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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尚君:一个人想要成为好的学生甚至成为名家,必须要超过老师丨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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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尚君,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科资深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任重书院院长。



一、请您简要回顾下您的成长与读书经历


我生活一个特定的年代,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你们,不太能够了解那个时候人们的绝望和希望,以及不拘一格。在我的书里写到过一些情况,我的老家在浙江,但是出生在南通。南通离上海很近,从民国初年开始就是一个半独立王国,基本上是清末状元张謇的地盘。民国初年的战争没有波及南通,而且张謇又办实业、又办教育,从而使得南通的基础教育一直非常好。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初中一年级还没有读完就去到了农村,在那里生活了8年,整个中学都是空白的。我是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复旦的,之后仅仅一年,就有老师认为我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或许因为我读过的很多书,中文系的一般大学生都未必见过。我入校第二年就考上了研究生,还是专业第一名。


二、在那样的年代中,您是如何专心治学的?


我认为这是对现代大学生最有参考意义的。个人有求知欲望,再碰到一些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大家都会有读书的心情。

 

现在的天气,农村已经是深秋了。那时候我们早晨4点到5点之间就起床下地干活,7点到8点回到住处吃饭,吃完饭后再去干活,一直到天黑,天天如此。我在农村至少做了四年的基层生产队长,那个角色其实做的都是最辛苦的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居然还读了很多书,各种书。我跟着几个到农场前已经读高一的同学一起读书,他们的上学经历也中断了,基础比我好,大家一起坚持读书,相互影响。回想起来,因为一直在读书,所以我的阅读和理解的能力还算好,但是读书最好时间被浪费得太多了。那时读书的动机也非常单纯,我们不知道会有高考,甚至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只想着要读书,读书是一种最单纯的个人欲望。

 

那个时候基本上什么书都读。在来复旦之前,作为一个农村的最基层知青,我把当时发行的几种报纸、还有能够买到的与文史相关的期刊都订阅了,通过这种阅读,我解决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古文的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


三、古代与现代相比,读书的意义有什么不同?


现在的教育,无论是中文、历史、哲学,或者其他人文社科的领域,和古代读书的原则、方法完全不一样的,在文史哲领域,我们现在的学术格局与分工,相比传统学术有了一个重大改变。古代士人读书,从文章辞采到经世济国,都包含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保证了读书人在社会中的最优先地位,你不会作诗、写文章就不能进入官场。所以他们把读书、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完全融为一体。换句话讲,作为一个读书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出而为国,仕宦于朝廷”,对君主、对百姓负责;“退而修身齐家”,家里面应该有条有理;对个人来讲,应该有诗、书等各方面的基本能力。

 

但是近代学科分类,虽然带动了文、理、医、工各个学科的总体进步,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现代人读书都是分科读的,除了本专业以外的东西,一概不管或尽量不管,因此我们现在大部分大学培养的是有专才训练,但缺乏通才。通才是什么概念?是上下古今,中外东西,或者是从天下大事一直到生活细节都应该了解、都应该知道。所以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和现在的大学生,最根本的差别是在这里。


四、请您对大学生如何读书提些建议吧!


我认为,读书是一个人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是提升一个人眼界、胸襟、能力的重要手段,读书多的人更善于表达,更会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当然读书读呆、读儍的也大有人在,但不读书肯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有一种说法,评价某个人“是一个读书种子”。图书馆的书是不动的,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为什么有的人读得出来,有的人读不出来?读书是一种个人修养、一个磨练心性的过程。当然也与一些其他的原因有关系,比如我们很多好学生去了理工科,比如我们在选人标准上对于这方面的轻视。

 

对于本科生,我认为读书是需要掌握泛读与精读的不同方法。泛读指大块面切的,粗线条的读书,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精读一些作品,但是不能永远留在少数作品的精读上面,应该对阅读范围做一个快速的补充和拓展。你可以想一下,复旦的哪一个图书馆哪一间里面,什么书有,什么书没有,你能说清楚吗?我到海外访问,如果时间从容,更乐意在书库里一架一架地浏览过去。


五、您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西方的科学、理性、严谨,一定是会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随意传神的。我用现代的理性、科学的精神来处理古代的文献。从研究生毕业到现在,三十七八年,我一直在做唐诗研究。对于全部的留存到今天的唐诗,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前人没有见到过的作品,而且对于所有五万多首诗之真伪、作者之归属、文本之差异,都做了详细的考证。这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喜爱了。我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是目前没有人可以交流的。

 

我到现在为止写作仍是用繁体、文言写作的,这在国内很少见。现在绝大部分研究古代文史的人不会写文言,还有很多人除了写论文不会写其他文章。一般一个唐诗研究的专家,最多也就读了三千首诗,这已经是学问很好的了。还有五万首怎么办?

