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寻找自我

维舟按：这是我去年10月18日应成都“寻麓书馆”邀请做的一场线上讲座，以在微信群里发录音的方式，讲了1个多小时，之后再进行当场问答。这是整理后的讲稿，全文约13,500字。

主题如下：

这是个精神疾病大爆发的时代吗？为什么最优秀的年轻人反而容易陷入绝望？我们将如何度过精神危机？

更进一步，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讨论现代“自我”如何萌生、自处与解放，中国式个人主义是什么，失掉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当代中国人的“自我”又要如何确认。

01 精神危机的时代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

2016，北京大学心理健康咨询中心主任徐凯文提出了一个术语“空心病”。他发现北大很多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都陷入了精神危机：一方面他们已经取得了好像挺不错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又好像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曾经有15 岁的一个孩子跟我讲过，他说他们这一代人普遍的感受就是觉得活着没意思，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是要做什么。

以往的中国社会，普遍都觉得一个人不断地努力取得成就，这就够了。难道这还不够吗？这已经是很多人所羡慕的一种社会地位，你们都已经得到了，为什么你们没有觉得幸福呢？因此这种精神危机带来的危机更难被人理解。

也许更加糟糕的是，有时候有些家长会把这看作是年轻人的一种颓废，或说是“躺平”的思想，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别人所羡慕的，于是归结为年轻人没吃过苦。

然而，如果你去跟年轻人谈一谈的话，你就会发现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当下社会当中个体所面临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上一辈人无法想象的。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话，也许他们可能物质生活上面比较匮乏一点。但是你想想看，八九十年代，很多给大家感觉是这个社会还是朝气蓬勃的，或者是大家都忙于去发财去赚钱，没有像现在这种充满了压抑、抑郁、沮丧，这种状况当时非常少见。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精神疾病现象群体性的出现，迎来了一种社会危机感。这种精神危机究竟是什么状况造成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身处在其中的人，怎样才能够度过这种精神危机呢？

首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尽管有很多的特殊性，但是它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很多人在看到这种精神疾病的时候，第一反应多会把它看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也就是说，认为这些学生、年轻人的心理出现了某种问题，把它归结为颓废也罢、抑郁也好，但通常很少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看作是一个心理问题，似乎病症的根源只在于一个个人自己身上。但历史地看，如果某一时期的社会大规模涌现心理问题，那就很难说是仅仅是个体出问题了，至少按说每一代人的发病率应该是大致差不多的才对。

02 现代“自我”的诞生

很多人都知道现代心理学诞生于 19 世纪末，名著《梦的解析》就出版于 1899 年，被认为是对20 世纪非理性时代到来的不祥预言。但心理学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诞生？

弗洛伊德（1856-1939）

回头来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 19 世纪在欧洲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1815 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欧洲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繁荣期，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系列科技文明和社会进步都诞生于那个时代。就像我们现在所经历过的繁荣年代一样，当时的人对于无限进步、对于理性和技术充满了信心，相信这个世界可以不停地进步，变得越来越好。正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非理性的力量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时，欧洲人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在19 世纪末，其实这个征兆已经出现了。

尼采在更早的时候就提出了一句口号：“上帝已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认为，原来约束整个基督教社会的终极价值，即上帝本身，已经消失了。这一终极价值的消失，意味着所有的个体获得了解放，现在没有什么能够约束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自行其是，也就说允许你干任何事情。现代的自我从原来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当中松动出来，开始萌生了。

从历史上来看，当一个社会逐渐演变的时候，现代社会应该是朝着给予个人越来越多自由的这个方向去的。横向对比来看，我们当下所看到的也是这样一幅景象，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在《世俗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脱嵌”。所谓脱嵌，就是说我们原来的个体都是嵌入在社会结构社会集体当中。比如说你是谁，首先你是你家族里面的一个个体，而不是你自己本人，所以有很多事身不由己，不是你自己想做就能做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个体就从原来那个结构当中脱嵌出来，原有的构造就渐渐难以制约他们了。

问题在于，你脱嵌出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明确的东西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所以当现代自我游离出来以后，很多时候他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嘛。

鲁迅有句名言，叫做“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他在谈到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里面的女性角色娜拉时说：“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女性厌倦了自己的家庭，想要离家出走，想要去活出真我、到社会上去闯荡的时候，会发现自己要单独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还要养活自己。这个任务艰巨到足以压垮很多人，而且此时她只能独自面对。堕落的意思就是说她很难坚持住自己，她可能在那个充满危险的环境当中就被毁灭了，那“回来”就是等于说，回归自己原来厌倦的生活。

