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崇惕：永不停歇的“科研候鸟”
【编者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今年是新中国设立教师节40周年。40年初心不改，老师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启智润心、因材施教；40年栉风沐雨，老师们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乐教爱生、甘于奉献；40年矢志不渝，老师们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胸怀天下、以文化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为庆祝第40个教师节，厦门大学党委宣传部/教师工作部推出了【光荣从教四十年】专栏，一起走近学校光荣从教40年的老师们，聆听他们的心声，分享他们的感悟，汲取他们的力量。
本期推出系列报道之三：《唐崇惕：永不停歇的“科研候鸟”》。
唐崇惕，1929年生于福州，195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物学系，1963年到厦大生物系（现生命科学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1981）、博士生导师（1985）、教授（1986），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著名寄生动物学家。唐崇惕长期致力于与人类健康、经济动植物和经济贝类生产密切相关的重要寄生虫病害研究工作，研究寄生虫的发育规律、生活史、流行病学和防治措施，为人类的健康和农牧渔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福建、内蒙古、青海、新疆……哪里有寄生虫病害，哪里就有她的身影，好似“候鸟”一般在实验室和病区永不疲倦地奔走。
唐崇惕在内蒙古草原调查研究
不忘初心 守卫人民健康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地方病猖獗一时，后来，经过努力，控制住了血吸虫病的大面积传播。这里面，有着寄生虫学家唐仲璋、唐崇惕父女的贡献。
唐崇惕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家里至今仍收藏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中医典籍。她的曾祖父留下家训：“孩子要努力读书，如果没有才能，就没有办法站立在这竞争激烈的世界。”这句祖训铸就了唐家刻苦求学的精神。
唐崇惕的父亲唐仲璋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寄生虫学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父亲的成长经历和艰苦创业开创寄生虫学研究的故事，深深印在唐崇惕幼小的心灵里。在烽火连天、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纵使家徒四壁，一家人饱受疾苦，她的父亲仍攻坚克难，潜心于血吸虫病的研究。唐崇惕早在大学时代，就随父亲深入血吸虫病、丝虫病病区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父亲为国家的需要、为使命的凌云壮志，深刻地影响了唐崇惕，她时刻铭记父亲的殷切期盼和谆谆教诲，时刻怀揣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流行病区往往卫生条件差，人们的生活条件贫苦，而横亘在这些虫害疾病前面的，还有拮据的实验条件和排查疑难问题的种种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时，唐崇惕没有被吓倒，而是迎难而上。当时，唐崇惕经常下乡。有时候，一方祠堂的戏台，摆上简陋的显微镜，就成了她的“实验室”。
1979年唐崇惕（中）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牧场给维吾尔族孩子们看当地传播牛羊东毕血吸虫病的媒介螺类
西方国家邀请唐崇惕前往工作，对她开出先进的实验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她不为所动，而是作出和父亲一样的选择——坚守在厦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唐崇惕如是说。
唐崇惕每谈起做科研，口中都不离“为国人健康作奉献”这句话，这也是她在崎岖的科研道路上坚持不懈的最大动力。唐崇惕说：“当时的中国的确笼罩在寄生虫病的阴霾里，我们做科研如果不为人类健康着想，那就失去意义了！”
永不懈怠 致力科研创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唐崇惕从事多种重要人畜（兽）共患寄生虫病的研究，长期奔走在我国内蒙古和新疆等少数民族自治区，福建、青海、山西、山东、湖南等省广大农村，进行调查和研究。
受父亲的言传身教，唐崇惕不仅学习到严谨求实的科研方法，更继承了不怕艰苦的科研作风。在早期艰苦条件下，她不辞劳苦，带着简陋的显微镜、解剖器材，靠两条腿踏遍寄生虫病流行的穷乡僻壤，一年中有半年都在四处奔波。从东海之滨、江南水乡到关外的大兴安岭南北麓、内蒙古大草原，从青海高原到天山牧场和伊犁河畔，从山西黄土高原到山东黄河之滨都留下了她的身影，被门下的研究生亲切地称为“科研候鸟”。每一次重大课题，都少不了成千上万的标本采集和样品解剖，她常常不辞辛苦，不避感染风险，亲自动手，亲自打理。为了研究人为什么容易感染一些寄生虫病，以蚂蚁作为中间宿主来寻找，让寄生虫寄生在蚂蚁身上。蚂蚁难以人工饲养，而且容易将身上的寄生虫感染到人身上，她就自制玻璃房，亲自饲养蚂蚁。
唐崇惕在厦门大学实验室(2001年)
物质条件慢慢改善，唐崇惕依旧保持着简朴的习惯，她的实验室里还一直摆着父亲留下来的旧书桌和橱柜。衣不求华、食不厌疏、生活俭朴的她，却毫不吝啬在科研上的心力。尽管在寄生虫的整体生物学和生态学上已有很高的造诣，唐崇惕仍锐意进取，“创新”二字，是唐崇惕科研的准绳，她的科研思想紧跟着时代的推进和国家的号召。
