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浅谈情与法 | 茶座
中国民商法律网
助理编辑：刘小铃
责任编辑：李欣南
图片编辑：师文、李欣南、刘小铃、金今
导语：从一部电影谈起，曹操重法纪，关云长重道义，二者的对立恰恰反映了自古以来“法”与“情”的对立。但是“情”与“法”真的是互不相容的吗？王利明教授在本文中阐释了二者的关系，值得法律人在法律工作中深思。
电影《关云长》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对话：
曹操说：人，不能依靠，唯有法纪才能依靠！
关云长：没有道义，何来法纪？
这部电影将曹操塑造成一个具有雄才大略、靠法纪维护秩序的英雄形象，一改其过去在人们心中罔顾道义的奸雄形象。电影中，曹操认为，任何人都不可相信，道义无法有效约束人们的行为，只有法纪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对与错也是由王法决定的。但是关云长追求情义，他认为，法纪冷酷无情，人与人之间应当重情重义，靠情义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也反映了现实社会中情与法的矛盾。
情与法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古人说，“王法无情”，这句话最早出于元代郑廷玉的《后庭花》第四折：“这两个都不待秋后取决，才见的官府内王法无情。”国家的法律是不讲情面的。因此，古往今来，我们确实看到，一个尊重法制的国家，人们都按照规矩来办事，的确不能够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法家认为，“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经法·君正》) 。因此，“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但法家又主张严刑峻法，按照法家的主张，导致严刑重罚，徒刑遍地，缺乏必要的人道和人文关怀。在这点上，儒家学说主张道德教化，“仁者爱人”“孝悌为先”，实行德主刑辅，注重人道和人文关怀。所以，在情与法之间关系的协调上，法家与儒家的主张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家更注重法，而儒家更注重情。中国古代判案，讲求“天理国法人情”，强调人情对法制的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学说的主张。
法不容情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应当按规矩办事，不能够跑关系、拉关系、讲人情。“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商君书·修权》）。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违法行为应当严格依法处理，不能够法外开恩。二是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如山、不徇私情。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不乏秉公执法之人，如汉朝不畏权势、不徇私情的张释之，秉公执法、主持正义的强项令董宣，唐朝“南山可以改移，此判终无动摇”的京兆尹李元，宋朝铁面无私铡亲侄、为民请命的包青天包拯，明朝有一个一生刚直不阿、有如包公再世的“海青天”海瑞，清朝也有被称为“于青天”的于成龙等等。千百年来，人们传颂着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歌颂和赞美那些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的清官，歌颂古代执法官员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行为。
但中国社会也是一个人情社会。梁漱溟称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费孝通先生也认为，重人情是传统社会的固有特点，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比喻，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是人际关系同心圆的核心，不同关系的亲疏远近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一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重人情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传统农业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人情大如债，接受他人人情都要找机会偿还，“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种人情交换法则与法治显然是相冲突的，因为讲人情实际上就是要徇私情，报答人情就不可能严格秉公执法。法外求情是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古时候，某人作奸犯科，一旦要被官吏打板子，此人便跪拜求情，常说，“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企图以情感打动执法者，以求轻判。
这种人情观念在当今社会依然影响深远。有人一旦违法，其第一反应并不是考虑其依法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也不是积极找律师提供法律意见，而往往是找各种关系，力图在法律规则之外解决纠纷。社会流行的潜规则就是“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找人”，公关打点成为人情世故的表现。受人情的影响，一些执法者手下留情，“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徇情枉法、法外开恩等。实践中出现的选择性执法大量都和“灵活通融”、“网开一面”有关，而一些枉法的裁判则与“法外施恩”直接关联。
由此可以看出，人情和法治存在明显的冲突，这主要表现在，法律具有一种非人格化（impersonal）的权威和制约，法律规则的设计不因人而异，对同样的行为规定同样的法律后果，其适用的准确性就在于它是无差别地对待每个人。而人情则会对法律规则的适用产生影响，同样的行为可能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法律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智慧’。” 在他看来，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治更为优良，依人类本性，谁都有感情，会徇私情，要克服私情，实现正义，唯有依靠法律制度，因为法治优于依私情而作的一人之治，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一个人可能因感情冲动而做错事情，但所有人不可能因感情冲动而做错事情”。而人情则必然使规则的适用过程中掺杂私情，这必然影响规则适用的结果。法律在实施中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规则的约束，因此，其具有平等性（equality）、一般化（general）的特征，不能因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实行差别对待。所谓“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平等对待也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的基本内容。如果因为人的关系的亲疏远近、因为讲人情、讲交情而适用法律，则法律的严格实施与准确执行将无从谈起。
但这并不是说，法律完全忽视人情，罔顾人情。在古希腊经典戏剧《安提戈涅》中，剧中主人公安提戈捏高呼“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这句话曾经影响深远。虽然重人情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的团体性特征，但这并不是说，二者是绝对对立的，一味将二者对立，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都应当充分体现对人的关怀，这也是当代法律发展的重要趋势。一方面，“法为人而立”，法律应当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也有利于法治的实施与遵守。法律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产物，因为法律也要尊重人的感情。正如约翰萨茫德爵士在《法理学》中所言：“‘法律’一词，含蕴着强烈的情感内涵。”[2]立法者只有洞察人情世故，了解人性特点，其所制定的法律规则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我国继承法对于尽到赡养义务的继承人，在分配遗产时可以适当多分；对于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规定了特留份制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人情”的法律化。当然，立法者也必须区分法律调整的领域和道德、情感调整的领域，在个人的感情领域，法律不应当过多地介入，例如，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口角，一概将此类纠纷作侵权处理，不仅不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另一方面，司法活动的过程也应当体现对弱者的关爱。法官在解释、适用法律规则的过程中，也应当秉持人文关怀的理念，体现对弱者的关爱。即在某一法律规则存在多种合理的解释时，法官应当尽量选择对弱者有利的解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体现了“人情”。当然，在司法活动中的人文关怀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范围内进行，不得以人文关怀为由逾越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即不得为了“人情”而枉法裁判。人文关怀是法律人应当秉持的一种情怀，秉持此种情怀可以拉近法官、检察官与民众的距离，使司法为民不仅仅体现在口号上，更体现在具体的案件裁判活动中。
总之，法律与情感密切关联，法不远人，法律自然要因应人的感情，法律规定应当与人内心的情感标准相一致。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裁量，尽量摒弃感情执法，更不能因情枉法，“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与情存在一个辩证互动的关系。我们需要通过法与情的良性互动，建设一个充满人情味而又崇规尚法的社会。
[ 注释 ]
[1]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72页。
[2] Salmond on Jurisprudence ,London: Sweet and Maxwell,
1966,12th ed., at12.
推荐阅读
近期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