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关注丰县事件？

颜宁

自1月28日以来，丰县事件已引发无数人关注，其热度之高，恐怕是近年来社会事件所罕见的。尽管总有人冷嘲“互联网没有记忆”，这事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新的热点所冲淡和淹没，但事实却是它至今仍在延烧。

部分或许是出于对这一现象的费解，有一种观点就觉得这是“有人在带节奏”。2月18日，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发了一条微博，毫不含糊地对抱有这类观点的老同学割席断交：

为什么她反应如此强烈？她第二天在微博上作出了解释：像这样的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也没有什么立场出发点，仅仅只是共情、关心！”如果你无法体会女性的不安全感，“那么至少你可以不恶意揣度别人发声的动机”。

也就是说，在她看来，这事触及到了人的底线，对此共情、关心本应是一个人自发的善，超越任何特定立场，毕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反过来，如果连这都没有，那也就可见其人，是可以绝交了。

尽管她这么说了，但在这个舆论场上，她仍然难免被人揣测动机。司马南录了一段视频《女科学家颜宁教授关注八孩母亲》，并在微博中暗示其动机不良：

同样是关注丰县，绝大多数人忧心如焚，想的是如何改进工作，解救这个可怜的女子；有人则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终于抓到了诋毁中国把事情闹大的把柄。我们心肠要热，头脑要冷，必要的警惕不可丧失。

这是一种在国内常见的诡辩术，其立论根基恰恰就是颜宁所痛批的那种心态：否认人们可以超越立场、自发共情，转而强调“只有正确的关注才应得到允许”，要警惕不怀好意的关注。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关注态度？恰好就是他本人所持有的那种。

当然，自有一票人赞同他，进而质问颜宁“是什么国籍”，骂她“怨天尤人，功利心强，与公知只差一步之遥”（我其实没看懂这逻辑），他们怎么知道颜宁“别有用心”，这我不得而知，但他们的论战术有一个自己都难以察觉的基本弱点，那就是：别人也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指责他们这样才是动机不良的。

司马南这些人是“真的坏”吗？这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在众声喧哗的舆论场上，有不同的声音原本再正常不过，但我注意到一点：当很多人对丰县事件中那位受苦的女性产生共情，聚焦于“人”时，他们在意的是这“事”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而当颜宁站出来发声时，他们在意的又不是发声这件“事”本身，而是颜宁这个“人”。

关注这样一个公共事件并不需要什么资格，和人的特定身份、立场无关，因为那涉及到的是生而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只要有助于此，即便只是默默支持，都是有意义的。至于动机，那其实也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我们中国人特别容易被这种动机论道德绑架，仿佛一个人做好事，首先就得表明自己动机纯良；尤为可笑的是，有时哪怕做下了可怕的事，但只要轻轻一句“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就能揭过去了。

日前有两位前《云南信息报》的记者，去福贡县亚谷村探寻真相，所写的《寻找小花梅》引起轰动，但文章底部却并未开赞赏，当有读者问起时，他们答：为免被人非议，就不开了。因为他们从报社离职多年，现在电商带货为生，不想让人以为自己这么做是出于私利。

反过来，这种苛刻的道德要求对“真小人”却不损毫发，因为他已经自居“真小人”，本来就不是君子，那你就无法用君子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他了。

这样，对善行的苛责和对作恶的无能，使得“做好事”的门槛变得特别高，而“做坏事”的门槛却很低——只要一个人不要脸，就拿他无可奈何。吊诡的结果是：绝对化的道德观，最终造成不道德者在丛林法则下胜出。

这种情况再三重演，不能不引起反思和警觉。且不说自证清白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在生活现实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里，其实也没什么必要——因为社会的反馈链条已太长，会出现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好心可能做坏事，私心却也可能反倒结出善果。

日前，深圳卫视打破沉默，报道了丰县事件。在官媒的万马齐喑中，这获得了不少人赞许，然而也有人讥讽这只是“为了收视率”，毕竟“现在电视都没人看了”。这是为了收视率吗？就算是，那也可以，在我看来完全没问题。

那两位勇闯丰县的女性，网上也有人说她们是“想红”——但那又怎样？她们做了这样的事，不应该让她们红吗？如果有更多人愿意像她们这样，这不好吗？

我因为近来就这个话题写了好几篇，也有人私下质问我何以“小题大做”，进而挖苦我跟着这一事件中的众多自媒体一样，反复炒作这个话题，“也掌握了流量密码”。

这话激怒了我，忍不住反讽一句：“你说对了，我就是个蹭流量的自媒体人。”见我自认“真小人”，那边大概也愣了一下，过了一阵才说：“你堕落了。”

我是不是堕落了，这可以交由大家评判，但不论如何，在这一公共事件中，我的个人道德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能为此发声。

我不知道这一个月来不断谈论此事的自媒体人是不是都高尚，但即便他们真是为了“蹭流量”，那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这件事得到关注。

正如有位读者说的：“在一个言论市场里，蹭流量才是正常的，大家都是借热点说自己的话，动不动就诛心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万马齐喑，我们媒体沦落到现在这一步，就是这些人造成的。”

我们不应苛责善行，不应让德行变得让常人不可企及。《吕氏春秋·察微》中有个故事说，鲁国之法，凡有鲁人在其它诸侯国为奴的，谁能帮忙赎回来，国家就予以奖励。孔子的弟子子贡赎买了鲁人回来，但为显示自己高洁，“不取其金”，孔子叹息说，你这么做就错了，“自此以往，鲁人不赎人矣”。

就算是有私利的动机，但产生了善，那就是好的。前些天，一些金融业者开始自发抵制丰县的城投债，也有人讥讽这种“资本的正义”其实只是自己避险，却粉饰得那么高尚。是否如此且不论，但我想说，投资不确定性带来的避险，对于推动现状改变来说，可能比正义感更有效。

昨晚有一位读者的留言让我深有所感：“我们关注锁链女，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高尚和正义，而正是因为出于自保的自私。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勇敢，而恰恰是我们心怀害怕被链锁的恐惧，仅仅是感同身受而已。”

是这样，关注此事，就是关切我们自己，这没什么可羞耻的，由此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有望变得好一点。在此，我们值得重温鲁迅一百年前说过的话：

我时常害怕，愿中国的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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