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铁笼？——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丨我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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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只产生于 西欧，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资本主义却长期处于阻滞状态？为了解答上述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着重论述了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说明了西方社会“理性主义”的根源，旨在发掘出资本主义萌发于西方的精神动力，而其间蕴藏的思想光芒，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困境面前同样闪烁。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生于德国艾尔福特镇一个经营麻纺织工业的家境较为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位活跃于政界的法学家，母亲则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修养的正统加尔文教信徒。青年时代，由于父亲的影响，韦伯先后于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研习法律，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毕业后，他留在柏林大学法律系任教，在广泛的研究涉猎中，学术重心逐渐由法学转变为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
作为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变革中成长起来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一生致力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全面剖析，以期总结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他热衷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同样热衷于研究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独特起源及其理想类型，用他的话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
由于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主题在历史中具有极强的普遍性，也都在经验上指示了世界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基本趋向。故而在学术思想史中，韦伯又被视为现代社会研究通用理论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也被视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变迁特征和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
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只产生于西欧，而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资本主义却长期处于阻滞状态？作为韦伯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着重论述了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说明了西方社会“合理化特质”的根源，进而旨在发掘出资本主义萌发于西方的精神动力。用韦伯的原话说，就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更进一步地说，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究竟在哪些具体方面可以从宗教力量中找到解释。”
通过对各种因素的分析，韦伯发现，同时代欧亚大陆的两边，在西方出现的几乎所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印刷、航海、教育制度、官僚制度、生产技术，乃至于经济政策、政治体制等等，都可以在东方世界找到类似的影子，有些内容甚至还是从东方传入西方的。由此，韦伯分析，在跨入近代时东西方世界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东方的文化专制和西方正在进行的宗教改革。于是，韦伯从宗教上找到了探究资本主义起源的突破口。
通过对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新教典型教派的体制、教义及其变革的分析，韦伯认为，正是新教理念中的“天职”、“禁欲”等思想使得“积累财富”得以获得道义上的正当性。在新教伦理之中，人是上帝的仆人，人都是有罪的。若要赎罪，就需要工作勤奋、生活节俭，而“勤”和“俭”正是同开创事业、积累财富相联系的。如果人们都勤于本职工作，那就是尽了“天职”，就是最好的赎罪方式。在这种观念之下，对财富的积累不仅仅被视为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更是展现职业美德的手段，是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任务。这种观念奠定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和基础，进而催化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构建。由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母体，而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如果没有新教伦理，就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也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被看作宗教改革的“副产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全书分上下两篇共七章，按照“新教教派—新教伦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吻合—新教伦理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脉络，竭力论述了宗教观念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某种心理驱力的生成关系，也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韦伯发现，“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兴盛，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
对于这种既追逐财富又苦修来世，既有高超的经商手腕又有极度的宗教虔诚的“冲突性”结合，韦伯列举了很多实例，并据此推测这实际上恰恰是双方具有密切关系的表现。韦伯认为，不能仅仅将新教教义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在带有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
在韦伯看来，某种社会精神气质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论述西方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生成关系的同时，韦伯还参照东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他认为，与墨守成规的东方宗教相比，正是新教“因信得救”的超然目标使得尘世生活得以合理化，并由此产生了独特的禁欲倾向。当这种禁欲倾向从宗教伦理的领域逐渐向尘世生活渗透，勤奋、节俭的价值观也得到宣扬。勤奋与节俭导致了资本的积累，而“既不为今世所应有，也不为今世所应享”的观念削弱了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得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繁荣。在这个层面上，新教伦理不仅促成了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化生活，而且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实际扩张。
资本主义在韦伯的著作中则有两个涵义：一是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二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即属于资本主义文化伦理的范畴。韦伯在书中阐述道：“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似乎最好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并且似应能够从理性主义对生活基本问题的原则立场中演绎出来。”韦伯认为，正是这些理性主义的观念得为西方社会的个体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道德能量，从而成为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
新教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世俗化的伦理观念，而正是这种世俗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特质。韦伯认为，“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通过对宗教改革后形成的具有禁欲主义倾向的四大新教派别——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和浸礼宗诸派的考察和分析，韦伯发现，“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态度，其根本要素与我们在这里表明的清教世俗禁欲主义的内涵并无二致。”
具体言之，其一，天职观念促使人们在宗教教义要求和因信得救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辛勤劳作，从而完成了资本的积累与扩张；其二，成就观念所宣扬的合法盈利已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确认了合法追逐财富的正当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实际的心理动力，初步构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其三，节俭观念和禁欲观念积蓄财富、减少开支、节制生活方式、抵制享乐性消费的主张亦有力地推动了资本积累，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注重效率的观念本质相通。其四，新教伦理使资产阶级获得了追求财富的合法性，还给了他们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是神意天命；使工人阶级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是获取上帝恩宠唯一确实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新教伦理亦实现了雇佣劳动的合法化，“把雇主的商业活动也解释成一种天职”。正是由于新教伦理对于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乃至劳资关系的重塑，使得“经济人”的崛起获得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资本主义亦得以应运而生。
韦伯的研究告诉我们，新教伦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并直接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发展的原动力。但正如每一部巨著在诞生后都要经历许多风雨磨砺一样，马克斯•韦伯在本书中阐述的观点也不断造到怀疑与诟病。唯物主义者们认为韦伯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经验主义者们则认为这只是个“粗象的理念类型，而不是准确的事实描述”。
但不论褒贬如何，韦伯的学说仍然是学术界探讨西方资本主义起源时不可绕过的界碑。而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作为现代人文科学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课题，随着人文研究的长足进步还将愈加显要。韦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理论研究方法，对于当今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也无疑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其实，资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不仅依赖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更依赖于广泛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精神，依赖于韦伯所说的“个人或集体总的态度”的理性。这种理性，服务于人类的尊严、义务和美；这种理性，来源于自觉的信仰，也独立于任何动机。
但令人扼腕的是，资本主义一旦成熟，“理性”便会充斥整个社会，人们便会抛弃上帝。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与成熟，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反复而深刻的危机。随着以科技为动力的工业文明的日益成熟，韦伯所崇尚的“经过计算的合理性”似乎确实正在丧失其合理性。以这种理性为基础的生产力不仅已积累到可怕的地步，而且似乎越来越摆脱人类自身的控制。很多人直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理性，甚至西方文明。
尽管如今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已经蔓延于尘世，但胜利的资本主义也已不再需要它的支持，因为资本主义的基石是机械，而不是精神。韦伯把这个问题称为“无人统治”，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把这一现象叫做“物化”，并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对此，韦伯并没有断言一种具体的解决方案，他只是担忧，“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被感受到的时候，一般地讲，个人也就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
在这场资本主义精神的巨大发展告终之时，是否会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是否会出现旧观念、旧理想的大复兴？如若两者皆非，又是否会出现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呢？就这种文化的最后发展阶段而言，似乎确实可以这么说。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正是这种一切皆无情趣的现象，才意味着文明已经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
如今人类的行动已经从“价值理性”变为了“工具理性”，一百多年前的韦伯悲哀地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铁笼里生活。”
参考文献：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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