 

中国最近三四十年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个人的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了,但专业的发展的环境却是越来越恶劣了。在喧嚣之中,人们静不下心来做学术。而且学术还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好坏优劣的评价标准、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待遇,等等。我能做的就是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自己坚定把一件事情做完。



同学们应该理解,中学和大学的根本不同在于,你从中学老师那里获得知识,得到的是各方面的正确答案,但是大学阶段,则要告诉你并不是任何东西都有正确答案的,许多问题或许都是有十种不同的答案的,十种答案有可能都是对的,当然也可能都是错的。一个学者的思维方式,更多的时候不是去求同、而是要去求异,要提出与一般看法不同的意见。再比如说我在这里读书,接触了我的老师、在他那里受到了学术的影响,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除非能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内容,我绝不写文章。我写文章,必须是有独特的体悟和发现之后。学者要有这样的“洁癖”。

 

同学们还意识不到的是,很多人研究唐诗、把明清人读唐诗的心得看得非常重。我认为这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明清人读唐诗的分类方法是不科学的。我认为还是应该用科学理性的方法,换句话说,我工作最重要的原则是一本书、一个人的时间、地点、空间定位,以及这个书本身流传之真伪。这些问题是我每天都萦绕于心间、做为“卡尺”不断测量的,这已经不是传统学问的做法,我的思维方式像理工科的科学实验一样。我们现在读李白或者杜甫的诗,现在很多人只读李白或者杜甫的诗,但是我会关注李白和杜甫走到了哪里,碰到了什么人,碰到的是什么人,彼此的关系如何,这些在诗里面其实都可以读出来。

 

我不是为了做什么文章去找材料的,一代的文献我基本都读过。虽然现在有电脑可以给我一定程度上的帮助,目前一般的所谓数据库、电子资料库可以用,仅作为辅助手段。许多数据库只能满足大众需求,对专家未必有用。比方古籍是要讲究版本的,有的版本能用,有的版本不能用。很多本科的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


六、您如何看待师生关系?


能进入复旦读书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这里的老师高手林立、门派如云。但是对于学生而言,能不能在读书中间有所感悟,能够在书缝中读出问题来,这是最基本的能力。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举一反三”,一个学生假如没有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反复讲了还没有效果,这就是没有培养前途的。孔子就讲“不复可教也”——我告诉你一,你还是只知道一,那怎么行?
 
大学学生读了许多书以后,能够发现,我们周围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很多事情的看法是多元的。我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师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对于社会文化的看法还停留在光宣之间,他们有他们那个历史阶段的话语、原则、判断方法。比如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和国家之关系,个人与家庭之关系等等,就有很多和现在不一样的更丰富的层次与内涵。



当时人对于师生关系的看法,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比如师生的“界线”,台湾喜欢讲分际,换句话来讲就是老师像老师、学生像学生,各做各自自己的事情。假如老师对同学说我今天晚上请你吃饭,这个同学就不能抢着去买单,否则就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你想请老师,你可以专门花钱去请老师吃饭。但是老师请你吃饭,你不能去抢着买单。在港台、日本都是这样,大家的关系非常庄重。老师和学生之间既有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又是彼此独立的个人。学生理解尊重老师,从老师那边学到东西。但是老师不能完全掌控学生,学生对老师也没有完全服从的义务。

 

前几年我出了一本小册子《转益多师》。我在书里讲,一个人想要成为好的学生、甚至在学术界成为名家,必须要超过老师。当然超过老师并不是所谓把老师痛骂一通,或者否定老师的功劳。就像下棋的时候,超过老师就是在棋盘上把老师打败,这表明你的技艺已经可以和老师对等。一个学者必须要学习各种方面的成就,领会各种门派,广参多艺,广泛地参取别人的治学方法为自己所用,方能在学术上走向成熟。

 

我任教多年,有不少带过的博士甚至非常出色的学生。我当老师的时候对于学生是毫无保留的,就看你能学会多少。我自己读书,会把一本书里的注脚都一个个去核对原文,能够知道在这个里面你的结论对在哪里,错在什么地方。但是现在的学生我送给他的书,他都不一定看,更难以展开讨论,你还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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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思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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