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罪犯并不等于原谅罪犯

“魔女”劳荣枝已被执行死刑，但围绕着她的争议和谜团并未就此消散。此前，我曾写过《无责任之恶》和《劳荣枝的两面》这两篇，试图分析她复杂黑暗的内心，然而，我当时就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兴趣。

对于像劳荣枝、弑母的吴谢宇这样的人物，总有一派人声色俱厉地主张，对他们没什么好说的，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去了解其人格，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从重、从快地对之除以极刑。

根据这种看法，理解罪犯不仅不必要，甚且危险，因为“理解”势必意味着认识他们身上的复杂人性，但这些审判者恰恰是想要确证他们早已丧失人性，承认其身上的人性，岂不就意味着坏人还能赢得一部分人的同情？

激烈者甚至认为，这些罪犯在法庭上的自我辩解和陈词与其说是他们的权利，不如说是“给了坏人机会”（而这是他们不应得的）。如果你试图理解他们，那就踏入了陷阱，仿佛稍稍能理解其行为动机和逻辑，就被诱捕到罪犯那一边去了。那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摩尼教式世界观，中间即便有灰色地带，通常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所恐惧的与其说是罪犯本身，不如说是恐惧对罪犯的理解动摇了自身的道德秩序。所谓“理解即原谅”，他们担心理解的下一步就是自己说不定对之产生同情，有人因此戏仿：“反对劳荣枝，理解劳荣枝，成为劳荣枝。”根据这样的三部曲，“理解”差不多意味着自身堕落转变的危险开端。

这么想的人有多少，不得而知，但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周围真不少，说不定甚至倒是人群的多数。他们不止是把这些罪犯视为不可接触的他者，对这些他者也没有好奇心，似乎那是什么病毒，靠近了就会感染。既然如此，对待这些他者的主要做法并不是客体化地加以了解、认识，而是隔离、排斥、清除。

如果处理这些异类、他者不是靠理性认知，甚至拒绝去理解，那究竟该怎么做才好？从我们这个社会运行的逻辑来看，通常的步骤是：识别（有时是直觉式断定某人是坏人）、定性，最终清除出去，维持一个道德共同体的纯洁。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集体主义本位的理念：相对于道德共同体的纯洁本身，那个自甘堕落的他者内心究竟如何，确切地说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其本身都不重要，就算错杀又怎样？重要的是原有的道德秩序得到了捍卫和重申。

照此，答案是在事先就已知道的，那犯罪心理学还有必要存在吗？为什么还需要审理案情、当庭辩护？又或，这些就算存在，也改变了含义：那是为了在技术层面搞清楚问题，履行一定的程序，并让罪犯更加心服口服。

然而，根据这一逻辑的犯罪心理认知，不能包含着“同情”意义上的深入理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势必要求先“把人当人看”，而不是看作一个本质上不可理解的怪物和他者——然而，这却又是与上述道德逻辑相矛盾的。

《追缉：炸弹客》第一季 剧照

从《包公案》这样的传统公案小说里，很明确地透露出这样一点：断案者犹如神灵，能一下子看到答案，推理过程实际上是不必要的；但在纪录片《追缉：炸弹客》里，正反双反的Fitz与Ted其实确有相似之处，他们非善非恶，只是都执着于自己的理念而难体察他人感受，看到最后甚至感觉善恶双方倒有点惺惺相惜。

应该说，至少通过通俗文艺的渲染，现在不少人也能理解这一点，然而，哪怕这样亦正亦邪的主角倒也很吸引人，但也正是许多人所恐惧的，因为那意味着进入到一个危险的灰色地带，有可能动摇原有的那个道德自我。

曾有一位听我说起能理解吴谢宇为什么那么做时，震惊之下脱口而出：“能理解变态，看来你也有点变态？”

我也承认，要接触这些黑暗的内心，依靠常理是无法理解的，有时甚至完全超出想象，但“理解”并不必然建立在共同心理和直接经历的基础上，否则我们归根结底也无法理解古代人——我们又无法穿越回去，怎么能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我完全理解一些人恪守自己道德观的努力，但拒绝去理解他者，压制自己的好奇心，固然得到了安全，却也极有可能是一种自我设限，那意味着我们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活动，并在事实上无法想象他者和外部世界。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更有可能是一个反复将异端排斥出去的一元社会，而非一个不断加深彼此理解的多元社会。

更进一步说，那些强调不应、不必理解罪犯的论调，背后所秉持的其实是一种偏重道德立场和情感的价值观，仿佛对罪犯的理解、同情，就能最终影响判案，这种“情胜于理”的浓厚伦理色彩，正是传统社会的重要特质。

有必要重申的是：理解罪犯并不等于原谅罪犯，更不等于为之开脱罪责，只是秉持着一种客体化研究的认真精神，理解社会运行中出现的每一次特殊偏离，并由此反观这些罪案的社会成因，从而更好地防范下一次悲剧的发生。实际上，在此基础上的秉公判案，才是在捍卫这个社会真正的道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