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VS信息：你我不同，岂能同袍？ | 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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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总则》（第110条及第111条）将隐私与信息分别加以保护，与此对应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是，隐私与信息能否明确地加以区分？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李永军教授持肯定意见，其在《论<民法总则>中个人隐私与信息的“二元制”保护及请求权基础》一文中，详细讨论了隐私与信息的差异和具体区分方法、隐私权与信息权在宪法和民法上保护的差异性等问题，对我国《民法总则》中隐私与信息“二元制”保护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一

隐私与信息的关系

（一）隐私与信息的差异

隐私与信息总体上应该是有区别的。单一的个人信息在正常使用时不会对个人构成侵犯，而隐私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是正常的社会交往，人也有不愿意透露的秘密和内心的自由空间。因此，将二者进行区分保护是必要的。

（二）隐私与信息区分保护的“三分法”

与此同时，个人隐私与个人信息在某些方面存在交叉，比如有一些个人隐私是通过“信息”这种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为解决实践中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明确区分问题，可以用“三分法”来区分隐私与信息，即分为纯粹的个人隐私、隐私性信息、纯粹的个人信息。

（1）纯粹的个人隐私，是隐私权保护的主要部分，是指个人生活最私密、直接涉及到个人尊严与自由的部分，一旦侵入，直接会造成受害人的损害，特别是精神损害。具体又可以分为空间隐私权和私生活秘密两部分。

（2）隐私性信息，实际上是隐私与纯粹的个人信息交叉的部分。主要包括医疗信息、银行存款信息即其他财产性信息等，这些信息与个人尊严离得较近，与隐私的关联度较高，对其保护更接近于隐私权保护。

（3）纯粹的个人信息，是《网络安全法》第76条所列举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住址、出生日期等。

二

隐私权与隐私性信息不具有财产性和支配性

《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10条则正面列举了这些权利。这引申出一个问题，隐私权和隐私性信息是否具有财产性和支配性？对此，王利明教授认为，隐私权是一种精神性人格权，虽然可以被利用，但其财产价值并非十分突出。即一是隐私权无财产价值，二是隐私权无积极支配性，仅能在被侵害时防御。王泽鉴教授则认为，20世纪以来各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人格权的商业化和财产价值受到重视，美国法上的隐私权的公开权和德国判例都承认其有财产价值，台湾地区判例也承认之。

从本质上看，隐私权或隐私性信息属于人格尊严，而人格尊严不具有财产性和可支配性。因此，从逻辑上应该赞成王利明教授的观点：隐私权和隐私性信息不应该具有财产性和可支配性。由此来看，我国《民法总则》第110条仅是第109条的一个注脚：告诉人们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包括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利，但不限于这些，还有其他的自由和尊严。

三

侵犯隐私权与信息权的样态、请求权基础及救济措施

就请求权基础而言，我国既有一般法，也有特别法。一般法如作为民法典一部分的《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可以作为对隐私与信息救济的最直接的请求权规范基础；特别法如《网络安全法》。就救济方式而言，由于隐私权没有支配性，故其最一般的救济方式是停止侵害、赔偿损害（主要是精神损害）、消除影响（包括删除）、赔礼道歉；而信息权还有请求更正的救济措施。二者具体区分如下：

在我国《民法总则》将隐私与信息区分而作二元保护的立法模式下，正确区分信息与隐私具有重大意义。从救济措施来看，二者有很大不同，比如对信息的保护有“请求更正”的权利，而隐私就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尽管必须承认隐私与信息有时难以区分，但相信在我国区分的立法保护模式下，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区分，从而确定请求权基础和救济措施，实现对自然人民事权利更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李永军：《论<民法总则>中个人隐私与信息的“二元制”保护及请求权基础》，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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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饶书馨

责任编辑：杨怿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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