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文革”简史（4）：银川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秘密组织了“红卫兵”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北京的一些中学相继成立了“红旗”、“东风”等秘密的“红卫兵”组织，成为全国第一批红卫兵组织。
同年8月1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写了表示热烈支持的信。随后，这些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而名称更加激进，“保卫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红色江山”等组织称谓。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主席身着军装，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并欣然接受了“红卫兵”代表给他戴“红卫兵”袖章。
随后毛泽东主席连续不断的表态和先后8次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的师生和红卫兵代表，给全国各地大中院校的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有力的支持。
为此，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在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的影响下，银川各大中专学校也相继成立了各自的“红卫兵”组织，一场以“红卫兵”为主体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随着“运动”的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些“红卫兵”组织，先后也影响了其他行业，使工人、农民、商贸、交通等纷纷组织起自己的组织和“红卫兵”组织一起担当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使命，不断向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猛攻，使整个国家陷入内乱之中。
1966年7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给毛泽东主席的信和以“造反有理”、“越乱越好”为内容的《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和“红旗战斗小组”的造反行动。
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破“四旧”运动。
1966年8月23日，“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告成立。银川各大中专学校相继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他们走上银川街头，以“造反有理”的精神，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破除资产阶级盘踞的思想文化阵地，铲除修改主义滋生的温床”、“举起铁扫帚，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灰尘”，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
这些“红卫兵”组织，并不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毒害人民的“四旧”，也没有一个规范的界定，所以就按自己的理解，根据“造反有理”、“越乱越好”的精神，乱破一气。
几天之内，银川城内许多街道、学校、商店的名称被更换，橱窗陈设被砸毁，不符合“解放装”（即当时称人民解放军军服式样）的服装，一律判定为“奇装异服”；
烫发卷发，一律被判定为“奇异发型”等被禁止；文物古迹、古玩书画被焚毁。
如银川的“复兴街”改名“向阳街”、“进宁巷”改名“革命巷”、“惠宾旅馆”改名“红卫旅馆”、“黄鹤楼饭馆”改名“向阳食堂”等；银川市的中小学也纷纷改名，“银川一中”改名“红色中学”、银川二中改名为“继抗大中学”、银川女中改名“要武”中学等。
一时间，“红旗”、“红色”、“战斗”、“延安”等名称的学校、商店、饭店、旅社出现在大街小巷。
总之，一切被“红卫兵”视为“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被列为“四旧”加以强行破除，“红色风暴”令人生畏。
几天后，城里“四旧”之风刮到广大农村，农村中小学也纷纷效仿城市，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肩负起了破“四旧”重任。
许多地方的农村在彻底摧毁“封建”遗迹的口号下，大肆烧文物、拆寺庙、毁拱北、平坟头、砸墓碑等更恶劣的行为。
当这些外表所谓是“四旧”的形式被横扫以后，开始揪斗文化领域的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等。
随着揪斗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和不断深入，教育界、文学艺术界等一批专家、学者、优秀教师、名角及“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家门口不时的被“红卫兵”组织贴上“勒令”、“警告”之类的通告，为此而造成其家庭成员的恐慌和不安，街坊邻居避而远之。
凡是被“红卫兵”组织贴上“勒令”的家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其“报告”说明，如若不“报告”说明，就对这些家庭主要成员采取极端措施处置，诸如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这并没有完，还要责令其三天一“汇报”，两天一“交代”，还要交出所谓的“变天帐”、“反动契约”、“蒋介石的委任状”等。
他们的子女被斥为“狗崽子”赶出学校，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的被清除出“组织”。
在当时这些家庭如果被冠以“封、资、修”和“五类分子”之名后，那就意味着被关进了“社会”这个大监狱，所有的人都可以监督你、改造你、揭发你。
后来这些人，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有的连子女一起押送农村劳动改造。
在这场祸及城乡的“红色风暴”中，法律遭践踏，公理被扭曲，公民权力被破坏贻尽。
1966年6月1、2、5日，根据毛泽东主席指示，先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播发、发表评论员文章、社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的保皇派？》等煽动教育、文化领域的广大群众起来同“反党反社会的顽固堡垒”、“假共产党员”、“修正主义的党”、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等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银川各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积极响应号召，起来造反，使学校的党组织瘫痪，大批判、大辩论的运动兴起。
1966年6月2日，宁夏大学中文系的66级9名学生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等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下，在校内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看我校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状态》。
此后，宁夏大学开始利用大字报进行混战，校、系领导和部分教师被陆续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
这股“大批判”之风很快传遍了银川其他中学、小学“红卫兵”组织，也开始在校内张贴大字报，点或不点名批判本校的领导和部分教师。