所以，传统社会的特点是它既保护了人，又束缚了人；现代社会则是反过来的，没有束缚你的，但是也不保护你。所以在现代的个体，到最后都会面临这样同样一个处境。

我早年读西方的存在主义的时候，现在想来其实没读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那种生存处境对我来说非常抽象。这些年，我们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现代化以后，我才开始逐渐理解。

存在主义说白了就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如何去面对庞大的世界，存在主义有一句格言，“所谓存在主义就相当于是一个人，他发现自己被偶然地抛到这个地球上面，前后左右都是空空荡荡，他只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学着怎么样生活下去”。

这种状况在传统社会是没有的，因为传统社会的人不会觉得自己是被偶然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因为你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后代，左右都是亲友，你是在这个社会网络当中的，但是存在主义者就是从网络当中脱嵌出来，原有的网络既不束缚他，也不保护他，等于说没有这个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主义强调两点：一个是主体性，一个是行动。

03 活出自我：本真性

怎样去行动，才会通向你的个人解放？就是活出自我，或者是活出真我。这首先强调的是本真性，但什么叫本真性呢？

当社会发生改变时，首先体现的就是道德观的改变。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迹象，比如疫情期间你不戴口罩的话，会有人训斥你，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你个人自主的，而是你要遵守的一个公共道德规范。

虽然中国人常说“真善美”，但三者的优先排序其实是很不同的，更强调“善”，也就是道德优先。中国人不太注重“美”，审美是优先级较低的选项。比如有的女生小时候戴个耳环或稍微化点妆，都会被父母训斥，虽然他们说不清楚，但就是觉得你这样不对，女孩子不要打扮得那么妖艳。什么叫妖艳？妖艳就是虽然美但不道德。所以你看，即便是关于美的话语，其实仍然要强调道德优先。

那么什么是“真”？讲到本真性，它首先肯定的是人性的话语，也许它看起来不够道德，却是真实的自我。比如说所谓“食色性也”，这就是人性啊，否定它才是虚伪不真实的。

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阿紫问萧峰问：“姐夫，你冲进十万大军中，你害怕吗？”萧峰答：“我怎么可能不害怕？”这就是本真性的话语，一个英雄应该要承认自己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怕死，我们才觉得这个英雄是真实的。如果这个英雄说，我一点都不怕死，你会觉得这个人和你有距离感，或者你会怀疑他说的不是真话，因为你不相信一个人能够不怕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如果说自己怕死，你非但不会减少对他的好感，反而会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性的。

现在很多人都有一个心声：想要本真活着。哪怕是有一些看似不健康的爱好，比如喜欢喝酒，但也许对他本人来说这才是生活，“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会死得更快，因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这就需要基于对自身个性的理解，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活出来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不是说去压抑自我。

到最后，这就势必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你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个性究竟是什么？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

丹尼尔·贝尔写过，后工业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们关注的重心从原来的道德转向了个性。怎么理解呢？比如常有人说“我喜欢真小人，讨厌伪君子”。所谓“真小人”，就是哪怕此人是个道德、行为有缺点的人物，但好歹是本真的，说到做到、有自己的风格和个性；“伪君子”则相反，满口仁义道德，但实际上做不到，是反人性的。

传统社会其实不太会看重这一点，因为在传统道德观下，哪怕是伪君子，他至少是向道德致敬而非破坏道德规范，在这一意义上总比真小人要好。因此，这种社会心态的转变，就折射出对“本真性”的关注。

到了这一步，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去多了解和认识自我。

04 后发国家的“自我”

前面说的是欧洲的状况，那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么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东亚社会又是怎么变迁的。总的来说，传统上的东亚社会是集体取向的，比如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集体取向是相当强烈的，某些方面甚至比中国人还要强烈。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日本，王阳明是非常受欢迎的。为什么呢？阳明学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认为人的自我欲望是正当的，肯定“百姓人伦日常就是道”——圣人的道理并非高高在上，而是蕴藏在生活实践中，就在人心当中。因此，他相信人是有良知的，每个人能够自己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正确行动。

