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历史与遗忘：雅典大赦与吕西阿斯的修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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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历史与遗忘：雅典大赦与吕西阿斯的修辞策略

内容提要 公元前403年，在经历了三十寡头短暂的“残暴”统治之后，雅典民主政制得以再次重建。与其他希腊城邦不同，雅典并未因此陷入公民相互复仇的恶性循环之中，相反，内战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并立下大赦誓言，实现了城邦内部相对的和平。吕西阿斯诉讼演说辞中对大赦相关事件的叙述展示了民主政制重建后法庭上演说者关于正义以及和解所使用的修辞策略，反映了诉讼演说对内战后民众集体记忆与雅典公民身份的塑造过程及其对城邦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作用。关键词 雅典大赦 吕西阿斯 修辞策略 集体记忆 三十寡头

　　公元前5世纪末期，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日益加剧，党争在希腊世界大肆蔓延，给公民政治生活与城邦法律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在修昔底德笔下，科西拉（Corcyra）城邦的内部冲突充满暴力，血腥复仇似乎永无止境。然而，在经历了帝国的覆亡与政体的更迭后，雅典并没有因为“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而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混乱，相反，城邦很快迎来和平的曙光，实现了公民和解。公元前403年，在斯巴达国王保桑尼阿斯（Pausanias）的干涉下，“比雷埃夫斯港的一派”与“城市的一派”达成和解协议。协议主要规定了恢复民主政体后的雅典与仍被寡头派占据的埃琉西斯今后的共存关系，但同时也包含一则赦免条款，规定那些曾经参与寡头政权的人，不会因为他们之前所犯的罪行而遭到控诉和惩罚。随后，全体雅典人聚集在神庙举行和解仪式，公民依次宣誓“不再记起旧日的伤害”，雅典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选择遗忘而非牢记此前的伤害，公元前403年雅典的公民和解因此在古代世界常被视为成功平息内乱的道德范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大赦的真正意图并不在于阻止公民回忆之前的遭遇，而是禁止将记忆当作复仇的武器，防止任何人针对内乱期间犯下的罪行提起诉讼。因此，在法庭上雅典人如何应对过去，如何在不忘记过去的情况下维持当下内部的和平，如何在新的法律、政治语境下“述往事，思来者”，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自然成为学者们在解读大赦何以取得成功时必然要面对的挑战。早期学者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法庭上演说者对内战的回忆是对诉讼程序的滥用，目的在于通过煽动公民陪审员的情感从而左右最终的投票结果，因此法律沦为公民寻求报复的工具。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雅典民主政治与法律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转变，学者们更加关注诉讼演说在维护大赦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沃尔伯特的研究。在《回忆战败：古代雅典的内战与公民记忆》一书中，借助现当代关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理论，沃尔珀特（A. Wolpert）将雅典大赦与世界近现代史中出现的内战、和解事件进行比较，并以此来说明古代雅典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在他看来，内战后雅典的公共话语（civic discourse）弥补了大赦誓言与和解协议的不足，因为单纯依靠法律规范与政治制度的约束无法实现城邦内部的统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大赦与和解具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敌对双方创造了对话的机会，通过演说者个人对过去的再现，和解得以从一种被迫的妥协转变为民众获得胜利的标志。