一体两面。4月10日，人社部失业保险司司长桂桢表示，国务院实施了三项新举措保障失业人员生活：一是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将发放失业保险金至其退休；二是向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发放6个月的失业补助金；三是在今年3月到6月，对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的人员双倍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3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该文件提出了不少新举措扶持企业：一是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据人社部副部长游钧介绍，2月共为企业减免养老、失业、工伤三项单位缴费共1239亿元，预计2至6月减免额度将超过5000亿元；二是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费返还标准由原来的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的50%，提高到最高100%。

除了新增失业人员，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亦达到874万的历史新高。上述文件便明确要求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扩大招聘规模，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的资金激励，拓展创业担保贷款政策的覆盖范围等，意欲吸纳这部分新增求职人口。

扩就业举措频频，失业人员似乎也拥有失业保险金、失业救助金、价格临时补贴等多重保障。那么，目前中国失业规模到底多大？疫情对于就业的冲击会持续多久？不断加码的各类补助是否会给财政带来挑战？

一、实际失业率可能更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2%，相较1月的5.3%提高了将近一个百分点，是自2018年使用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取代原本城镇登记失业率以来的最高值。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有所下降，为5.9%。

关于整体失业人数的计算，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表示，准确的计算方式是以城镇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乘以城镇调查失业率，所得即为整体失业人数。

按此计算，2019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可得出城镇就业率为94.8%，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约7.7亿，其中城镇就业人员约4.4亿。以4.4亿城镇就业人口计，可得出2019年年底城镇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和约为4.6亿，乘以3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5.9%，可得知3月底全国失业人口规模约2714万。

“一般自然失业率为4%，中国以往城镇调查失业率大约都在5%左右，以这次疫情的冲击强度，这一失业规模其实并不算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然而，王震亦指出，由于城镇调查失业率未能覆盖全部就业群体，因此实际失业率可能更高。

城镇调查失业率是通过抽样调查推算所得的失业人口占全部城镇劳动力的比重。2013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是中国首次向外公开调查失业率相关数据。2018年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正式成为国家统计局每月评估全国就业情况的关键指标。

然而，由于城镇调查失业率不覆盖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灵活就业人群，因此其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实际失业规模。“我们一整套统计制度，其实都基于标准工业化的就业方式，即正规就业，而大量的灵活就业、个体经营户并未覆盖。其中，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约24%，除了城镇人口外，还有约2.6亿的农民工，其中1.7亿农民工外出就业，由于流动性强，这部分人群难以纳入统计，而他们的就业受此次疫情影响最大。”王震分析道。

一边是失业规模扩大的潜在压力，另一边，中国今年还将新增874万的高校毕业求职人口，失业率是否还会上升？中国今年的就业形势如何？

二、暂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潮

从宏观规划来看，每年“两会”期间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提及当年的新增就业目标。由于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两会”时间暂未确定，但从往年的新增就业情况来看，今年政府层面在实现新增就业指标上似乎并无太大压力。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将实现5000万的新增就业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的数据计算，2016年至2019年已实现5378万新增就业的规模，这意味着结合疫情的考虑，今年在制定新增就业目标上将更具弹性。

智联招聘在4月8日发布的《2020年春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2020年春季求职期，全国人才求职竞争指数（竞争指数=收到的简历投递量/发布的职位数量）为46.3，这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每46.3人竞争一个岗位，竞争指数环比提高11.8。

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由于职位发布数同比下降46.9%，小微企业招聘需求大幅收缩，在简历投递数同比下降45.0%的情况下，竞争同比加剧。相较之下，国企职位供给相对稳定。

从产业结构看，相比农业和制造业，由于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同时进行，对人群的聚集有更高要求，因此服务业无疑成了此次新冠疫情冲击最直接的领域，主要集中在旅游、酒店餐饮和文体娱乐等行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等抵御风险较弱的市场主体。

4月1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发表署名文章指出，1月-2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其中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下降幅度较大。