我年少时读王阳明，感觉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一些平常的道理吗？然而，当你把这些思想放入到社会历史的脉络中，才会发现这真是一种突破性的思想革新。

王阳明是浙江余姚人，在五百年前的晚明，可能也只有在繁荣的江南社会，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新思想：肯定人的欲望，每个人不需要等待社会道德做出什么样的裁判，能够自己判断什么才是正确的。对于传统社会来说，这是了不起的革命思想。

日本社会虽然看起来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它的很多思想资源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它自身的传统。它一方面通过传统的变革汲取到一些新思想；另一方面，它又能够和外部介入的这些思想、技术进行调和，同时和集体主义的目标保持平衡。

在日本之后，每一个进入现代化的东亚社会，都会出现这样一幕：最早接受社会繁荣所带来的个人化和个性化的通常是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富裕家庭的年轻人，他们有机会比他人更早接触一些外部的现代文化，比如国外流行音乐。这种所谓“流行文化”实际上带来了一种现代性的个人体验。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很多的广告词本身就包裹着这样的现代理念：比如像“自有我主张”、“我的地盘我做主”，那代表的是年轻人的自我张扬，隐含着一种蔑视社会束缚的意味，由此，它鼓励人们去获取一种掌控自己生活的痛快感受。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能够为自我找到一种核心角色：当你能够感受到你的生活是由自己全盘掌控、并享受这一体验的良好感觉时，就蜕变成了一个现代个体。

05 中国式个人主义

回顾了这些，那现在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说欧洲、日本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中国社会处在什么阶段、什么位置呢？

我想首先一点，我们可能是“过渡的一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似乎有了一些自我成长的空间，但往往是局部现象，也并不彻底。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自我意愿实际上完全不重要。《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悲剧就非常典型：他的理想爱人是林黛玉，但他跟谁结婚，归根到底还是由家长作主。在大量的传统社会悲剧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一点，哪怕是在人生最大的事情结婚上面，年轻人的自我意愿也是不重要的，因为传统的自我跟现在的自我完全不一样。传统的自我是什么？那是代际链条中的自我，嵌入在从祖先到子孙后代的长长链条之中，你首先要完成延续血脉的使命，才能够去做真实自我，所以《红楼梦》里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如果你要长大成人，那就不能自由自在，如果你想自由自在，那就不能够“成人”，得到社会认可。

这样的痛苦挣扎，至今如此。在《大话西游》里，至尊宝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欲望后，才自觉自愿地承担起了前往西天取经的重担。这就是中国传统所理解的自我，它是以放弃一部分自我意愿和自我欲望为前提，来达成社会认可的“自我”实现，有时被看作是“成长”，有时也造成了无数悲剧。

不仅如此，中国传统中的“自我实现”跟现在所说的自我实现也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衣锦还乡的故事，“富贵而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如果有了名利地位，没有回到乡里去，就好像穿了一身绸缎的衣服走夜路，没人看见。换句话说，如果我功成名就，得到乡里乡亲们的认可才是重点，否则就没意义。

因此，这种自我实现，并不是说我自己闷声发财、关起门来偷着乐就完事了，它强调真正的满足感实际上来自于社会的承认。但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了，年轻一代不少人既不想要那些名利，就算赚了几百万也未必想要别人知道，炫富看起来也很蠢，至于社会有什么议论，我也不在乎。

为什么我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是处于过渡阶段呢？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似乎应当是不同阶段的现象，同时并存、矛盾交织。我的评论文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书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后现代的，也因此容易出现很多纷争。

余秋雨曾写过，上海人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跟你搭界伐？”（“跟你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一个女孩，她穿的衣服，旁人也许评头品足，那她本能反应可能要为自己辩解说那其实挺好看的，但到上海人这里就很简单，只要祭出这一句“跟你搭界伐？”就截断全部争论：这跟你没关系，即便再难看也轮不到你来评价，我自己做主。这种不在乎别人议论、自我掌控的做法，体现出上海毕竟是一个现代化都市——这样的口头语，在传统社会就算能出现，也绝无可能成为流行语。

中国社会的个人主义，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一点点从原本的传统紧身衣中挣脱出来的，在经历了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的繁荣之后，我们终于出现了很多社会的松动，个人能够从当中脱嵌出来。