沃尔珀特的研究表明，尽管受到大赦的限制，法庭却为雅典公民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因而在如何回忆这场血腥的冲突上，双方可以不断进行商谈，从而化解仇恨。　　在和解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分析诉讼演说辞中有关内战与战败的修辞策略，借此考察雅典人如何在集体层面回忆他们的过去，进而剖析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在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发生的转变，沃尔珀特的研究可以说为理解公元前403年之后雅典的法律与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然而，略显不足的是，沃尔珀特在研究中更为关注诉讼演说辞在修辞策略上所具有的共性，对于演说辞文本本身的法律语境，以及不同演说家在对待大赦问题上所采取的特有的修辞策略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拟将吕西阿斯演说辞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分别从阴谋叙事、公民身份的构建以及和谐一致观念的宣扬这三个方面考察吕西阿斯如何重构雅典民众的集体记忆，并进而分析在大赦的语境下，这种有选择的回忆（或遗忘策略）如何起到维护城邦内部稳定的作用。一、三十寡头政变与阴谋叙事

　　公元前403年民主制重建之后，如何回忆、反思民主制的解体成为雅典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因为无论是战败协议的签订，还是三十寡头的任命，都是经过民众同意以合法手段达成的。据色诺芬记载：羊河战役（Aegospotami）失败后，雅典遭受斯巴达军队的重重围困，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得到民众授权出使和谈，并最终带回缔结和约的条件，大多数雅典人对投降提议表示赞成，并且投票同意接受和约；之后斯巴达将军吕山德（Lysander）率领舰队驶入比雷埃夫斯港，主持拆毁象征雅典帝国双腿的长城，在他逗留雅典期间，民众选出三十人，委以起草祖宗之法的重任，只是后来三十人非但不履行职责，还对内实行暴政，蜕变为三十寡头。在史家色诺芬的叙事中，对于城邦遭遇的种种不幸，民众多少有点难辞其咎。作为一名遭到城邦放逐，长期在斯巴达生活的雅典人，色诺芬在“秉笔直书”时显然不用太过顾虑这样书写是否会触怒雅典大众，然而，作为一名诉讼演说辞撰写者，吕西阿斯则必须要为他的当事人考虑，顾及作为陪审员的民众的感受。

　　虽然对于如何重构与解读内战，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并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将三十寡头政变构建为一场反民主的阴谋，并由此将与诉讼相关的证据串联在一起，则是吕西阿斯在多篇演说辞中常会采取的一种修辞策略。在阴谋叙事中，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是导致三十寡头上台与民主制被推翻的直接原因，相反，正是因为内乱才使得城邦与民众处于危难之中。达成和解的苛刻的条件，特别是民主制的垮台以及长城的拆毁，这些都被有意地置放到反民主的阴谋产生之后，从而形成了与其他古典作家完全不同的内战叙事的版本；甚至在法庭上演说者也会指出，正是因为对手的背叛行为才导致了羊河战役的惨败。通过这些方式，吕西阿斯试图讲述一个更能够被雅典广大民众接受的关于战败与内战的故事，一方面可以将对手之前的行为与反民主政治阴谋的动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雅典民众摆脱种种责任。　　在《诉阿格拉图斯》演说辞中，吕西阿斯所采取的策略是将阿格拉图斯（Agoratus）的告密行为纳入到三十寡头阴谋推翻民主制的叙事之中。首先，演说者以公元前405年雅典羊河战役的失败作为回忆的起点。他指出，在雅典人的战舰被摧毁之后，雅典城邦内部形势发生恶化，当斯巴达的舰队抵达比雷埃夫斯港时，双方展开和谈，与此同时一部分人企图阴谋政变，想要抓住这个“最好的时机”，按照自己意愿重新安排公共事务。与古典史家更为关注海战之后雅典面临的外部困境不同的是，吕西阿斯将此作为内乱开始的标志。在演说辞中，演说者之所以敢于冒着惹怒民众的危险提起这次海战，其目的显然不是要对其进行描述，而是试图通过唤起法庭上听众的共同情感，将他们带入到自己的叙事情境中，虚构陪审员作为事件发生的亲身经历者与见证者的身份，“为听众构建一种回忆过去的思维框架”。通过这种方式，演说者试图重塑法庭陪审员关于内战的记忆。　　为了向陪审员具体呈现阿格拉图斯如何杀害了狄奥尼索多罗斯（Dionysodorus）与其他民众领袖，演说者将回忆定格在了雅典与斯巴达进行和谈的这段时间。