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后即弃的人

一说到“奴隶制”，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想到的恐怕都是诸如古代的奴隶社会、近代的奴隶贸易或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社会棉田里的黑人——简言之，那唤起的是关于历史的印象而非现实。

确实，很多人都以为奴隶制早已消亡，美国学者凯文·贝尔斯1993年查阅文献时发现，数千篇这一问题相关的文章研究的都是“历史上的奴隶制”，却只有2篇涉及当代奴隶制。但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发现，全世界还有2700万人生活在新奴隶制之中，这还算是保守估计，有些学者甚至主张有多达一两亿人。

这个事实恐怕让很多人感到震惊。2700万人看起来仅占世界人口的0.4%，但就其总量而言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比全上海的人口（2428万）还要多。更关键的是，这些人的处境在公开的媒体环境中几乎得不到关注，因为“奴隶制已经灭亡”对世人而言似乎是一个“常识”，这使得人们往往仅仅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谈到“奴隶”，诸如房奴、卡奴甚至孩奴，在美国，右翼政客鼓吹税收就是奴隶制。这种词义的变迁本身就阻碍了人们去正视现实中仍然存在的远为恶劣的真实情况。

但它之所以不为人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奴隶制都是非法的，因而它本身就处于隐秘的地下状态；与此同时，被奴役的那些人通常又都是最边缘、最弱势、最沉默的少数，他们没有渠道、也不知道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不知道还有其它选择——有些人直至被解救之后，对“选择”的概念仍然非常困惑。不过，边缘也正是观察主流的最佳出发点，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些人的处境正可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意味着什么。

《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

[美]凯文·贝尔斯著，曹金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

翻开这本《用后即弃的人》，可能让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奴隶制这样一种近乎原始的制度形式，竟然能在现代社会中进化出适应能力，在那些看不见的角落里生存下来。

这就像是病毒，虽然是最古老的生命形态，但哪怕是装备了最先进医学科技手段的现代人也未能将之根绝。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反奴隶制法律，但却比其它任何国家拥有更多的奴隶——但这也并不仅仅只是因为当地的社会腐败、执法不力，而应当看到这种残暴的组织形态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着适宜它生长的土壤，并且灵活（你也可以说“狡猾”）地适应了特定的需求。

自从19世纪中期英美等国推动废除奴隶制以来，一直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传统上认为，这是由于人道主义的进步，使得现代人在良知上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压迫人的制度存在；但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1944年在他引发激烈争论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终结奴隶制的其实不是英国人的高尚情操，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系统已经毫无利润可言。

他认为，现代产业革命初期是非常粗犷而野蛮的，如果要使产品获得利润就无法使用自由劳动，而这些艰苦的脏活就由强迫性的奴隶劳动来进行，然而这又推动资本主义逐渐成熟，一旦到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对种植园主的个人经济利益而言，奴隶制下的生产体系就显得低效、落后，最终无利可图了。1850年，美国南方的奴隶价格高昂，但年均生产利润只有5%。

这个观点自问世以来，一直引发激烈的争论。它的确很好地解释了世界范围内的制度转型，但可能也忽视了“奴隶制”（slavery）本身可以有着不同的形态和灵活适应能力。正如《美国监狱：美国资本和权力的游戏》一书指出的，长久以来美国的监狱系统也在以类似的方式营利，“从犯人身上赚钱的想法和过去逼迫黑人摘棉花的想法并无二致”，而强制劳动力甚至生产效率更高，每小时摘的棉花比普通农民多75%。也正因此，它甚至被视为南方工业化的工具，以此对抗北方的工业垄断。

两百年前托克维尔就曾警告，不要将监狱完全私有化，否则“一心想着将利益最大化”的承包商，将会“把犯人当作劳动机器”，实施无限制的剥削。因为监狱在使用这些犯人劳动力时完全无所顾忌，即便筑坝等工作极其劳苦，但监狱承租人不会因为犯人致伤、致死受法律追责，“这些犯人劳工价格低廉，也不会罢工，自由劳工根本无法忍受他们的劳动强度”（《美国监狱》）。

其结果，19世纪末南方各州租赁犯人的路易斯安那州，犯人死亡率高达20%，而不存在这种做法的中西部各州仅为1%。最后这一租赁做法的消亡，是因为它渐渐地不再由一家公司垄断，而是多家竞标，承包商的出价逐渐接近市场上自由劳动力的费用，不再那么有利可图，最讽刺的一点是，自由劳动力在经济不景气时可以随时解雇，租赁的犯人却不能扔掉。

现在，新奴隶制已经进化出了全新的形态，它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利润，原因很简单：它不再像旧奴隶制那样合法地拥有被奴役对象的人身所有权，而仅仅是当作一件用后即弃的工具。它也不在意种族、部落之类的因素，而只关注对象是否弱势、贫困，从而容易被控制。