关于这个话题，社会学家阎云翔有写过不止一本书。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他观察到黑龙江的下岬村，以前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的眼皮底下，因为那时候房子很小，没有独立的房间，但如果这个家里的年轻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门关起来。只有你有了独立的房间，你才有了隐私，有了自己的个人空间。逐渐地，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利，比如财产、婚姻、自由、恋爱等等。

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人想要主张个人利益，仍然很容易被污名化。这些年常有人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非常好用，无数人拿这个标签去贬低和抨击他人，认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在道德上是值得被谴责的。但为什么这些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自我利益不能公开主张，只能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悄摸摸地去达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然而，如果社会更开放，公私得到清晰界定，一个人根本就不需要这样，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争取自身权益。

近几年来，国内社会最响亮的声音之一，就是权利意识，包括隐私权、知情权、女权话语，包括年轻一代婚姻财产分割的权利。在上一代人那里，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是“不分你我”的，那时候也没有多少财产可以去捍卫，但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这是寸步不让的事。

不可忽视的是，消费社会的体系对于自我的建构也影响深远。半个世纪前，很多西方记者来华时发现，中国人穿的都一样，好像一群“蓝蚂蚁”，看上去都辨识不出来什么个体；但现在，每个人都在用不同的消费品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不乏有人觉得，开什么车就代表着自己什么身份。我因为没有车，这年年来不知被周围的亲友们说过多少次“你怎么还不买车，为什么不买车”。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是把物品消费理解为一种声望消费，代表着你的社会身份，甚至代表着自我。

那么，如果有人说，我想要的人生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可以吗？在此需要明确一点，这真的是你的自我吗？很多人误以为西方文化是一种物质文明，但其实西方文化对此相当警惕，认为一个人追逐名利、被消费主义物化，那这其实不是你的真实自我，而是你的自我被异化了。在这一意义上的“自我”，本身就包含着对权力、对消费主义的抵抗。

这两年来，国内也开始出现对消费主义的抵制。以前都是“买买买”，但是现在很多人会反思：这些真的是我需要的吗？这些跟我的生活需求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些东西？对消费主义，仅仅道德谴责无济于事，最终还是要依靠每个人自我的觉醒，就是你要想清楚何为实现自我。

06 疫情改变了什么？

这些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生活。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我还曾写过一篇《理解90后》，想说明“90 后跟以前的年轻人有什么区别”，结论之一是：90后是有选择的，他们是在丰裕社会中长大的第一代，即便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很清楚“自己不要什么”，工作做得不开心，即便还没找好下家，也先辞职了，不担心自己活不下去。

然而，这两年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气氛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很多人开始一窝蜂地去考公务员，因为他们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道路选择似乎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年轻一代捍卫自身权利的意识比以前强烈多了，态度也更激烈了。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人们对于未来生活环境失去了安全感，似乎普遍都认为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未来，连脚底下都已经地动山摇了。我们原来默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不会有问题的一些前提，现在都动摇了。

其结果，现在很多人年轻人都选择了“躺平”。“躺平”起初只是戏谑，但现在越来越变成了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我一个朋友说，的确“一切皆有可能”，但自己什么都不想做，就想躺平，因为太难了。从当下年轻人的处境来说，“躺平”也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这不是他们颓废或“没有青春期”，只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跟十年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不应该只是居高临下地看待年轻人的选择，相反，我接触到的许多人都相当聪明，他们所接受的信息比早先那些前辈要完整得多了，因而对将来早有自己的判断，对于未来的规划、自身的个性、自己应该要捍卫什么，都有非常清楚的认知。重要的是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07 出路在哪里？

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在哪里呢？出路在哪里？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后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要如何确立呢？

有一本书叫《虚无时代》，讲到西方的现代人自从上帝死了以后，元价值的缺失，导致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些人提出哲学的替代方案，有些人从文学中去寻找创造和救赎，另一些人可能是从艺术当中去寻找出路。那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去寻找到一个自我？

我想，当务之急是你要先理解自己的处境。不少朋友跟我说，觉得自己非常苦闷，是被周围人所无法理解的那种苦闷。不过，这种苦闷其实未必是坏事。看看周围过得浑浑噩噩的那些人，他们其实缺乏自我、或说缺乏自主意识，但这类人反倒是不会苦闷的——只要你随大流跟着走就行了，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都不会有什么苦闷。