不过，演说者回忆的重点并不是展示雅典人对和谈协约具体内容的反对，而是试图将和谈签订的过程描绘成围绕雅典民主制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首先，寡头派为了清除障碍，他们用阴谋与非法的手段杀害了民众领袖与军事将领；其次，为了上台，他们背叛城邦，迫使民众接受斯巴达提出的苛刻条件，拆毁长城。在演说辞中，当斯巴达提出将拆毁长城作为和谈的条件时，遭到了以克列奥丰（Cleophon）为首的民众领袖与那些军事将领的坚决反对，然而为了促使雅典人接受战败的条件，寡头派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首先，塞拉麦涅斯主动请缨，希望承担出使和谈的任务，他用言辞蛊惑民众，取得民众信任，然而却故意在斯巴达停留三个月之久，为的是使民众更为疲敝与绝望，从而更愿意接受和谈的条件。同时，在城邦内部，阴谋叛变的人诬陷克列奥丰逃避兵役，并且通过操纵法庭审判处死了他。当塞拉麦涅斯返回雅典后，他带回了较之前更为屈辱的和约，因此遭到民众领袖与军事将领们的激烈反对。为了能够在公民大会上讨论通过和约，阴谋叛变者试图诬陷与伤害这些人。塞拉麦涅斯与阴谋叛变者利用阿格拉图斯，将他作为告发民众领袖与军事将领的工具，同时勾结已经寡头化的五百人议事会，最终置这些人于死地。以上的叙述框架只是吕西阿斯寡头阴谋叙事的一个缩影，但从中或可管窥，演说者按照紧凑的逻辑推理与时间上的前后顺序对事件进行了编排，从事件的结果推导出对手的动机，以此将雅典的战败塑造为城邦内部分裂的结果，进而将战败的罪责归结为对手与寡头派的阴谋，用以开脱民众在城邦剧变中的被动与“无能为力”。　　从演说者所讲述的这个情节复杂的故事来看，羊河战役之后雅典城邦内部的分裂与政治对抗无疑是故事的内核，在这之中阿格拉图斯的告发则成为造成雅典战败投降与民主制被推翻的关键因素。通过选取克列奥丰与塞拉麦涅斯这两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分别作为“民主派”与“寡头派”的代表，吕西阿斯试图向听众揭示这种对抗的张力，以及对抗背后所隐藏的推翻民主制的阴谋。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其他古典作家笔下，民主政体出现危机的时间并不在雅典被斯巴达封锁、围困之时，而是在雅典与斯巴达签订战败协议之后。　　根据其他古典史料的记载，尽管完全陷入困境，雅典人似乎也没有打算就此投降。城邦内部依然是一致对外的，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对立和分裂。相反，为了加强团结，“雅典人恢复了那些之前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的公民身份”，而这些人中很可能包括那些参与四百寡头政变的成员。这项由帕特洛克里德斯提出的动议，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公之于众，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公元前405年初上演的喜剧《蛙》也许有着密切关联。剧中，诗人劝谏雅典人不要再追究此前遭受的不幸，应当原谅“那些受到弗吕尼库斯（Phrynichus）欺骗的人”，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海战之后，随着剧作的上演，雅典人不仅接受了诗人提出的建议，颁布帕特洛克里德斯（Patrocleides）法令，并且还因此授予阿里斯托芬橄榄桂冠。至少直到这一刻，雅典内部依然还是一派一致对外的景象。　　同时，在遭受围困之时，雅典人真正关心的是城邦的存亡，而非政体的更替。围绕是否接受斯巴达提出的和平协议，雅典内部存在激烈的争论，然而克列奥丰与塞拉麦涅斯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双方在和平协议具体条款上存在的分歧，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接受条约中有关拆毁长城与上缴战舰的部分。这种分歧，是由当时雅典人所面对的特殊形势造成的：受到斯巴达的围困，雅典人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一方面城邦内部粮食日益耗尽，接受媾和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斯巴达人提出的议和条件，雅典人存在怀疑，担心一旦进入比雷埃夫斯港斯巴达人就会背信弃义。主张拒绝接受和平协议的一派起初占据上风，阿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在议事会上提议接受议和，并因此获罪入狱，随后雅典人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人再做类似提议。