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事件书单

图源：Adobe Stock

一早醒来，看到昨晚半夜有人跟我说：“你怎么还在写丰县啊，热点都过了。”

这我当然也知道。自23日丰县事件第五份通告出炉，24日俄乌冲突爆发，丰县在舆论场上就此解围，此事已被默认“尘埃落定”。我也知道很多人对此不无愤懑，但现实是：任何社会事件都有落幕那一天，与其谴责世人“三分钟热度”，不如想想事件过后，能沉淀下来什么。

回头来看，我春节后的三周，几乎就只关心这一件事了。前几天我才得知，我在厦大的师姐、91级日语专业的桂梅英于1993年3月7日在学校附近海滨散步后失踪，其父桂光贤是《辽宁日报》朝文版总编辑，老两口经此打击，一夜白头。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不知道哪天就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么，我们普通人能做什么？

我想，除了每个人尽其所能地捍卫自身权利之外，还想继续追问“为什么”的人，不妨去多读几本书，因为只有了解清楚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

以往除非编辑约稿，我从不开书单，因为这实在吃力不讨好：个人阅读视野有限，难免挂一漏万，对一本书的短评有时还比长评更难写，毕竟得几句话讲到重点，而这样花时间写完了，其实也不如有自己观点的完整文章有价值。不过，这次我决定破例一回。

此前，我也看到杭州单向街书店为丰县事件推荐的书单，但看下来就发现，无一例外都是女权主义书籍——丰县事件当然和女性权利相关，但并不是全部，而那些女权主义书籍，其实更多也是城市中产女性的处境。另有人提到《单身社会》，但那就更远了，和《无缘社会》、《孤独传》这些一样，是后现代社会的处境，和农村打光棍不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丰县事件需要反思其背后的结构性社会问题，因而推荐的书籍也是围绕这一点展开：

《用后即弃的人：全球经济中的新奴隶制》

[美]凯文·贝尔斯 著

曹金羽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11

本书关注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奴隶制”，指出其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人的完全工具化，此即“用后即弃的人”。作者主要考虑的是它在经济体制运作层面的，这和丰县事件当然有很大差异，但我之所以首先推荐这一本，是因为它很好地明确了一点：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旧残余”，而恰恰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

我此前曾为此写过一篇书评，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请点击篇名读取：《用后即弃的人》。本书在微信读书上有。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美]彭慕兰 著

马俊亚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8

理解丰县事件，还需要深远的历史视角。彭慕兰在这一经典著作中指出：近代随着沿海口岸的兴起，黄运地区这样的腹地逐渐因被忽视而陷入广泛的贫困，这对大众福利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活下去，人们发展出一种“掠夺式生存策略”（重男轻女很可能与此有关，而不仅仅是所谓“传统”），并转向更保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本书在微信读书上也有。译者马俊亚是宿迁沭阳人，长期关注黄泛区（尤其是苏北）生态和社会史，著有《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指出淮北社会的贫困化是因地方利益被“大局”所牺牲，但其对家乡极为强烈的同情既激发了他的问题意识，也可能影响他对这一问题的冷静判断。

此外，陈业新著《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一书也值得参见，史料搜罗丰赡，可以补充认识上述两本书对黄泛区社会生态的历史成因。

《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李清瑞 著

2011-6

作者在后记中说：“您正在读的古老档案里的故事，并没有那么遥远。历史虽是过去，但也反映了现在。”我的理解是：乾隆“盛世”时的社会繁荣，促成了边远社会的瓦解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在相关制度保障跟不上的情况下，遂使当时的重庆成为拐卖妇女的温床。

本书虽然聚焦于拐卖妇人案件，但也是以此为切入点来理解清代社会的复杂面向，看出国家法律如何在地方上得到落实，以及县衙、吏役、讼师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在其中所起到的角色，原本简单的案件往往因这些利益而被复杂化。

汉学家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著《清代中国的一妻多夫制与卖妻：生存策略和司法干预》（2015）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当时在愈演愈烈的男多女少情况下，穷人的生存策略。这本书可惜还没有中译本，不过他有论文《作为生存策略的清代一妻多夫现象》，已发表于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文中明确指出：“女性的短缺以及随之而来的单身男子过剩，妇女的性和生殖力的市场，普遍向下流动的问题和贫困家庭的内卷化压力，这三个更广泛的现象是互为关联的。”

《跨地域拐卖或拐骗 : 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研究的新描述》

王金玲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7

本书所论的“拐卖/拐骗”，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人口贩卖犯罪，在基于大量个案和统计的基础上，详尽探讨了其缘起、经过、流入过程，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行动建议。

其中，婚迁妇女主要研究浙江、江苏、山东、安徽四省的现象，书中指出被拐的女性往往呈现为女孩、贫穷、外来者的“三重边缘化”：“我们访谈的几位妇女，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贫困亚文化现象：自我保护意识薄弱，自我保护能力较低，对婚姻采取‘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宿命论态度。”

在研究江苏个案时，作者也强调：不同家庭对被拐卖女性的策略是不一样的，有粗暴打骂的，也有温情脉脉的，“但无论如何，她们的权益在这一买卖婚姻中所受的到的损害是无法抹杀的”，且“总体来看，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不高”。

不过，最后的结论认为发展苏北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就能“从根本上消除买卖婚姻存在的条件与土壤”，是“进行‘釜底抽薪’式打击的关键所在”，这可能是过于乐观了，而未能认识到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是“愚昧落后”的残余。

主编王金玲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专注于这一问题多年，另著有《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社科文献，2014）、《被拐卖婚迁妇女访谈实录》（社科文献，2018），可一并参见。

《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

陈业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7

此次丰县事件女当事人原籍被认定为云南怒江州福贡县亚谷村，本书也因此暴得大名。大体上是中规中矩的国内论著写法，胜在有大量第一手的访谈材料，并揭示出这类婚迁事例中极为复杂的现实，不仅“结婚”和“拐卖”往往界限模糊，甚至竟还有妇女参与了对自己的拐卖。

结论部分指出：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婚迁女性大多较为幸福，实现了向上流动，但“被拐卖的婚姻迁移妇女的情况普遍比较悲惨，她们遭受更为严密的监管，甚至遭受家庭暴力”。

不过，作者在建议中缺乏对制度建设的认知，倒是强调“婚姻迁移妇女的生存能力是她们婚姻迁移是否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并相信“只要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婚姻迁移就会回归到一种合理平衡的状态”，至于拐卖妇女现象，他相信靠完善法律和加大打击力度就能解决。

有必要强调的是：怒江州发生的这些现象，不能只在当地的背景下理解，因为它本身是社会全局变动的一个侧面。这标志着这个“边缘地带”被现代化的浪潮所裹挟，原有的习俗、纽带逐渐瓦解，出现了大量社会失范，女性的遭遇乃是所有人经历的缩影。

李永萍著《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并非谈妇女拐卖问题，不过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且这些问题是盘根错节、彼此相生的。

《人的境况》

[美]汉娜·阿伦特 著

王寅丽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1

这一名著与丰县事件当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如果要更深入的反思人的处境、底线和可能，它无疑是极具启发的。

阿伦特是在战后的废墟上写作此书的，她强调，即便面临被巨大的现代力量异化之际，人仍必须是目的而非工具，也始终具有开启新可能的行动能力。在这一点上，她实际上强调了一种新的“以人为本”思想：创造和行动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人”。

本书在微信读书上也可读取。

前面另外三本，我已上传百度网盘，想下载的，请点击下面“阅读原文”，跳转到百度网盘页面后，输入提取码：64rr，即可提取。

各位，阅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