《大话西游》里有一幕，孙悟空一觉醒来，发现原本非常啰嗦的唐僧说话变得十分简洁，不解地问猪八戒“师傅怎么这么说话”，猪八戒却说“师傅一直都是这样说话的”。这个梗让我印象很深，孙悟空立刻觉察到唐僧的变化，但猪八戒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在意的都不是变化本身，而是自己跟着顺势变化，因为他是没有自我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往往指责、嘲笑那些不能顺应变化的人，但我觉那种没有自我的“适应”，以往也许能够减少精神痛苦，却并不值得羡慕，因为这意味着可能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认识自我”才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所在，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这你要体会过才能明白是多么真切。

以往读那些哲学著作，对我来说是纯学理的，但这些年，我们现实生活中都出现了类似的困境和问题。以前很难理解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讲的东西都太抽象了。但现在一想，这不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处境吗？我们正在面临、经历同样的状况。

这么说吧，哲学、社会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处境，而我们自身的经历又能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书里的理论。这两者相互融通起来，可以让我们试着去理解，我们的困惑、痛苦到底有多独特。如果以前那么多人也曾面对过类似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又能够怎么做。

当你认识清楚自己的处境，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个人，想清楚每一个个体真实的自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再去审视现实：我们需要争取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如果说我要过这样的人生的话，有什么东西是我需要去捍卫的？我应得的权利是什么？我如果要争取过那样的人生，我准备付出什么，我准备怎么样去做判断，这样的决定，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实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彼此孤立，恰恰相反，独立的个体可以彼此支持，最终还是要建立社群和公共生活，在人与人之间自发的联结之中实现自我。

幸福心理学的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曾说，人与人的关系可能不是一切，但是对绝大部分的我们仍然是。也就是说，我们在现代个体的权利边界明晰了以后，仍然需要过一种良好的公共生活，所谓的公共生活并不只是说要公开地讨论什么，但至少要有一些公共知识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享受一些讲座、对谈，或者说图书馆的公共活动。关键在于，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与人之间的自发联合不应受到阻止、干预，这样才能让每个人得到自己想要过的人生达到多元丰富性。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最高一层就是自我实现。但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呢？自我实现并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功成名就、得到社会认可，而是指是一个人在认清楚自身以后，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

马斯洛也承认，这个境界可能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达到，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想清楚这一点，很多人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我们这个社会就能够变得更好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能有更多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什么东西、人生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在找到一个稳定、真实的自我之后，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Q&A

Q1：您刚刚有提到，日本试图在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中寻找一种平衡。这里想引用许倬云老师在《中国文化的精神》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觉得中国文化特有的多元共生可以弥补现代文明的缺失。两者融合，能够创造出一个真正的世界文明。中国式的个人于群体、个人、自然以及个人作为宇宙起点的架构，可以去学习西方个人主义中尊严、自由平等观念。两者文明结合以后，能够去形成一个天人一体的架构。这点，维舟老师您怎么看？

A：这个话题非常大了。不止许倬云，很多学者都有提到过，而且是西方学者提得更多，因为他们对自身的社会问题感触更深，希望从东方的思想中得到借鉴。但我们中国人在参考这一话题时，往往遗漏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其实也可以把西方的思想作为可借鉴的思想资源。

也许比较好的，应该是一个相互借鉴当中逐渐走向互补平衡。更重要的还是结合当下人的处境，有什么样的思想资源能够解释或者说处理他们当下所面对的这个困境，这样能响应当下现实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

Q2：您曾在书里也提到“上帝创造乡村，人类创造城市”，现在城乡二元对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最近我们观察到比如说像《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隐入尘烟》的流行。好像有很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归到乡村，他们会觉得大城市好像没有办法安放他们的自我了。那是否回到乡村是一个好的、寻找自我的方法？

A：我那篇写的比较早，这十年来国内的城市化又已经更加深入了。至于回到乡村、治好精神内耗等话题，内容如何我不评价，只想指出一点：这些话语实际上都是站在城里人的角度去看待乡村，如果你让一个乡下人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可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看起来很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在推崇乡村，但这些话语的流行恰恰意味着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因为只有当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反思城市的种种问题，“回归乡村”由此被当作是一个整治甚至是拯救城市弊端的一剂良药。这和你刚才说的西方社会在完成现代化以后，想要从东方汲取思想来弥补西方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也就是把乡村、把东方当作是一个自己可以借鉴的他者。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想清楚的是，这些话语背后所透露出来的渴求也好，或者说人的主体性，他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解决他们当下的困惑。如果说很多人只是跑到乡村去，把乡村看作是一个城市的拯救方案，那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乡村，只是一个城市的反面，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桃花源，只是因为我这里不好，所以我才把你那边想象得很好。这无法解决问题，至少不能通过这种逃避来解决，还是应该是要回头来想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