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雅典内部的饥荒日益加剧，塞拉麦涅斯主动请求出使和谈，并促使雅典人最终接受了议和条件。当塞拉麦涅斯及其他使节返回雅典之后的第二天，雅典就召开了公民大会讨论和谈问题，即便一些人——其中包括阿格拉图斯的那些受害者——仍然投票反对接受和谈条件的动议，但大多数公民投了赞成票。　　可以说，在雅典正式战败投降与三十寡头上台之前，城邦内部并不存在试图推翻民主制的寡头的阴谋，将海战之后雅典内部关于议和条件的争论描绘成一场事关民主制危急存亡的政治斗争，以及将克列奥丰与其他反对接受和谈的人塑造为寡头派的敌人，是吕西阿斯所采用的一种修辞策略，一种对时间有意的错置。不同于色诺芬，在演说辞中这场公民大会似乎是“只闻其声”，但却从未真正出现。首先，他将狄奥尼索多罗斯等少数人的反对，安排在塞拉麦涅斯刚一回到雅典之后，而不是一天之后的公民大会上，从而制造出一种错觉：似乎这些“对民主制忠诚的人”已预先知道塞拉麦涅斯的“阴谋”，并试图阻止他。其次，在色诺芬的笔下，少数人的反对与大多数人的投票通过，几乎不存在时间上的间隔，然而在吕西阿斯的叙述中，这两者之间的间隔则在主观上被无限地拉长，嵌入其中的是阿格拉图斯告发事件的始末。对于最终决定接受和谈的公民大会，演说者的讳莫如深，一方面是为了制造出一种民众从未主动接受过和谈协议的假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构建一种激烈的对抗关系，将阿格拉图斯的告发构建为影响雅典城邦以及民主制命运的重要事件。　　在演说辞中，雅典的战败和政体的变革都被归因于三十寡头的阴谋，而他们阴谋发动政变的动机成了解释事件起因行之有效的修辞策略，使得雅典人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理由来接受城邦所遭受的不幸，并同时掩饰民众自身的过错，以及和解协议达成前后所经历的分裂。不过，这种阴谋叙事本身是吕西阿斯对雅典人不久前历史经验的一种简化和重构，对雅典人集体记忆的某种重塑，而非基于事实的历史书写。通过回忆寡头政变的经过，吕西阿斯巧妙地将当事人与对手的品格证据嵌入其中，让他们的行为都发生在适当的时间点，贴合每个诉讼案件自身的语境，并且在其中添加大量的历史事实，以使故事变得更为可信。二、三千人与雅典的内战与和解　　内战使得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出现严重的破裂。为了扩大自身统治的基础，三十寡头在上台后不久就着手创立三千人公民团体，允许这些人一同参与城邦事务。与其他排除在名单之外的公民不同，三千人并没有遭受三十寡头的迫害，相反，他们不仅是寡头制的支持者，甚至其中一些人还参与内战，为三十寡头效力，即便是在三十寡头被驱赶到埃琉西斯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不愿恢复和平。当流亡的民主派在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的带领下取得穆尼基亚（Munichia）战役的胜利，民主派急切盼望和谈，而此时雅典城内的寡头派分裂成不同的团体，他们“相互争论”。色诺芬分析了这些人的心理，并将他们大致分为两类：那些曾经做出过暴行的人和那些自信没有任何过错的人。不过，尽管三千人内部并非“沆瀣一气”，但此时他们依然支持寡头政制。因此，虽然他们最终投票一致决定废黜三十寡头，成立十人委员会，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同民主派试图和解，而只是出于对三十寡头的不满，因为后者在与流亡民主派的对抗上多次失利。事实上，十人委员会刚一成立，他们就派遣使节去斯巴达请求军事支援。依靠吕山德的支持，雅典城内的寡头派再次恢复斗志，继续与流亡的民主派抗衡。在色诺芬笔下，雅典城内的寡头派领袖（）在道德上显得非常低劣，他们不仅向斯巴达人无条件投降，而且希望民主派也和他们保持一致，献出比雷埃夫斯港和穆尼基亚。不管怎样，留在雅典城内的寡头派并没有因为三十寡头的下台而想要停止内战，至少三千人中的一部分成员并不想回到民主派的统治之下。　　和解之后，民主制得以重建，民主派领袖阿尔克努斯（Archinus）使用非常手段，将那些犹豫不决的三千人成员强行留在雅典城内。虽然在和解协议中，并没有条文明确规定留在雅典城内的寡头派成员仍然有资格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但是从古典史料的记载来看，三千人并没有被完全排除在重建的民主体制之外。根据色诺芬的描述，在民主政制重建之后，似乎所有公民共同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此外，《雅典政制》还提到，当那些曾经在三十寡头统治下担任过官职的人接受述职审查时，法庭陪审员将会从这些留在雅典城内的人之中选出。因此，内战后的诉讼审判中，法庭上的陪审员既有那些之前流亡的民主派成员，也有曾经支持过三十寡头的三千人。　　