1991年唐崇惕当选中科院院士。父女同为院士，这在中国科学史上也是一段佳话，而唐崇惕也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勇攀科研的高峰、填补科研的空白。父女二人勠力同心，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下乡调研，治病救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寄生虫学上的疑难问题。
有一段时间，绦虫病在福州广泛传播，甚至食谱简单的八个月大的孩子也能患病。这种绦虫病的中间寄主让她的研究团队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就在那个时候，父亲因被医生误诊为结核病，无法再下乡调研当地病患。她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最终通过严密的走访、调查、推导和论证，猜测绦虫病的中间宿主正是无处不在的蚂蚁。在和父亲共同研究这一绦虫病时，她经常是废寝忘食，扎根在实验室里解剖和观察。当在预想的传播媒介里发现寄生虫时，更是拿着培养皿，兴奋地小跑回家，报告父亲，正在吃饭的父亲一听闻，就立马放下筷子，二人又回到实验室继续研究。
唐仲璋与唐崇惕
“人生岁月有限，你做一个学科，就要做最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直到现在，唐崇惕还牢记着父亲的人生格言，并奋力践行。年岁虽高，她并没有放松科研的步伐，仍致力于研究血吸虫的生物控制。她发现，虽然胰脏吸虫和双腔吸虫的中间宿主都是陆地螺，但在对成千上百的陆地螺的检查中，没有两种寄生虫同时存在的情况，这一现象被引用到了她对血吸虫生物控制的研究中，最终成果发表在了美国寄生虫学报。
唐崇惕不是“守旧”之人，而是不断地做寄生虫学研究领域的逐浪者，不断探索学习高科技新方法用于寄生虫学研究，并传授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引领着中国寄生虫学发展成为世界前沿。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发表论文时，她总是关注发表的文章能否让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看懂、学通，能否付诸实践、能否救人，所以往往会根据不同病种发病的主要分布，而将论文投稿到相应的国家，而不是追求期刊的影响因子。
唐崇惕认为，人就是要吃得了苦，不怕失败，只有经过不懈努力获得成功，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历经磨难，方得始终。六十多年来，她的科研作风，始终如一。正所谓松柏之志，经霜犹茂。其境愈苦，其志愈坚。
淡泊名利 潜心教书育人
唐崇惕在呼伦贝尔草原野外实验室
六十多年的岁月沉淀，变的是国家形势、科研条件，不变的是她励精图治、不避艰险的科研作风。从跟随父亲进行野外调查，到培育寄生虫学的新人，唐崇惕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科研精神和家国情怀，又一一传承给一代代莘莘学子。从到厦门大学任教起，她一心扑在科研事业和教书育人上，率先垂范，培育出一批批勤勉刻苦的学生，为中国的寄生虫学发展注入了许多新生力量。
唐崇惕培养研究生，从不将学生当作自己的科研“工具”。对她来说，学生是后进也是同侪。考虑到寄生虫学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她的课题大多是找调研当地的畜牧所单位人员合作完成，而对于门下的学生，首要会问学生感兴趣的领域，从学生的兴趣出发，鼓励学生独立承担课题，并经常亲自带学生到野外考察，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这般不慕浮名虚利、以学生为重的育人精神，不仅是为坚守自己的科研准则，也是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她常说，自己最喜欢人家对她的称呼是“唐老师”。
2020年，在庆祝第36个教师节之际，唐崇惕向厦门大学捐赠100万元设立“唐仲璋生命科学育人基金”，以大爱传承父亲为国为民潜心科研的精神，助力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
六十载，光阴荏苒，著作等身，桃李芬芳。唐崇惕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与父亲唐仲璋教授合著100多万字的《人畜线虫学》及180多万字的《中国吸虫学》，并参与其他专家的《人体寄生虫学》《热带医学》等著作的编辑工作。她培养的一届又一届学生，毕业后奔赴祖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为人类健康贡献智慧力量。她播下的火种永不熄灭。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正是有唐崇惕这样许许多多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一个人影响一代人，一代人影响几代人，我们国家才能在一代代国人的奉献和奋斗中不断强大。
【人物名片】
唐崇惕，寄生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寄生虫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国家教委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家教委科技委生物学科组成员。1978年至2003年获各类科技奖13项，其中国家科学大会科学奖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二项、四等奖一项，部、省级一等奖两项，部、省级二等奖五项，三等奖二项。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年获福建省五一奖章和省“三八”红旗手称号，1995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2001年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称号，2014年获厦门大学南强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