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生，也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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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国各地的新出生人口几乎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受这种“人口危机”降临的恐慌驱使，日前传闻东北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消息一出，市场振奋，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重大利好消息，《中国新闻周刊》的文章相信“鼓励生育与振兴东北息息相关”。

不过，国家卫健委很快就澄清，这些推测不是其本意，“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

那么，假如现在放开生育限制，中国的新生儿数量会出现大幅增长吗？答案恐怕是显而易见的：不会。年轻一代普遍连一胎的生育意愿都不高，生二胎已是少数人勉力为之，那么三胎以上放开，对绝大多数人都毫无意义。

反过来说，如果放开就会生育率大增，那恐怕也就不会放开了，连相关提议都不会有——因为人口过多的负担，迄今仍是决策者所忧虑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以前中国人是有强烈的生育意愿，靠政策压住，但从统计数字来看，大致在1995年以后，这种意愿就已逐渐下降了，到现在又已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如今就算放开生，年轻人也不想生了。

卡尔维诺曾写过一个寓言《做起来》，说在一个镇子上，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起初没有任何人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几年后，官员们下令一切都开禁了，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但老百姓们都不听，还是继续玩尖脚猫游戏。为了让人们做回以前那些高尚而有用的事，上面下令禁止尖脚猫，此时，反抗爆发了，最终人们继续回去玩尖脚猫游戏了。

一个原本临时性的举措，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决策、执行体系缺乏制衡力量，到头来很容易用力过猛。如今人口危机最严重的东北，也是计划生育政策贯彻执行得最严格的地方，这决非偶然。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如今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原先自己做得太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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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危机不是没有人预见过。近些年来，梁建章、易富贤、黄文政等人口问题专家曾不断大声疾呼，但如果细读他们的文章就会发现，这些建议预设的潜在听众都是决策者，而不是普通民众。

这倒是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像春秋战国时争鸣的诸子百家，诸多学说也都旨在游说君王采纳。他们所代入的是治国者的视角，而老百姓则是实现国家计划的工具，似乎只要通过赏罚两手就足以驱使。在这里，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总数的“人口”，却没有看到个体的“人”。

有些人甚至都喊出了“请为国生个娃！”指责如今的90后没有完成自己的义务：“祖国苦口婆心劝你们要早婚早育，要早生一孩，要力生二孩。你看你们都干什么去了，搞了一年，才整出几百万娃出来！你们对得起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吗？！”——这是一个常见的做法：当整体目标难以实现时，就转而指责个人道德。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思路本身就是很多人不想生孩子的原因之一。如果连生孩子都不是为了孩子、为了自己，那么一个人还有什么是他自觉自愿的？

以前要求“为国少生晚生”，如今又要求“为国多生早生”，但人口生育不是水龙头，可以想关就关，想开就开。更何况身为中国人都知道，万一过了一阵形势又变了呢？

事实上，现在的形势就已经和早先完全不同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赶超西方，国家一直注重的是竭力动员妇女的力量，促使她们走出家门，加入生产队伍。为此才开办单位托儿所，使一个女性身兼母亲和公共人的双重角色而不矛盾。

然而，自1992年以来，不断深化的市场化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单位体系，这既使年轻一代从组织中脱嵌出来获得了更自由的权利意识，又使育儿重新成为小家庭的负担。这样，一个新女性发现，她想在职场获得成功、进而实现自我，与她作为母亲的角色是冲突的，往往难以兼顾。

正如我此前在《东亚女性为何不想生孩子》一文中所说的，你不能既不给人赋权，还指望别人去做一件从理性角度而言明明对自己不利的事。一个社会的自然繁衍，最终只能取决于每个个体的自愿行为。就此而言，生孩子是每年都上演上千万次的权利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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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的人口危机仅仅理解为“养育成本太高”是一种庸俗化的观点，也是很多人建议的盲区。因为简单的事实是：就算没有当下中国这样的高房价，世界各国的生育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几乎无一例外都在下降，且往往是越发达、富裕的地方，出生率越低。

尽管很多人将中国的人口危机渲染得迫在眉睫、极其严重，但讽刺的是，就算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中国到本世纪末也仍很可能有多达7亿人口，而在二三十年前，很多专家信誓旦旦地说，中国的土地承载力极限就是7亿。当时社会上广泛相信，如果中国只有7亿人，不仅生态环境改善，社会生活也会幸福得多。

在现代史上，法国的人口增长曾在长达近200年的时间里大大落后于邻国，不止一个人口学家心如刀割地将这看作是国族衰败的确定征兆，然而，法国至今仍是一个大国。如果说它到战后已沦为二流国家，那与其归咎于人口，倒不如归咎于国际局势的变动和政治家们的愚蠢。

少子化的局面并不只有中国面对，而国家事实上也有诸多不同选择：给女性赋权；让私生子合法化；放开移民；机器替代人力；又或者，像日本那样开放外国劳工和外国游客——日本计算过，8个外国游客所创造的收入，相当于一个普通日本劳动力，却不需要给他们任何福利。

人是任何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但这最终需要营造一个足够好的社会环境，能使每个人充分实现自身的潜力。否则，就算把孩子生下来，等他长大成人后，也还是会留不住往外走——又或者，留是留下来了，但却无法发挥他的长处，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悲剧。

东北这些年的症结正在于此。也因此，指望多一点新生人口就实现“东北振兴”，那更是不现实的。以前把人多看作是负担，如今又只看到利好，这样非黑即白的思维本身就有问题。更何况，就算立刻放开，这些孩子要成为劳动力，也要等到20年后。且不说这期间还有无数变数，相比起等着多年后的“人口红利”，还不如现在就想想如何改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

什么都不去想，只想着粗放式地多生点人就解决眼下的问题，这样的思路其实仍然在转圈圈。老办法是无法解决新问题的，与其把危机看作是衰败，倒不如看作是一个转机：多少代人以来无法改变的中国社会，有望出现打开一个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