不同于色诺芬的描述，三千人的形象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显得并不那么消极，相反，演说者甚至有时会赞扬他们对城邦的统一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如在第12篇演说辞中，吕西阿斯声称三千人选出十人委员会为的是进行和谈，但后者背道而驰，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内战。从演说者的叙事来看，似乎和解谈判早在三千人废黜三十寡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寡头派的一方还未返回雅典城内。在演说辞中留在城内的人作为三十寡头的对立面，与流亡的民主派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对和解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三千人之所以成立十人委员会，其目的在于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人与流亡的民主派建立友好的关系，就如在《雅典政制》中所描述的那样，最终目的是结束战争。　　此外，在面对这些留在雅典城内的人时，吕西阿斯并没有诉诸仇恨与愤怒的情感，也没有要求他们回忆（）过往的不幸，而是请求他们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演说辞中，三千人仿佛是被三十寡头蒙骗的人，后者不仅独占利益，而且迫使三千人与他们“一起背负恶名”（）。通过对比民主政制和三十寡头统治下三千人可能会经历的不同命运，演说者将三千人塑造为三十寡头政变的受害者，刻意地掩饰他们曾经作为寡头政制支持者的形象，以这种方式将三千人重新纳入到城邦共同体中。　　如何理解吕西阿斯与色诺芬对三千人所做的不同描述？在罗兹看来，三千人此时并没有做好和平谈判的准备，而十人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实现和解的这种说法很可能起源于特拉叙布鲁斯所率领的流亡民主派在当时情境下的想法，他们原本以为三十寡头的下台预示了雅典城内的人态度的转变，但是最终的结果却让他们很失望。然而，如果从演说辞发表的历史语境来看，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看作吕西阿斯对雅典人集体记忆的一种构建，旨在解决内战双方在此时仍然存在的隔阂，以此将他们重新统一成一个公民团体。　　在吕西阿斯第26篇诉讼演说辞中，欧安德罗斯（Euandrus）在任职资格审查中受到指控。作为控告方，演说者告诫议事会议员，对手很可能辩解说此次审查不只牵涉他一个人，而是会影响所有留在雅典城内的人，并且对手将提醒议事会议员不要忘记大赦誓言与和解协议（ ），以此获得那些待在城市中的人对他在资格审查中的支持。显然，吕西阿斯预见到对手将试图寻求大赦的保护，并且后者将会告诫陪审员此次审判事关所有留在雅典城内的人。　　为了证明对手并不受大赦的庇佑，演说者将留在雅典城内的人分为对立的两部分：“做了许多坏事的人”以及“与三十寡头作对的人”，以此将对手从三千人中分离出来。首先，吕西阿斯肯定了那些留在雅典城内的人当中的许多人是忠诚于民主制的，并且认为他们应当受到大赦的保护。通过将三千人中品格优秀的人与流亡的民主派进行对比，演说者甚至将公元前403年的和解归功于这些留在城内的寡头派：正是这些人选择与那些从流亡中归来的人一同分享公民权，而不是和三十寡头一起受到斯巴达人的奴役，才促成了民主制的恢复。在演说者口中，三千人中品格优秀的人不仅在道德上可能胜过那些流亡的民主派，而且在民主政制重建后这些人较之于后者也应当享受更高的荣耀。　　紧接着，吕西阿斯对大赦与任职资格审查法令设立的目的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为了反驳对手对大赦法令的援引，演说者力图说服陪审员，大赦保护的对象并不是所有留在雅典城内的人，而仅仅是那些没有犯过错的人，而立法者设立任职资格审查的目的则是将那些做过坏事的人排除在外。演说者对大赦的这一解读，尽管在某一部分的公民群体看来是名正言顺的，但是从严格的法律层面来看，这却并不符合大赦颁布的真实意图，甚至可以说是与后者的精神相背离的。但是，演说者的这一做法不仅不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还有助于缓解内战后民众对寡头制支持者的猜疑之情，维护雅典公民内部的团结。通过对三千人历史形象的重塑，演说者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他们在民主政制重建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营造了一个民主制从始至终受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假象”。三、大赦与城邦的和谐一致