随着运动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银川大中专学校，不断揪出“三家村黑店”、“牛鬼蛇神”等代表人物，使许多教师被揪斗、游街、“隔离反省”、“群众专政”等处置，用尽了各种侮辱人格之方式，使受害人遭到极大的伤害。为此造成各学校党组织、教学秩序陷入瘫痪。
6月中旬，银川各大中专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
随之“冲向”社会，发动和带动全社会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由原来在各自学校进行“揪批”，发展到冲击党政机关，在党政机关中“揪批”所谓的“三家村”、“修正主义分子”、“黑帮”、“黑线”人物等。
一时间，银川街头大字报贴满了揭发、批判所谓的“三家村黑店”、“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等大字报和大标语。各主要路段和街道、围观者、评论者、相互辩论攻击者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学不学、工不工、商不商”的极其混乱局面。
1966年7月21日-8月21日，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其主要内容：
①学习、讨论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传达西北局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
②揭露、声讨、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革命集团的影响；
③揭发宁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黑线”。
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在银川街头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大字报，重点批宁夏区党委的主要领导人“黑帮”、“黑线”代表人物即所谓“杨（静仁）、马（玉槐）反革命集团”。
7月22日--28日，中共银川市委也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上述会议精神，会议也确认市委书记冯茂为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为此进一步拉开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序幕。
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提出“要‘敢’当头，充分利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8月22日，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和北京第三十四中学4名“红卫兵”，从兰州来银川“煽风点火”。
晚7时半，他们在自治党委门口贴出十几张大字报，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随后的8月23日至9月25日，银川各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连续召开大会和到宁夏各地宣传《十六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
9月25日，由宁夏大学部分群众发起，在银川体育馆广场召开了“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上，提出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火烧区党委”的口号，并点名批判马玉槐、杨一木、陈养山等自治区领导人。
银川街头出现了所谓的“（杨静仁）书记是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区党委是黑帮、黑线”、“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大标语、大字报。并出现了“大辩论”的混乱场面。
此时，为更深入地搞好宁夏的“文化大革命”，到全国各地进行“取经”，身体力行的接受“磨练”，决心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开始了“大串连”活动。
同年9月28日，银川大中专学校也和全国一样，大批学生赴北京等地，开始了参加全国性的“大串连”。
到12月25日《宁夏日报》报道：宁夏和银川市先后有200多名学生分别到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等地进行“革命串连”。
此后，银川的形势更加混乱，各大中专学校的“红卫兵”都“杀”向社会，学校完全“停课闹革命”。
各级党组织全面陷入瘫痪。在宁夏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的串连下，各大中专学校和部分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纷纷宣告成立各种名目的“造反团”、“战斗队”、“司令部”，大批判，大辩论逐步升级，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小报充斥着银川街头，到处是混乱的局面。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6日，上海造反派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一月革命风暴”。
1月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死了张屠夫，不吃活毛猪”。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同年1月15日，《宁夏日报》发表了银川18个“红卫兵”组织的《坚决实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伟大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全面的总攻击——告全区人民书》。
继同年1月17日至18日银川“红卫兵”组织召开“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大会”之后，同年1月26日，“宁夏工矿企业造反联合总部”等22个“红卫兵”组织宣告成立“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史称“联委会”）。
同日，宁夏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表态支持“联委会”。
1月27日，银川在体育馆举行庆祝“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宣称“联委会”夺了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同时宣布接管“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史称“二·一七夺权”）。
2月1日，“联委会”发出第一号通令，宣告“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并限令自治区、银川市县级以上干部三日内分别到自治区银川市“联委会”报道听候处理，此后，自治区、银川市及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先后被揪斗、游街、靠边站等处置。
整个银川地区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1967年1月以后，“红卫兵”组织全面夺了地方各级党政大权，宁夏银川各级党政机关全面瘫痪，一切党政事务由夺权的“红卫兵”组织处理。
