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的这些都毫无意义。我想你自己也清楚这一点，因为如果你连这也不清楚，那就太让我失望了；但如果你清楚还这么做，那就不可原谅。”
这是一位陌生读者和我说的话。为什么说没意义？他说：
你改变谁了吗？恐怕一个都没有。一遍遍地地讲述一些早已为人所知的道理，看似是在理性分析，其实不过是一种道德说教。你以为自己是鲁迅？那先得像鲁迅那样尖锐面对庸众。鼓吹个人主义，讨好年轻人，这难道不是媚俗？到头来，你所写的只是纸面上的无用功，是一种姿态，差别只是没那么难看而已。
像这样的话，之前也有人说过，日前还有一位读者说：“我在取关前最后说一句：我越来越反感面向傻逼公众的写作，无论写作者是否严肃。”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异化：在“启蒙大众”的梦想破灭之后，他们转而认定大众是无法被启蒙的。
与这种看法相反的是，另有一些朋友则认为我写的还是太晦涩了：“如果你要启蒙，就得更通俗。”但怎么说呢，我也并不想启蒙谁，因为我深信最好的启蒙是“自启蒙”——一个人只能自主地觉悟和行动，没有人能强迫他。
我既不是要劝导谁，也不是要迎合谁，狄德罗《哲学思想录》里的一段话很对我胃口：“我不指望有多少读者，也不奢望有多少人叫好。如果我的这些思想没有人喜欢，那么无非是它们不正确，但如果它们叫所有人都欢喜，那么我就认为它们简直面目可憎了。”
只要有少数人能理解，我已经心满意足；如果没人因此改变，那我也并不失望，因为我原本就并不抱有这样的期望。日语里有所谓“一人一杀”的说法，意谓“花一辈子时间，至少改变一个人”，但我早就意识到，改变社会，其实比改变某个特定的人更容易。
说实话，我也不是第一次被人说“你写的这些都没用”了，但以往这么说的人，潜台词大多是说“要改变点什么，不能靠写作，得有行动”，而这次这一位有所不同的是，他认为写作本身就是行动，但包括它在内的任何行动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种愚行，因为他说：“你说‘希望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但在铁屋里鼓吹希望，是残忍的。”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我遇到过不少人都抱有类似的想法，且近年来越来越多：希望是一种虚妄，抱有希望本身就意味着你还看得不够深刻，因此才抱着浅薄的乐观，而如果明知无望还鼓吹希望，那就更不可原谅了。
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虚无和无力感——现状和未来都是无法改变的，任何试图改变的行动乃至念头都是一种愚顽，因为那实际上是在说：“只要你真正理解我们的处境，就会发现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是一种道德勇气，而是不智——明知其不可为，那为什么还要为之？
既然任何行动都是可笑的、不自量力的，那么唯一可取之道就是超脱。你什么也不用做，只须耐心等一切无可挽回。在超大的时空尺度下，人世间的一切看上去就如俯瞰蝼蚁的忙碌。网上有人说过：“在这个时代，思考是徒劳甚至危险的，假装思考更是费劲，唯有尽力地低成本参与这个盛世，至少给自己带来的也是快乐。”在此，犬儒、悲观和享乐主义奇妙地合流了。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是把虚无伪装成了深刻，并以鄙夷不屑来掩盖自己的无能为力，因为这么想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什么也不做”其实是通过放弃选择来做出选择，最终它无法回避这样的质问：“无为”和犬儒，实际上反倒有助于现有秩序的延续。他们之所以那么想，隐约可见的是一种循环时间观：想法和行为并不朝向一个开放的未来，而更像是一个封闭的圆环，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其实是“物极必反”。正因此，他们相信批评、行动只会帮助现存秩序改善，这也是讽刺之处：他们不相信底层自发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却相信上面能改进。要有所改变，当然谈何容易，相比起来，直接放弃就容易多了。有时我自己写评论都会时常觉得，简中的舆论场就是个垃圾场，一些朋友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道德洁癖，甚至不满我写时评，而认为我应当“洁身自好”一点。
这两年来，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从公共生活中撤离，不管是因为筋疲力尽还是岁月静好，他们都宁愿将自己封闭起来，转而以一种轻蔑的姿态面对自己疏离的世界，这就使得我们的公共空间更加一言难尽。
一个根本无解的问题是，凭什么要坚持理性？我近几年观察到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面对问题时，做出最冷静，最理性的选择就是放弃用理性解决问题。我们曾经有过不错的公共讨论环境，但是近十年，人们不是被蒙蔽了，因而需要启蒙才能掌握理性思考的能力，而是对这一切早已厌倦。问题出在问题之外，或许要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变化中找答案，文字已经丧失力量了。
这就又回到那个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写这些又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可能每个写作者的内心都曾被这样虚无主义的潮水反复侵袭，周围一些朋友不仅放弃了写作，甚至干脆放弃了思考，那样就算不能让生活变好，至少能活得轻松一点。我能理解那种挫败感，也因此，前几天的生日感言，我才说自己这一年来重新认识了“勇气”。我想说的是，忽视可能性就是忽视生活，如果我们相信一切不可改变，它才会真的不可改变。你可能觉得没希望，但你怎么知道自己的判断是对的呢？如果难以直面这个时代，那至少可以拉开一点距离，就当是在几十年后回望当下，把它作为一个客体来观察、分析，那或许还能有一种穿越回来、在特定的历史节点参与改变的感觉，这么想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罗翔有一次曾说：“我们太有限了，只能做觉得对的事情，然后接受它的事与愿违。”确实如此，我无法控制那个结果，但愿意做做看。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我想你们，以及未来的读者们（如果有的话）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