　　公元前5世纪末，面对日益普遍与恶化的党争，和谐一致的观念由此产生。民主制重建后，雅典人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和谐一致的重要性。和解之初，雅典人就用公库的钱支付了寡头派所欠斯巴达的债务，尽管和解协议规定这笔内战借款由城内一方与比雷埃夫斯港一方各自偿还。亚里士多德指出，雅典人之所以会如此慷慨，显然是出于维护城邦内部和平的目的，因为在雅典人看来，“这样做是取得和谐（）的首要步骤”。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将这件事看作体现雅典人“宽厚”（）品格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他教导雅典人，“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才使雅典人如此和睦”（），使城邦变得强大。在古典作家眼中，和谐一致是公民彼此相处的一种理想模式。

　　在公元前403年后，大赦事件更被看作雅典人和谐一致的典范与历史性的时刻。在演说辞中，和谐一致与内讧往往构成一组相对的概念，成为决定城邦向“好”与“坏”方面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如在《论尼西亚斯兄弟的财产》中，演说者指出，每一个雅典人都会同意，“内乱”（）是一切危害的根源，与此相对，“和谐一致”（）则是城邦最大的善。结合之前所发生的内战与公民和解，演说者进一步指出，在经历流亡返回城邦，并受到良好建议后，民众自己得出了这样的认识。通过再现、重构民众颁布大赦前的心理活动，演说者将雅典大赦转变为雅典人在经历不幸后，为了恢复城邦内部的和谐一致，消除内乱，而独自做出的神圣的决定。　　演说者之所以如此宣扬和谐一致的重要性，与这篇演说辞的法律语境密不可分。《论尼西亚斯兄弟的财产》是吕西阿斯在公元前395年之前不久为雅典著名将军尼西亚斯（Nicias）的外甥撰写的一篇有关财产充公诉讼的演说。从演说辞中可知，对手曾先后两次提起诉讼要求没收尼西亚斯的弟弟欧克拉泰斯（Eucrates）的财产，并且指责尼西亚斯家族曾经是寡头政体的支持者。在财产充公案件中，如果起诉的一方获胜，就将获得被告所充公财产的四分之三作为奖励，因此起诉人提起控诉的动机很容易被怀疑是为了牟取私利。基于这一点，吕西阿斯所采用的策略是将对手塑造为蛊惑民众的人，同时指出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中饱私囊。在演说辞中，这些人表面上以民众的名义提出起诉，实际上却是寡头制忠实的拥护者。通过这种方式，吕西阿斯将民主政制被推翻的原因解释为政治领袖的投机行为，从而强调维护内部的和谐一致是雅典人最应当遵从的“正直的建议”。　　在伊索克拉底第18篇演说辞《诉卡里玛库斯》中，违反大赦誓言的行为被看作使城邦再次陷入内战的危险举措。演说者以一种极为肯定的口吻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雅典人无须从其他希腊人那里学习就已经非常清楚，“和谐一致（）是美好的，而内乱是邪恶的”。演说者请求民众回忆达成和解前后双方关系发生的转变：在彼此交换誓言之前，公民分成敌对的两派，他们“彼此仇恨”，彼此势同水火，关系比世仇还要不容，然而在和解之后，他们再次合二为一，“全体公民以正直的方式以及为了公共的利益共同管理城邦”，这些努力消除了人们对于过去不幸的回忆，并且使雅典人因此成为全希腊人中“最幸福与最明智的人”。雅典人的这种特殊性在于：在其他希腊城邦，和解协议增加了内乱（）的程度，“然而在雅典它却带来了和谐”（）。在演说辞中，演说者将遵守或违背大赦誓言的行为与城邦的分裂与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以此告诫民众，如果有人对一位公民在内战期间所犯罪行提起控诉，这种诉讼行为应当被禁止，因为它会离间城市里的人与其他民众的关系，在全体公民内部制造不和，加深彼此的敌意。因此在法庭上，陪审员的投票不仅仅是在正义与不义之间做出宣判，更是在城邦的和谐（）与分裂（）之间进行抉择。　　在葬礼演说中，吕西阿斯则将“和谐一致”塑造成雅典的先辈们所遵循的一项重要的行为规范。和谐一致成为雅典人自古至今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并且也将成为雅典人重建昔日帝国的基础。演说家指出，不同于其他城邦，雅典人的祖先们之所以能够“众志一心”（）追求正义，是因为所有雅典公民都是地生的（），他们因此拥有同一块土地，既作为母亲也作为父亲。雅典人的团结，源于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为了能够维护公民间的和谐，雅典的先辈们率先驱逐了他们中的那些掌权者，建立了民主政制，这是因为他们坚信“最大的和谐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自由”（）。此外，在探究雅典先辈们何以取得如此这般的丰功伟业上，演说者更是将此归结为他们“出身高贵，思想一致”（）。这种“万众一心”（）使得他们成为全希腊的英雄，以少胜多，取得了对蛮族的胜利。　　