Q3：您刚刚提到了查尔斯.泰勒的著作《世俗时代》，他还有另外一本著作《现代性的隐忧》，刘擎老师给它做了一个序“幻觉的个人自主性”，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自我，它有可能是一种幻觉的自我。这种自我没有跟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有所关联，就把自我的这种价值作为生命的全部，生活也容易平庸化和狭隘化，就会陷入一种价值的相对主义的困境里面。那么您认为我们如何来规避这种价值的相对主义，如何让我们个人的自我更真实呢？

A：这是个好问题。有一本《贪婪已死》，批评西方的个人主义似乎走到尽头，这和我们这里不一样，因为发达社会和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如果欧美是走在了前面，好比一个胖子担心的是过度肥胖的问题；但我们这边只是一个瘦子，还用不着担心发胖的问题。中国社会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其实是一个各形态都并存的时空。有些社会现象看上去“野蛮落后”，但有一些东西，中国又相当现代，还有一些东西甚至跟西方的后现代完全合拍，比如网红一夜成名，那是典型的后现代景象。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光怪陆离，多态并存。

但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一个自我如何张扬的问题，你可以参考西方，认为“个人自我可能是一种幻觉”，但如果留心一下当下社会讨论的问题焦点，你会发现大家主要争取的仍然是属于那种连现代社会都还没有得到的东西。比如说像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安全隐私性，还有女性权利，这些在西方可能早就有了，现在担心的是它是不是走过头了，以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同样的一个话语落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底下，产生的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到头来根本无法对话。

Q4：泰勒也是社群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刚刚您提到的《贪婪已死》，其实也在后半段提到了社群主义。我们整个社群的建构，确实是一个重要并且很热门的问题。但是我会发现，现在这种原子化、碎片化的处境下，我们其实对于社群的参与，对公共生活的实践，是很容易浅尝辄止的。就是说个体的反抗也比较微弱短暂。那您觉得我们如何更加长期持续地保持前进的这种力量呢？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建议？

A：这个真的很难。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在中国社会好像做这样一件事，简直是英雄之举。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持续地去做这样一件社群建构的事情，比如公益讲座，就像我们这样的对谈，你要连续做十年，在国外可能只要你愿意做，又有资金，都可以一直做下去，但在我们这边就很难坚持。你在这个社会当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太多，而且这个不确定性，跟你个人的意愿不完全相干。

所以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很多时候都不太去做长远的计划，他们只做一些短期性的，甚至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从公共生活当中撤离出来，因为他发现他加入了这种群聊或者公共生活，好像对他来讲是带入了某种危险。我注意到，有些人的个人建构实际上是通过跟社会断联来获得。他切断了自己和原生家庭的联系，切断了跟其他人的一些联系，他也不参与公共生活，那就完全成为一个孤立的原子化。

如果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公共生活关系，应该给大家有一定的权利保障或者某种安全性。所以我一直想说的是，我们不要去责怪个人，我们要多去看看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造成了个体如此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尽力推动社会做出一些改变，如果力所不能及，那至少做好自己。我们可以跟周围的一些朋友建立一些联结。最近很多人觉得在网上说话太危险了，而私底下跟朋友的交流更痛快，于是反倒从网上生活撤离出来，回到小圈子的生活，那也可以。这或许也是对的。近代的日本、伊朗，都有类似的情形，很多人躲在家里一起看电影，谈论一些东西，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不能谈论，随之而来的代价则是私人生活被政治化了。

Q5：十年之后下一个进程是什么？想请您做个预测。

A：十年以后，这已经太遥远了，很难预测。但有一点，我不妨大胆地说一点个人的感受：十年以后大家更能想清楚自己和自己能做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老家乡下，我发现老一代的人这些年来其实都陷入了某种精神危机，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觉察到这个精神危机是什么。像我妈那一辈，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他每天要做什么事情是不需要自己想的，为什么？因为农村社会有个节奏，比如你到了春天就应该去插秧，到了秋天就应该收割，其实一年到头忙得不得了，你都不需要自己想今天应该做什么，这个日程表已经帮你排满，这渗透在每个人的意识当中。但到了这些年，为了建设生态岛，我们乡下的土地全部都被收走了，除了留一点菜地以外，村民们其实跟城里人一样得买米来吃。然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所有的人都出现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人们从未面临这样的状况，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嘛，每天就是打麻将、看电视、跳广场舞来打发时间。

