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一年

1

去年的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不知不觉间，在家里已经呆了整整一年，这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

当然也曾四处求职过，很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都曾向我介绍了各种机会。受疫情的冲击，我本行里的工作机会锐减，有三家看上去还不错的，但谈下来我也都婉拒了：一家是事业部制，等于要我内部创业；一家指标很高，其实是指望我带业务进去；另一家要求去北京，倒是没指标压力，因为和客户“关系都搞定了”，但这样一来，带团队写方案也就只是给橡皮图章过过形式。

对这些职场的事，我也确实有点累了。离职那天，有一位阿里系的朋友得知消息后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强度更大（责任也更大）的一份新工作”。换作五年前，我可能都会想试试，但那会我就只想先歇会再说。

就此而言，我也能理解求职中碰壁的一些经历：几乎没有哪家说我资历、经验有问题，让他们皱眉的都是年龄或薪资。在老板们看来，到这年纪已经拼不动了，还不如找些能拼、拿钱又少的新鲜血液。

这样的危机感笼罩着我周围的很多亲友，即便保住饭碗的人，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哪天下岗。前一阵看到网上有人说：“很多人不知道，超过45岁，美团、饿了么是不要你的。你所谓的工作黄金年龄只是30-40岁，现在超过40岁基本很难找工作。”老同学开玩笑说：“感觉你去年失业，其实是到退休年龄了。”

因此也有朋友建议我不如去教书，也真有厦门的学院、珠海的国际学校问过我，但这就势必要么和家人分离，要么举家迁移，都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决定。最后，还是因一位读者的引荐，半年后在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兼职，每周半天，这样既能养家糊口，又能有点自己的时间，而接触到的那些教育问题也是我自己感兴趣的。

时间久了，我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节奏，这未尝不是一种新活法。刚失业那一阵，很多人说“竟然连维舟都失业了”，但确切地说，我老板不知道我是“维舟”；还有人说：“你老板要是知道你多有才华，一定会后悔把你裁了。”

我想不会的。去年我也曾去一家知名媒体面试，谈完后，他们的运营副总裁踌躇了下说：“你的专业技能没问题，不过，我看你也写那么多文章，你精力上忙得过来吗？”引荐人告诉他我是“维舟”，可能觉得这是加分项，但老板们其实想要的是你全身心都扑在工作上。

2

如果没有失业，我可能也确实没时间、也没动力日复一日地更新这个公众号。也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我获得成就感并不源于本职，因而失业才没那么失落。心理分析学很早就指出过，诸如亲人死亡、工作失败之类的非常事件在强迫人自我改造和发展上常常是必要的。

有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电影《明日的记忆》，渡边谦饰演一位年届五十的成功广告人，但在他事业巅峰、家庭幸福美满之际，却被确诊患上了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一点点失去记忆能力，渐渐地不仅无法胜任工作，最后甚至连妻子都认不出来了。但与此同时，他内心深处对早年的记忆却苏醒过来。

我记得朱文说过，他那时辞职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更加无所事事”。这话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满不在乎，但多数人可能都没法这么轻松。历史学家埃里希·卡勒尔在《德意志人》中说，战败时伴随物质匮乏而来的心理沮丧尚属平常，对德国人来说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已被教育成一个把工作看成是生活目的的民族，所以失业迫使他们无所事事，意味着整个道德的崩溃”。

中国人也许未必把工作看作生活目的，但很多人确实不知道没了工作怎么办。从这一意义上说，工作就像是“传统”：它既保护了人，又束缚了人。也因此，同一个状态，说“失业”似乎很可怜，但说“不用工作”又令人称羡。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熬日子，可能旁人看我也一样。

这一年里我所感受到的，则是自由的代价——freedom is not free。家里原本就只有我一个人赚钱养家，说没有经济压力是假的。但好在多少有点存粮，加上兼职和稿费，总不至于喝西北风。有时想想，基本开销之外赚再多钱，其实也大抵都是留给孩子们的。这样一想，很多事也就释然了。

