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悲剧负责？

河南方城县学校火灾事故情况通报已经出来了。全文谈了学校基本状况、善后救治等等，但除了“事故造成13人遇难”一笔带过之外，只字未提这些孩子的状况，乍一看甚至不清楚遇难者都是年仅9岁的孩子，更未谈及最关键的起火原因。

当地已经封锁消息，按媒体评论人张丰（他本身也是河南人）的看法，“这时候通报就是最后的、唯一的信息通道了，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诚意”，然而他失望地看到，这份通报“无主语、无愧疚、无责任”。

他敏锐地意识到，整篇通报都缺乏主语，“一个句子要有主语，意味着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责任意识’”，“关于事故责任人，巧妙地使用了一个被动句……”（“涉事学校7名相关责任人员已被依法控制”）：

这样的文风极其冷静客观，没有任何一丝“主观”或者情感的东西。同时它也意味着，在13个孩子遇难死去后，河南没有一个成年人“站出来”。
如果你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写文章，你马上会谨慎起来，因为所有的意思都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使用“我们”，则是诉诸抽象的集体，虽然正义凛然，但自己的责任也就少了几分。

这可并不只是咬文嚼字——或者应该说，这份通告才是咬文嚼字写成的。确实如他一针见血指出的，“无主语”就意味着“无责任”，那是一种刻意造成的模糊暧昧，暗示着“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但责任在谁，不知道。

在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日本，体系内部往往也是谁都不承担责任。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指出，这种心理状态与日本人喜欢用“是”（なる）多于用“做”（つくる）或“去做”（する）有关，这给人一种心理暗示，似乎事情是不必依靠人力而自然发生，既然如此，那么当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了。

他发现，在大学里做会议记录时，如果写“こうしました”（我们做了这些），同事们就会愤怒地加以反对，而写“こうなりました”（事情以这种方式发生），就很容易通过，因为那看上去是自然而然造成的结果。

这样一来，哪怕是重大事件，决策、演变的过程可能含含糊糊，但结论却不能改变，因为既然它是自然发生的，没有人去做，那也就无人会为此负责并采取行动。

凡是个人主体性尚未充分觉醒的社会，都是这类心态的沃土。《刚果战争》一书中谈到中部非洲也是如此：

送红包常用的动词是“流通”，而且通常是被动语态，好像红包自己长了腿一样。常见的说法是：“红包已经流通起来了。”红包给受贿的人保留了一点尊严：你不必因为直接接受对方现金而感到尴尬。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来自匿名人士也不知道装了什么的红包呢？

显然，这不是语言无法厘清边界、责任，而是刻意如此，因为模糊暧昧才能留有余地，让人免于尴尬，哪怕自己心知肚明，但只要不点明，自己不尴尬，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

和英语不同，汉语里“无主句”很常见，诸如“下雨了”、“上课了”、“开会了”都不需要说明主语是谁，看起来就是那么一件事发生了，大不了就是被动应对一下，但“我”当然既不是主体，也无须担责。

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案件，肇事凶手的父母找到受害者家人说：“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实在遗憾，请接受我们诚挚的道歉。”这诚挚吗？那首先就应注意到，它只提到“事情发生了”，仿佛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却避而不谈造成这一不幸的主语正是自家孩子。如果连事实都拒绝面对，你能指望他们诚挚道歉吗？

回头来看方城英才学校火灾的悲剧，公众和那13个家庭在追问事件真相时，最想知道的并不是善后救治，而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谁又该为这一悲剧负责，这首先就得直面问题。

当然，这次调查组也控制了7名相关责任人员，他们作为直接责任人当然要接受审判和惩处，但这样的事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对系统本身的反思，那么处罚这些人，只不过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让人们相信系统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只是个别人。

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死难的这些孩子大多都是乡村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也应承担责任，共同造成了这一悲剧，这么小的孩子，本来就不应该让他们脱离亲人的照顾，托管给这些不靠谱的机构。

怎么说呢，对刚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还要面对这样的指责不免太残酷。一位当地朋友告诉说，她早些年得知这些孩子的境况，也一度觉得很不忍，仿佛被孤零零地抛弃到一个很荒芜的地方，然而，对孩子的父母们来说，又只能外出打工挣钱才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这类寄宿学校？恐怕也是因为在他们的处境下，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他们只能用一系列的话语来自我说服：学校会负责的，老师教得也好，寄宿后孩子能更集中注意力学习，如此等等。只有这样欺骗遮掩自己，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把孩子交给学校，外出打工去。

换句话说，家长们那么做，是因为他们说服自己，那就是最好的选择。然而，真相是：他们其实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一个人在非自愿的境况之下别无选择，那他/她也就谈不上责任——因为根据定义，“责任”是一个人充分自主的决定所承担的后果。

这是我们在面对此事时所应牢记的一点：权责对等，我们不应苛责那些无权者没能做得更好，而应追问那些有权者为何没能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需要明确责任主体，否则就是又一次和稀泥：无人真正为此负责，最终不了了之，没报道=没发生=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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