我不敢预言说中国社会一定会怎么样，但我的想法是，假如中国社会继续往前，物质生活越来越好，那或许只需要花相对比较少的时间就能够养活自己。也许有人会说现在 996 都卷得不得了，谁还能这么空闲？但我们的社会可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只要你想通了，也可以抛弃996，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活不下去。

这样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你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是要继续熬下去，你还是要过一个自己原来想要的。如果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好多人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想清楚，如果你没想明白，到最后很有可能你有了自由和时间都不知道干嘛，就只能把他们消磨掉，你的生命是被浪费了。我周围也有不少人，虽然每天在抱怨，但是等到他们真的突然之间有时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是值得自己去过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

Q6：这里我想问维舟老师一个切身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您是有找到您想要的生活和目标的。在这个过程中，您肯定也有迷失过，想听听您自己在这个路径上怎么探索的？可以吗。

A：我在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里写过。我高考时误打误撞，进厦大新闻系读了广告专业。大学的第一年我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怀疑自己为什么还要读书。现在回头来看，似乎也没什么，但在当时就是难以自拔，周围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求助，解开我的心结，只能自己摸索了很长时间。

直到后来，我有一天我想通了，读书既不高尚也不卑微，只是我的个人爱好。想清楚了自己是谁，自己也真心想做，那这是压抑不住的。后来有几年工作极其忙碌，但我知道自己的人生不能就这么过，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还是读书写作。当你自己的内心想清楚了你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就去做。生活是需要去做的，在这个实践当中你才能够更好地体会这些，要不然别人跟你讲再多道理也没有用的，你自己摸索到的才是属于你的。

Q7：在传统文化中找得到自我吗？面对外来的文化又如何找到自我？个人分享经验是 Z 世代互联网一代在宏大叙事和自我表达中两难地行走。

A：我的建议最好还是从个人具体的处境出发。在我们中国社会，做自我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它面临很多的外在压力，包括很多人的自我怀疑，“做自己”是一件好处并不多、且压力非常大的事情，往往很容易放弃，那也情有可原，毕竟太难了。

《闻香识女人》里那个上校说：“我的人生也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都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道路，但是我从来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太艰苦了。”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这样，很多人他可能也知道要做自我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当下社会当中，你要不顾社会的非议，你要脱离出来，然后你要去做自我，这个就够艰苦了。

有一些人当面就问我，他说你整天想那么多你不痛苦吗？你想那么多干嘛？中国人很有意思，我们的文明非常世俗化，很多人就会觉得活着，你轻松一点就好了，你本身想那么多就是痛苦的根源。

到头来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真正的生活方式，不是争取自我、坚持自我，而是放弃自我，融入一个更大的存在。但你要想清楚你的人生只有短短几十年，有时候，哪怕能真正过几年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是好的。

Q8：生活在丰盈的世界，但是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内卷社会转型与巨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青年的精神困顿和贫乏，表现为对国家崛起乐观与对个人未来悲观的反差。这样的时代，自我能茁壮成长吗？

A：我个人还是相信一个社会的变革将来势必是要走向对个人真实自我的肯定。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人的真实自我被压抑的话，这会造成个人的疾病。当一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欲望去生活的时候，才会觉得舒展，才会心理健康。

第二点，如果一个人被压抑了以后，从社会整体上来讲，这样一个社会实际上是低效的，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你自愿的，那你就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所以自我实现最终是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它的架构或者价值体系，能够有利于每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社会在总体上的效果，它是能够最优化的。

Q9：可以推荐一些关于东亚社会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权衡的书籍吗？

A：阎云翔的两本书就很好，《私人生活的变革》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研究中国社会个人主义的兴起，他是很好的社会学者。日本就很复杂了，有一大堆“日本人论”可以参考。

孙隆基著《美国的弑母文化》虽然讲的是美国文化，但可以是很好的借鉴。他毕竟是中国学者，观察美国社会也隐藏着对中国社会的理解，美国个人主义的表现、病症，和中国非常不一样，作为一个参照，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