纯粹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说，购买奴隶已经不是以往那种主要投资，既不用一次性大笔投入，也不用维持长期关系，在他们生病后还出于自己“资产亏损”的考虑为他们看病，而变得更为残酷：他们纯粹只是为了赚钱的工具，尽可能地榨取更多利润，榨干即弃——印度的农业抵债劳工每年为奴隶持有者创造超过50%的利润。

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奴隶制“残余”的结果，恰是它“适应”新经济的结果。很多人都注意到，全球化时代非法的地下经济（所谓“暗网”）反而得到了蓬勃发展，并且将新经济中的许多技术应用到其中，所有罪恶在此都明码标价，且高效运转。这与其说是“现代奴隶制”，不如说是不受监管的原始资本主义复活——“用后即弃”所遵循的正是无情追逐资本的逻辑。

一如《用后即弃的人》一书中所指出的：“新奴隶制模仿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后者由所有权和固定资产管理转向了资源或流程的管控和使用。换种说法，它像是从19世纪对殖民地的所有权转向今日的经济剥削，而无须承担管理这些殖民地国家的成本和麻烦。”简单地说，这就像是既能完全占用个体的经济价值，却又不需要为他们的生存负责，无用且无利润产生的老幼病残则被毫无怜悯地随意丢弃。这一套地下经济规则的运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全球新经济，它真正的区别在于逃脱了法律的监管。

如果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跨国企业仅仅在意廉价的劳动力成本，那么如果技能要求并不高，没有工人能和奴隶劳动力竞争——因为他们理论上是无偿的。尽管2700万现代奴隶一年创造的产值仅约400亿美元，只是全球经济（每年80万亿美元）的一个零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实对各地经济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破坏：在这2700万人中，约有1500-2000万是南亚的债务质役奴隶，这意味着大量自由工人不得不经常和无偿劳动力竞争，被迫压低工资，被逼向奴役。最终，这不仅让他们陷入困窘，而且还将社会拖入内卷化的深渊——过密地投入劳动力，但工资水平却不见增长，也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社会迈入新的更高层次。

当然，因为各国的情形不同，事实上并没有一种完全通行的“新奴隶制”，而是有着许多特殊的亚形态。在泰国，这更多的是现代转型中地域发展不均和女性歧视的产物，导致北部山区的女性被贩卖后遭到性奴役；在东南亚和巴西，盛行的是“契约工人”，人们在暴力威胁下缺少行动自由，以超出血汗工厂的强度生产；在非洲的毛里塔尼亚，甚至将奴隶劳动转化为一种城市经济。这意味着可能并没有一种通行的办法可以完全消灭所有这些现象，而只能有针对性地结合当地实际来消除它。

虽然高利润和暴力是这种新奴隶制的两个基本要素，但有时连这两点也未必适用，如巴基斯坦砖窑厂较好的利润也就仅有10-15%，而在非洲一些地区，被奴役的女孩却是由父母献给当地迷信祭司的，毛里塔尼亚的许多奴隶自认是主人家庭的成员，是被神安置在主人家中的，离开将罪孽深重；巴西和巴基斯坦的奴工都认为诚信很关键，债务必须偿还，否则无法做人，逃跑是没用的。这样，奴隶主甚至都不需要动用暴力，只需要利用他们的善良。这既可见现代奴役关系的复杂性，也让我们看到它最可悲、可憎的一面：那些原本正面的价值，最终竟能被用来服务于奴役。

虽然公众关注、各国行动都至关重要，但最终这种新奴隶制的消亡，恐怕不是取决于“我们”，而是“他们”——很多弱势者之所以堕入那样的境地，与其说他们是被胁迫的，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无路可走，那甚至谈不上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因为别无选择。

别说这些处在经济转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穷人，就算是1990年代原本尚属第二世界的东欧人，在非法进入西方时，发现也仅有为数不多的路可选：干黑活、做妓女、照顾老人，而有时甚至说不上哪条路更好一些。这种奴役是他们的谋生办法，既可以说是被迫，也可以说是自愿。很多债务质役奴隶和契约工人也都是类似的处境：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试图爬出贫困陷阱，但却永远卡在那里。

但不管怎样，有一句话说得很对：“解放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看看历史我们也能明白，一个社会中结构性的问题不会一夜之间消失：美国打了一场内战才终结了奴隶制，但战后黑人的处境仍不乐观，而且随后就有华人被“卖猪仔”充当契约劳工来填补劳动力空缺；俄国1861年宣布解放农奴，但此后十多年里政府却再三发布命令阻挠农民自由流动，否则地主无法找到廉价劳动力。

只有当人们的迁徙自由、人身自由等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市场上又有足够多选择时，这些残暴的现象才有可能逐渐消亡，而那意味着现代化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