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者也会厌女吗？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日前看到王芊霓的一篇《学术妲己，向男导师摇尾巴的女人》。虽然她在文中说对两位当事人“感到几乎同等的厌恶”，但从标题就不难看出，她似乎对那位女博士更为厌恶。
为什么呢？因为在她看来，这个“向父权制摇尾巴”的女人“接受权力赠予的本不属于自己的好处”，“毫不羞愧地背叛自己所属的女性群体，也包括其他男性学生在内的弱势群体”。
照这么说，似乎那位被污名化为“学术妲己”的女博士，学术不端倒还在其次，其真正的道德污点是丧失了女性的自尊，将父权制的思维内化，并以自己最宝贵的性资源去换取男性给予的权力。当然，更不可原谅的是那些教唆犯：
ayawawa害人之处就在于，她告诉女性，你的生存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拿你的性和生育资源还有情绪价值去换“布男”（拥有资源的男性）的青睐和庇护。换言之，她教女性去跪舔父权。
然而，可能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她其实也想告诉女性，“你的生存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独立自主地活着，因为她否定了其它选项的正当性。以往“坏女人”这个标签通常是根据父权制的规范来界定的，而在她这里则具备了一种新的含义，那就是那些“跪舔父权”的女人。
为免误解她，我也将这篇文章转给一位很会独立思考的女性朋友看了，得到的答复是：“你没误解。她就是这个意思。”
我虽然没见过王芊霓，但也关注她多年，知道她多年来一直积极为女性争取权益，为什么像她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女权主义者也会厌女？
问题也许恰恰就在这里：正因为她立场坚定，所以她才格外不能容忍那些偏离了“正道”的女性。
对她来说，“女性”并不是生来就有的性别身份，而是一套社会角色规范——类似于说“女人就应该有女人的样子”，只不过和传统的“三从四德”不同，现在像她这样的女权主义者转而强调，女性必须独立自主，对于不能、不愿这么做的同类，她们尤为愤恨。
当你急切地想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时，这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也是中国社会相当盛行的逻辑。谁都明白，像“你还是个男人吗”这样的质问，并不是怀疑对方变性，而是强烈地要求他按自己的角色规范行事。不仅如此，它还隐含着道德指控和强迫性，因为背叛自己的身份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试想下那句“不转不是中国人”。
像“婚驴”这种污名化已婚女性的术语，倒是那些独立女性发明的，由此她们将自身的立场予以道德正当化，而将不能做出同样选择的女性看作是愚昧、低劣的。王芊霓说：“我觉得结婚前让小姑娘们掂量一下，结了婚会不会变成拉磨驴，这个词儿挺好的，有警示作用。”大概在她看来，这虽然是一副猛药，但能催人觉醒，那就是好的。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难以察觉的陷阱：那乍看起来是尊重女性的主体性，实际上却又潜在地否定了这一主体性，因为选择的自由是以正确的选择为前提的。
这就好比一个看似开明进步的家长让孩子选择长大后是否独立生活，孩子却宁可继续依靠父母，失望的家长微笑着说：“不对，这肯定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再选一次。”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美]高彦颐 著，苗延威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5
高彦颐在回顾了缠足的历史之后发现，不同时代的女性虽然经历截然不同，但其主体性却都遭到了忽视：没有男性的欲望和凝视，就不会有女人缠足，她们的反抗和痛楚很少得到正视；到了近代则反过来，此时如果一个女性习惯了缠足，不肯放足，就会被那些男性思想家们羞辱为“戕害国族发展的废物和祸水”。
由此，她尖刻地指出了被进步话语遮蔽的历史：“反缠足运动最鲜明的缺陷，乃是该运动对待缠足女子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敌视女性的态度。”
为什么那些尊重女性的人，却又厌女？这倒也未必出于虚伪，而是因为他们认定，如果你觉醒过来，不可能抗拒这唯一正确的做法。既然如此，那么其它自主选择都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证明你还有待拯救。
然而，真实的社会现实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就像现代女性的美容、减肥和耳洞，当然都可以说是父权制的产物，却又是一项关乎自体与自我实践之事，既标识了身份地位、宣示了自身的可欲性，有时却又是自尊的一种具体表现。虽然这肯定会有争议，但一个选择穿高跟鞋的女性，并不总是为了取悦男性。
最为奇怪的是，有时激进的女权主张，竟然会和男权话语达成一致：这边认为“向父权制摇尾巴的女人”才最可恶，那边也矛头对准“学术妲己”，对“学术纣王”则一笔带过；这边谴责女性减肥瘦身是顺从父权制，那边也骂女人打扮好看只是为了勾引男人。虽然这很难说是合谋，但有时却诡异地巩固而非动摇了现有道德秩序。
在这个日渐多元的社会，首先有必要承认一点：不同人难免有不同的选择，无论是民族、阶层还是性别，这些身份标签并不规定一个人必须如何行事。
就像上野千鹤子早就察觉到的，“女性”并不是一个内在一致的整体，相反经常出现各种对立，单身女性和已婚妇女、职场母亲和家庭主妇，甚至母女之间，都有各种反差，但这“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割裂”（《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可以想见，此时身处不同处境之下的个体，势必会有五花八门的各种适应策略。即便有些人想的不是去改变父权制，而只是尽可能地利用它，那也不见得就是不理智的，她们只是抱有一种有时是天真、有时又精明的想法：改变它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自己的利益照样能得以实现并最大化。
如果想要说服这些人改变，那首先就得理解其处境，毕竟谴责无法代替理解。《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从美国回来的女教授批评台下戴面纱的女生们，有位女生拉吉雅抗议：
你必须考虑我们的出身。这些女生大部分没被人夸赞过，从没有人告诉她们，她们本身的价值何在，或应该独立思考。现在你来向她们兴师问罪，责怪她们背弃从没人教过她们该重视的原则。你的能耐应该不只如此吧？
对很多女性来说，激进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反过来说，那些乍看甜美的女性，也不见得就不带刺。就像《阅读浪漫小说》中所指出的，那些偏好浪漫爱情的女性看似守旧，其实也是坚信“独立性”会增进魅力的新女性，她们只是部分地改造父权制形式来满足自身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