有学者表示，尽管目前从城镇调查失业率上看，无法体现出疫情对整体就业的实际冲击力度，但由于疫情会带来产业结构变化，对整体就业的影响将在今后逐渐显现。“疫情对就业的冲击至少持续一年，而其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是长期的。”这名学者表示。

此外，由于全球疫情蔓延导致的经济恶化，外贸领域也正面临着增长压力。4月14日，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外贸进出口数据：尽管3月中国进出口回升，同比下降0.8%，降幅较1月-2月收窄8.7个百分点，但整体来看，2020年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4%。

“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会受到很大影响，我曾到东部沿海调查出口企业，很多企业的利润微薄，它们的劳动力人均成本只要再上升1分钱，就会面临倒闭的境遇，疫情的冲击无疑加速了这部分企业的退出。”王震说。

尽管疫情冲击带来就业增长压力，但多名学者表示，一方面，国内复工复产进程加速，就业情况会逐渐好转，另一方面，政策层面可调节的余地和工具很多，中国经济存在一块很大的“腹地”，“对于农民工来说，实在不行可以回家乡务农，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情况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即使失业规模增大，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王震说。

企查查大数据显示，尽管2月-3月所有行业的招聘岗位数量均不及2019年同期的数量，但3月较2月新增岗位环比增长273%。复工复产提速带来了招聘需求。

杨伟国表示，失业率走势应从三方面着手考虑。一是从市场机制层面上看，疫情期间存在大量维持劳动雇佣关系，但没有实质工作进展的情况，这部分人群的劳动关系维持的时间，以及疫情后的补偿性增长情况将影响失业率；二是从社会层面看，在市场条件下，以往一些基层服务型岗位往往难以得到满足，这一时期这类岗位会吸纳一部分劳动人口，降低失业率；三是国家层面通过鼓励参军、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专升本规模，延缓部分人的就业需求。“本身要找工作的人退出劳动市场，实际也是降低失业率。”杨伟国说。

三、失业救济存在“漏出”群体

目前，涉及失业救济的资金主要来自社会保险体制，即失业保险金，此外还有失业补助金、价格临时补贴和一次性生活补助等。其中，失业人员的相关支出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阶段性提高的价格临时补贴标准，增支的部分中央财政将按照东部地区30%，中部地区60%，西部地区80%的比例进行补助。

4月1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据桂桢介绍，截至3月底，全国已经向230万名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金93亿元，代缴医疗保险费20亿元，发放价格临时补贴6亿元，向6.7万名失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发放了一次性生活补助4.1亿元。

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1171亿元，支出915亿元，年末累计结存5817亿元，相较之下，目前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并不多。

“无论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还是救济金给财政带来的压力其实都不算大，原因在于中国整个的就业保护和社会保障系统，瞄准的都是正规就业人员，大量非正规就业的人并未覆盖，例如个体经营户、灵活就业人员等。此外，失业保险的参保率并不高，2018年底，城镇就业人员中仅约45%的失业保险参保率，一半都不到。”王震说到。

大量城镇就业人员游离于正规的就业保护和社保体系之外。可以注意到，除了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的领取资格为不符合法定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而价格临时补贴，面向的人群为领取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的人群，目前的失业救济存在大量“漏出”群体。“疫情期间暴露了中国就业保护和社保体系存在漏洞和发展困境，而灵活就业显然在疫情期更为活跃，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王震表示。

由于疫情期间人口流动减少，民众更倾向于在省内寻找短期替代性的工作。根据美团公布的数据，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团新注册骑手33.6万人，这些新注册骑手半数以上为本省居民。

“零工经济意味着未来民众更多元的就业选择，但政策对其发展将会有很大影响，目前社会保障只能来源于员工跟某一家公司签的劳动合同，而这些外卖员、快递员更多是与平台形成合作关系，而非传统的雇佣劳动关系。”杨伟国说到。

对此，王震建议，传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护从政府、到企业，再到员工的治理链条应该转变，变为政府、到社区，再到个人的模式。“为何此次疫情管控能具体到个人？社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社会保障体系治理链条可从中获得启示”。

来源：财经杂志

编辑：詹晓东

审核：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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