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
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通报新增一例无症状感染者，现居城乡结合部，流调显示这位岳某的生活轨迹异常复杂：18天里辗转多达28个地方打零工，一天都没休息，工作时间和地点都不固定，不停地奔波穿梭于这座大城市的各个角落。由于北京每天6-23点货车禁运，他身为搬运工只能通宵达旦地忙活。
这份流调在通报时足足念了五六分钟，勾勒出一个普通人艰辛的生活细节，他也很快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外来务工没多久，都是一个接一个的零工，也不知到底挣了多少钱，最后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被感染上的。
无数人在看到此人流调轨迹时，都为之心酸。在公众的关注之下，更多内情随即揭开：他是河南台前县人，来北京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儿子，而唯一的线索只是儿子曾在北京做过帮厨。
他们一家原本在山东威海打工，但2019年8月12日上午9点，他那个时年18岁、个性内向而略暴躁的长子，在山东省威海市荣成东山镇东山汽车站候车厅走失，从此消失在人海中。在此后的两年多里，他已经在山东、河南、河北、天津一路摸索，边找孩子边打零工维生。
虽然有那么多人同情他这些年的经历，但从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的话来看，他自己坦然受之：
“我也不觉得自己可怜。我只是好好干活，我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靠自己的双手，挣点钱，挣了钱找孩子。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照顾这个家。”
事后，他婉拒了许多人捐钱捐物，只希望社会各界能一起帮他把儿子找回来，因为那才是他最大的希望。
舆论场上的反应就复杂多了。除了下意识的情绪触动之外，很多人隐约感到这一令人心酸的生活轨迹多多少少折射出某些问题，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道德直觉：为什么一个“好人”的生活如此艰难？
有人感叹这真是“命运专找厄运人”，但也有人说：“不是命运专找厄运人，而是制度欺负老实人。”他儿子的失踪，在三个月后才立案，在这次突然引起社会关注之前，似乎也没有什么机构帮他，只能靠个人这样大海捞针的努力。
也因此，有人注意到不无讽刺意味的一点：“大数据可以轻易将一位苦苦寻子的父亲挖出来，具体到他每天几点几分在哪里做什么，却未曾帮他找到失踪的儿子。”
中国青年报的曹林强调，“让苦命流调后的生活被看见，这就是新闻理想”；而作家郝景芳则由两份反差鲜明的流调，意识到这印证了她以前在科幻小说里写道的“北京折叠”，进而话锋一转，谈起“为什么有的人收入高，有的人收入低”。
北京近日两位病例的流调轨迹，右边是岳某
随着更多内情的披露，人们对这位“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的同情，已经从他的辛苦劳作本身转向了“苦苦寻亲”，但微博用户“黄斌”将坊间对这位父亲的同情一概斥责为“廉价的同情”：
朝阳区这个新案例，除了孩子的事情非常不幸之外，其它方面都很正能量啊！自食其力，靠自己堂堂正正辛苦劳动养活一家三代人。有困难有痛苦有意外，但是也有希望。怎么就轮得到社交媒体上，一大帮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公主小王子们同情他，说什么“最惨打工人”之类的。
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言，“黄斌和李铁是一类人，他们热衷于做的事情，就是去消解朴素道德冲动的积极意义，论证‘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悲观态度。
更关键的是，这种视角对社会的基本认知其实基于权力关系——这么说吧，它看到的不是人对人的“共情”，而只看到“不食人间烟火者”居高临下的怜悯。
这样一来，根据这种愤世嫉俗的特殊认识，这位父亲几乎就不可能得到同情，而只能得到“怜悯”，而它又拒绝了“怜悯”，于是最终在赞美他“自食其力”的同时，相当于阻断了任何人施以援手。这实际上是道德绑架。
吊诡之处也正在于此：它宣称只有自己才能理解当事人，其他人都只是“何不食肉糜”，然而又正是这种视角本身将这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父亲看作是“底层人物”而不是“人”本身。据此，它断然否认了人格平等基础之上的同情心是可能的。
在我看来，这种自发的同情心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贵的。如果说当下舆论场上对此事的各方观点所关心的大抵是“这一事件的影响”，仿佛此事刚好印证了他们自己原有的理念和立场，那么这种自发的同情所触及的乃是活生生的人。
这原本就是人心最自然的东西，所以孟子再三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用大白话来说，自发的同情就是本心中“仁”的萌芽，是社会产生联结感的第一步。只不过当社会日渐机械化，我们对他人生活的内心感觉也钝化了，以至于需要某些特殊的契机才被唤醒。
为什么这位工友激起公众如此普遍的共情？不是因为可怜他，而是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人的处境。
事实上，没人能有资格可怜他，一个人能这么做，肯定有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看到他的故事，你可能也会像我一样代入进去想：“换作是我，我不一定能做到他那样。”
他如此执着地寻找失踪的儿子，恐怕就是出于中国文化中的一种传统信念：“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存在论的意义。人们努力付出，无非就是想在其中得到整全的生活，找到自己生而为人的意义。
当然，我谈不上对他的生活有什么了解，但像他这样的人却并不少见。对于处境逼仄的穷苦人来说，宿命论是一种可取的人生哲学，但他看起来并未听天由命，默默活着，并未失去希望。
这些人一直都在，一直是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我们自己也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活法、处境容或不同，但都挤在某个角落里，面目模糊、神色隐忍，过着一种鼹鼠般的生活，几乎不被人看见。
作家周宏翔在谈到此事时说，“人生很苦，大家都是负重前行”，“其实每天全中国失踪寻亲的事情数不胜数，很多时候都是个人疾苦的事情，而让人心酸的是，要不是岳某患了新冠，也不会特地为此报道他的寻亲故事，要用一次患病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受了。”
可以说，流调揭开了社会上平日不被关注、不为人知的面相，它以令人触目惊心的真实性，将普通百姓的生活带入舞台中央，仿佛你在角落里的生活突然被头顶的聚光灯照亮，瞬间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毫不夸张地说，流调将来可能会成为不可取代的重要史料，因为它是一个如此真实而又精确的切片，表明不同的个体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如何生活。
尽管那有悲有喜、有酸甜苦辣，也因为隐私而不知道具体的信息，但是足够了，这种匿名性或许反而使它显得更具代表性。当网上说，流调表明“有的人光是生活就已拼尽全力”，很多人可能都不由自主地以为那就是在说自己。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流调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非虚构文学。这让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他笔下描绘的都是现代化背景下的穷苦人，大多数人似乎都谈不上有多少英雄气概，但都在一个粗鄙、平凡、苍白的世界里摸索着自己的人生道路，那就是凡人的英雄之举。
在这个庞大无边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地活着，为自己寻找答案。那位父亲也许很辛苦，但活得有意义，也不失坦荡，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做到了人的尊严：尽管命运可能给了他一手烂牌，但他已经尽力了。
正是这些真实、具体的人，才让我们本能地有所触动。他们不是抽象的数字、不是投射理念的对象，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有共情当然是好的，毕竟一个对此无动于衷的社会才更可怕，只不过仅有共情是不够的，无数次这样的经历，事后也就不了了之，因为人们在共情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一种深切的无力感：“那我还能为此做点什么？”是的，这就是我们所需要为之追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