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改编不得吗？

网飞版《三体》自上映以来，就引发了国内极大关注和争议。争议的主要焦点之一，是这一版对原著的大量改编，例如背景放在了英国，而主角罗辑干脆变成了黑人Saul，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归结为一个问题：相比起早先的腾讯版，网飞版到底好不好？

这一点已有太多人讨论过，但显而易见地，讨论完谁也没能说服谁。当然，“趣味”的问题本来就很主观，因为很多人理解的“好”，其实没什么客观审美标准，只不过是“我喜欢的那个就是好”——至少，要让人承认“我喜欢的那个，其实不好”，可以说是反人性的。

但在简体中文网上，这个问题还有棘手的另一面：太多人是不可能承认网飞版好的，只因那是国外翻拍的。这些热情的民族主义者通常抱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能输出到海外，那当然是值得骄傲的大好事；但另一面，这个大好事又不可能是好事，因为它不够“原汁原味”了。

问题就在这里：关键不在于网飞的改编好不好，而是无论怎样的改编都不可能让他们满意，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中国的文艺作品对外输出，但仍全然按照国内观众的口味来制作，甚至制作方不是中国公司就是原罪，那当然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就此而言，这些人是不可说服的，因为他们的审美趣味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且抱着一种顽固的一元价值观：凡是偏离原著的，都是低劣的、错误的、不正宗的，而“正宗”的必然在“我们”这边。

实际上，这是正统论的当代变形，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社会心理基底。我很早就注意到，周围人对日本、韩国、越南这些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有着毫不掩饰的优越感，嗤之以鼻地嘲讽他们不过是学了一点中国文化，加上本地元素，拼凑出一个奇奇怪怪的低劣版本，跟我们的当然没得比。

既然如此，那么改编版本的好坏根本不是一个可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对这些人来说，答案是早已知道的——不正宗的怎么可能是好的？只有先承认大前提（“海外的改编、变异也有可能是好的”），才能讨论小前提（“网飞版的改编好在哪里”），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像这样的争论，在国内当然也不是第一回了。2018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推出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猴王传奇》（Legend of the Monkey），在宣布开拍时就引发轩然大波：全剧四位主角的扮演者没有一位是华裔，唐三藏（Tripitaka）和沙和尚在剧中竟然都是女性。

这让很多中国人无法接受，纷纷谴责这是“恶搞”，因为这一设定太离经叛道了，就好像一道中国菜端上来，吃在嘴里只是西餐的味道，说不出的古怪。习惯了中国菜的胃太保守，以至于无法承认这也是“创新”。

倒是豆瓣上该剧的条目下有一条高赞评论还比较豁达：“你当它是《西游记》，这就是我们文化输出的成功案例；你不当它是《西游记》，这就是部还能看的魔幻剧。何必苛求符不符合原著的设定。”

确实，我们要勇于承认一点：在文化传播史上，变异而非继承才是正常现象，特别是民间故事，根本没有哪个才是唯一正确的正统版本，每个地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改编。

民俗学家Alan Dundes在《用精神分析学解释小红帽》一文中说：

变异是民俗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民俗具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和变异的特点，在明显的对比之中，它甚至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民俗中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本，只有一些文本。

著名的灰姑娘故事，有一些人相信起源于唐人笔记《酉阳杂俎》，女主角叶限没有南瓜马车，遇到的也不是王子；在欧洲的最早版本中，水晶鞋也不是水晶做的，是法文本里毛制的鞋（Vair），英译时误作水晶（Verre）。在斯拉夫的版本中没有舞会情节安排，但对一个帮助她的动物很感兴趣；在德国版本中则相反，且对那些超自然的神秘元素更感兴趣——如教母、母亲坟墓树上的鸟等等。

别看中国人那么难以接受自家的经典被改编，但对于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倒是津津乐道。河南坠子《耶稣娃》有个选段，前些年火爆全网：

冬至过了那整三天，耶稣降生在驻马店。三仙送来一箱苹果，还有五斤肉十斤面。小丫鬟手拿红鸡蛋，约瑟夫忙把饺皮擀。店小二送来红糖姜水，喊一声：玛利亚大嫂，你喝了不怕风寒。

都是改编，反应的反差如此之大，这表明中国人在这方面抱有双重标准：如果原版源于中国，那么我们这儿是正统，改编的统统都是低劣的乃至不可接受的；但如果原版来自异文化，那么中国化的改编只能证明中国文化的强韧生命力，有力地改造了它，“无论什么东西进中国，就是中国的了”。总而言之，左右都是我们赢。

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之所以在国内如此流行，我猜想是因为这正中无数中国人的下怀，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觉得，固守自身就是最好的，还能好处兼得，但这真的是那句话的本意吗？

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点，需要的不是埋头看自己，而是抬头看世界：任何一种文化的独特性，都必须在一个世界的对比框架之下才能真正看清楚。英国诗人吉卜林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一个只了解英国的人，对英国又了解多少呢？”其意无非是说，只有周游了世界，才能充分意识到英国有何不同于别处的特性。

正因此，宇文所安在《他山的石头记》中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一种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是在一个国际结构之中，对表现或再现自我特色的要求”，而本土与国际的交流，又反过来会影响本土的文化生产，“就像食廊里卖的食品那样，它们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国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国家色彩”。

回头来看，《三体》的改编正可折射出中国文化输出时亟需面对的困境：我们的文化生产，怎样才能充分考虑到世界各地其他人的“口味”，灵活调适，既不至于无法被人接受，又不失去自我，保留一定的“原味”？

那种原著党的设想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那隐含着一种固执的乌托邦信念：自己的东西不需要做任何调整，就能完整地输出并受人欢迎。但是，现实点吧，你就算把川菜馆开到上海都得适应下本地人的口味呢。无视他人需求，不肯调适的僵硬态度，结果势必就是遭遇市场的惨败，文化难以输出。

这虽然都是小事，但由此正可见国内社会对他者感受的普遍漠视，而要让中国的文化符号真正走出去，恰恰需要理解异文化群体的感受，否则你怎么知道如何才能让对方喜欢？这就需要走出狭隘的本土文化立场，从更开阔的视角眺望他者、反观自身。在这方面，挑战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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