这时各派组织在“揪斗”各级党政机关中所谓“黑帮”、“黑线”人物时，产生了严重分歧，开始相互攻击、谩骂、甚至进行拳脚相加，逐渐发展成所谓的“保皇派”、“造反派”等，全社会处于两派组织的混战局面。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天下大乱”的局面形成。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凡是革命左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军队都应当满足（革命派）他的要求。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那么，在当时谁是革命派，谁又是不革命派或右派，没有严格的界定，也无区分的标准，因此人民解放军支持谁，谁就是左派、革命派，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动乱。
2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发表“二·一一”声明，撤销对“联委会”和“二·一七夺权”的支持。并组织部队拉着大炮等重武器上街游行示威。
同时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和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对一些单位和学校实行军管、军训。
这表明，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党政事务，应该说使地方混乱局面得到遏制，但是由于谁是左派，谁是右派的问题没有严格区分的标准，而使混乱局面加剧。
1967年3月10日，“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成立（“筹备处”）。
这个组织打出了“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宣传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3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表态支持“筹备处”的革命行动。按说银川地区的革命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事实没有这么简单。
3月18日，“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部”）。
这个组织也打出了“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宣传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样，银川就有了两大“革命派”组织，出现了“总指挥部”和“筹备处”两派组织分庭抗争的局势。
5月2日，宁夏军区和自治区公安厅查封了宁夏大学“指挥部”组织筹办的“银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览”的展品，引起“总指挥部”下属学生组织和支持者的不满，在银川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并在自治区公安厅前静坐示威55天。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组织的对抗。
这期间，在银川城乡街头，利用大字报、大标语，聚众讲演，彼此之间相互辩论、攻击、辱骂甚至时有发生的肢体冲突等。
这种派性斗争同时还影响到家庭之中，邻里、父子、夫妻等持不同观点，进行无谓地争辩、争吵，甚至断绝亲情关系等。
这种派性争斗的混乱情形充斥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
1967年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一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时，用所谓的“文功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此后，在“文功武卫”的幌子下，全国武斗连续不断，造成了“全面内乱”的局面。
银川的内乱形势也迅速恶化，在资产阶级派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先后又宣布联合成立的夺权和反夺权的群众组织——“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史称“总司”）；“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史称“三司”），形成了三派四大群众组织。他们的相互对立情绪日盛一日，由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发展到棍棒相加、势不两立。
继6月19日在石嘴山市发生宁夏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组织武斗之后，城乡各地的武斗逐步升级。
1967年8月1日，银川的两派群众组织，“总指挥部”和“筹备处”约万人在银川市西塔发生武斗，造成流血事件。
随后在8月8日和13日，这两派群众组织又先后在永宁大观桥和吴忠县城发生两起严重武斗事件，在永宁县大观桥武斗中死亡80余人。
8月28日，在青铜峡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峙时，康生竞下令当地驻军向一派群众开枪“镇压”，使这一派群众死亡104人、伤残133人，造成了远近闻名的被“四人帮”称之为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叛乱”的流血惨案（纯属错案、后得以彻底平反昭雪）。
8月30日，银川郊区掌政发生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流血事件，双方死亡15人，伤100多人。其他小规模的武斗未统计在内，这种武斗死伤情况在8月份达到高峰。
8月12日，由于宁夏的局势严重，中共中央认为宁夏军区在“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犯了所谓“严重方向、路线性错误”。命令兰州军区由副司令员康健民率八0三七、八一一七等部队接替宁夏军区负责的宁夏军区“三支、两军”任务。
同时表态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并于1967年8月18日撤销了对“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银川由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师奉命进驻，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并向各机关企事单位派出了“支左”小组。
这对于扭转混乱局面、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总体上仍然贯彻“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针，而且执行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政策，所以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
“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整个运动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扮演主要角色。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期间由此大中专院校为主，发展到各个阶层，形成“群众组织”或者是“群众造反组织”。
在这个“组织”中，没有什么“保守派”和“造反派”，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只不过是攻击对方，标榜自己而已，这些组织都称自己是“忠于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所以是历史悲剧的产物，是让后代人永远记取的历史悲剧，这些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成为了悲剧人物。
今天我们必须牢记这一历史过程，必须深刻反思这一历史，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文章选自《银川党史网》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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