正是因为城邦内部的和谐，才使得演说者在公元前395年科林斯战役的国葬典礼上，敢于直面雅典之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并且让雅典人重拾信心，再去追逐曾经的帝国梦。在演说辞的第63至65节，演说者的叙述紧紧围绕大赦展开，而城邦的和谐与强大则成为民主派的一项重要业绩，这是因为从流亡中回归的民主派所做的决议，与这些先烈的业绩是不相上下的，他们放弃了复仇和惩罚他们的对手，致力于挽救城邦。以这样一种方式，他们向世人证明，雅典是强大的，而不是弱小的，城邦并没有因内乱而陷入混乱，而是恢复了和谐。在演说辞中，吕西阿斯分析了雅典为何会战败：城邦之所以遭遇不幸，并不是由于它自己的怯懦，或者敌人的勇敢而造成的。如果不是因为内乱（），如果流亡者与城市里的人并肩作战、团结一致（）的话，雅典人就有可能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击败斯巴达与其同盟者。在这篇演说辞中，和谐这一术语之所以会被反复重申，并且贯穿全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大赦之后，伴随着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制的重建，这个词语在雅典人心目中的形象具有了一种积极的面向。　　在公元前4世纪初，吕西阿斯等演说家常常在其演说辞中宣扬城邦的和谐，反对城邦的分裂，这对大赦令颁布后的雅典城邦社会和谐思想的建构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创作演说辞时，吕西阿斯是以履行“大赦”誓言为宗旨的前提下，以实现城邦内部的和解为目标的。在其演说辞中，他反复提及城邦的两种状态：“和谐”与“分裂”，并借此区分了两类人：团结城邦之人和危害城邦之人。通过演说辞，他试图表明达成普遍的和解才是雅典民众的当务之急，实现长远的和谐才是民众应该期待和努力的城邦未来。

结论

　　公元前403年雅典“大赦”的颁布，在古代雅典的政治演进中既可被视为一个断裂的节点，也可被视为一座连接过去的桥梁，这种双向的特性是由其自身的含义所决定的。“大赦”将一种人类记忆自然的消除过程变为一种主观意志主宰下的活动，这就要求人们有选择地去记忆自己所需要的历史。民主政治所需要做的不仅是不去追究寡头派所犯下的罪行，避免流血复仇，更重要的是解释城邦经历这一切不幸的原因，从意识形态层面构建一个统一的民主城邦。因此，仅凭外部因素（如斯巴达）、法律乃至雅典人的品德都无法实现真正的大赦和解，大赦和解条约的制度意义也远不如其文化意义重要。然而，作为城邦意识形态主要的沟通与交流方式——诉讼演说，成了一个重要渠道。

　　尽管大赦誓言的含义是禁止人们为不久前受到的伤害寻求报复，公民心中的伤口既然已经因内战而产生，就不会轻易地因为和解程序的“魔法”而自动愈合。通过对回忆的掌控，正如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所呈现的那样，这种对于过去的重构，揭示了其本身作为一条“曲径”，却有可能是通向“忘记”不久前的创伤的理想之路。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遗忘，并不是彻底、全然地忘记，而是部分地、有选择地回忆，从而遮掩内战中那些令人感到困扰和不快的部分。尽管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一些演说者在法庭上请求雅典人去“回忆”（）和“惩罚”（），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吕西阿斯没有违背大赦誓言，相反，通过回忆和重构公元前404年的战败、内战、大赦与和解等事件，吕西阿斯不仅展示了雅典人如何利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处理当下的冲突，更通过其个人出色的修辞技艺，影响着当时城邦的政治局势。
本文作者李宏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讲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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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4期 | 李文明：20世纪日本学界的“古代虾夷族群”论争2021年第4期 | 夏婷婷：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的肺结核防治与民族国家建构2021年第4期 | 蔡梦竹：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历史记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