以前那么多年，我很大的苦恼之一是只能在下班后挤出一点时间来读书写作，但一直呆在家里，就发现会冒出另一个问题：工作和兴趣的边界模糊了。除了兼职、家务和散步外，我似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但这样其实也是不行的，需要重新调整节奏。

日本学者九鬼周造有一番话，让我颇有共鸣：

我要将我的所有时间贡献给体验、阅读和思索，而且我当前头脑中的东西应不惜一切地给予学生。局外者可能觉得，大学教授假期多，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有的人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大学教授和乞丐做过一次就不愿意放手，可能他认为大学教授是相当轻松的工作。

确实，这是不轻松的。甚至有人说，“自由职业其实最不自由”，因为它没有边界，不是说八小时之外就可以做别的事了，而是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还需要一种高度的自律。

前一阵看到沈书枝也说到这个问题：

自由职业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就是别人看你好像都很轻松很自由，但实际上写稿子真的太苦了。死线将至前一个星期就开始的焦虑，无形中笼罩着人的使人无时无刻无法放松的压力，到了要写的那两三天简直达到顶峰，遇到觉得写不出的稿子，这个过程就更折磨人，失眠，紧张，觉得自己写的是渣，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大部分的精力都耗在这种对自己无限的怀疑中了。看起来可能显得很轻松，实际上在五内俱焚地拖稿呢。

归功于我多年来工作中养成的习惯，我倒极少会拖稿（但三部书稿也一直没时间修订），但要在公众号上维持稳定的输出，这本身就需要稳定的输入和稳定的情绪，甚至还有充沛的精力。好像是英国作家Alastair Cooke说过：“专业就是即便你不喜欢也会尽全力去做。”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渐渐地把兴趣又变成了我新的工作。

卡夫卡的格言：不要绝望，哪怕对你自己不绝望这一事实也不要绝望。

3

考虑到自己迟早都要退休的，现在提早几年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未尝不是好事。我甚至还听到过一种说法：“学问都是退休后做出来的。”似乎在中国，哪怕是学者，工作时也都事务缠身，以至于做学问要先退出公共事务。

我明白，在国内的环境下，与时代保持疏离是有必要的，很多人自嘲“跟不上时代”，但这也是正是批判性反思的来源。我自己也并未紧跟时代（不然恐怕也不会写公众号了，毕竟它的黄金期早已过去，现在都知道最热的是短视频），说实话，即便有人能做到始终紧跟，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羡慕的。

自由作家康若雪今春英年早逝，我看到最好的纪念文字是他的朋友张畅写的：

2016年，微信公众号、知识付费、影视版权方兴未艾，看上去繁荣似锦，内里却是对写作者的伤害。他必须同一种新兴的感官刺激决斗，才能潜沉到文字的岸底。这个过程的艰辛，光靠想象就可以知道，甚至用不着经验。

她点明了一种残酷的两难：过于接近难免伤害，但抵抗也格外艰辛。不论好坏，这就是当下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写照。

日前有一位和我同龄的朋友跟我说：“现在做公共言说太难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基本上都退出了。我看看周围只有你在坚持。”当然她说的是大环境的严苛，说话越来越难，有时甚至有点劣币驱逐良币的感觉。

这我也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可能也因我在广告业很多年，习惯了市场的嘈杂。广告其实也是表达，而且是在很简短的信息里表达，尽力传递出清晰的信息。此时与其抱怨众声喧哗，不如想清楚如何找对人、说对话，相信每个人的选择判断能力。说到底，虽然我知道很难，但我不认为完全退出公共对话是一个好的选择。

昨天有编辑向我转告他朋友的话：“维舟的文章总是平实地说理，我从里面还看到了巨大的热情。”那或许也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我重新理解了罗曼·罗兰那句名言：“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开始明白，如果没有认清，那么就谈不上真正的“热爱”，甚至热爱的，也未必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只要走下去，生活会告诉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