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邓超：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太平洋因素与美国早期亚太政策的缘起
往期回顾
1812年英美战争中的太平洋因素
与美国早期亚太政策的缘起
内容提要 1812年战争爆发前，英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商业利益的消长是两国竞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冲突使1812年战争具有了明显的“太平洋特征”，成为美国历史从大西洋走向太平洋的主要推动力量。战争进程中，美国军舰第一次进入太平洋与英国皇家海军对抗，并对马克萨斯群岛实施了短暂的兼并，这是其在太平洋地区有明确历史记载的第一次武力兼并事件。这次行动最终遭遇失败，表明美国此时在太平洋扩张中有心无力的现实，迫使其将扩张的重点调整为大陆方向，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得失，可视为日后大规模扩张的先声。这场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军队职业化，提升了国家自信，明确了国家发展方向，有力提升了美利坚民族认同，更为美国争得了长期有利的外部环境。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个新的太平洋国家的崛起，对太平洋地区现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 1812年战争 太平洋世界 美英关系 地缘政治 亚太政策 埃塞克斯号
时至今日，历史学家还在为1812年战争的起因争论不休，足见其复杂程度。大多数学者强调海上贸易冲突的作用，认为美国开战是为了迫使英国放弃对美国与欧洲大陆贸易的限制和强制征兵。更常见的说法是，这场战争是美国为了自由贸易和海员的权利而战。然而，由于大西洋贸易一般被认为是同时期美国海外贸易的主体，所以在传统研究视角下，美英两国在太平洋上的贸易冲突常被忽视。不过，由于缺乏美国19世纪初对外贸易总额的准确统计数据，“走私和其他形式的非法贸易，领事办公室保存记录的草率，以及记录随着时间的破坏，都使那些试图对建国初期美国对华贸易、东印度贸易和对外贸易总额进行准确测算的现代学者处于危险之中”。所以，这种忽视可能只是缘于一种刻板印象。 如果从全球整体的视野出发，太平洋因素在美英贸易冲突中所起到的作用更不应被忽视。因为1812年美英战争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发生于拿破仑战争这场更大冲突的阴影之下。1812年之前，美国抓住了拿破仑战争创造的机会，国际贸易大幅增长。这又威胁到英国的海上贸易霸权，希望通过皇家海军的优势地位打压处于上升态势的美国。美国则试图通过占领加拿大的一部分，迫使英国给其主权国家应有的尊重，并换取英国在贸易和海上权益方面的让步。这场针对英国的战争使美国成为法国事实上的盟友，继而与法兰西帝国的全球斗争联系起来。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回顾一下这场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太平洋上商业利益的增长趋势。建国之初的美国，既是“一个没有制造业的民族，又被禁锢在一片不生产很多主要食品而面积又很有限的地域里，更被代价很大的战争耗尽了财富”。此外，美国还要面对英国的经济封锁。18世纪末，美国人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太平洋，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美国人独自开辟的太平洋贸易路线是为了生存而抗争的生命线。诚如中国学者王元崇所言：“到中国去，是美国独立之时一种亡命一般的选项。” 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开展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对新生的美国意义重大。自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来华成功建立中美直接贸易后，两国间的商业联系不断增强。美国船只将来自欧洲、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的货物运往广州，极大地弥补了建国初期因经济不发达而造成的国库空虚。1792年欧洲爆发全面战争之后，中立国家的运输商船获得发展良机，美国船只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1784～1814年，美国前往广州和澳门的船只数量由491艘增加到618艘。在1805～1808年的高峰时期，美国人在欧洲人的殖民地运输贸易中所占份额最大，亚洲产品的贸易可能已达到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 这一时期，美国在太平洋的商业利益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毛皮贸易方面。1787年，两艘美国商船“哥伦比亚号”和“华盛顿夫人号”从波士顿出发，沿着约翰·利雅德（John Ledyard）建议的航线，到达北美大陆西北部的太平洋海岸，标志着美国人从事毛皮贸易的开端。实际上，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商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到达那里，并由英国人占据了这项贸易的主导地位。但美国人后来者居上，到1800年已经超越英国，成为西北海岸毛皮贸易的主力。在1812年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商人基本上退出了西北海岸与中国贸易的竞争。18世纪90年代末到19世纪20年代初，西北海岸毛皮贸易迎来了它的全盛期。 另外，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特产也逐渐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随着美国商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国人的偏好，檀香木、海参、龟甲、珍珠、珍珠贝和燕窝等货物陆续加入对华贸易清单。起初，由于这些岛屿商品的利润空间没有毛皮贸易那么大，所以只是作为补充货物而出现。从1811年起，夏威夷檀香木贸易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812年战争结束之后，此项贸易很快就迎来了繁荣期。1819年以后，随着西北海岸毛皮资源的缩减，檀香木在跨太平洋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商品贸易同样面临着英国的竞争，新南威尔士的英国官员就曾鼓励本国商人介入，以压制美国迅速扩大的影响力。尽管美国商人参与了斐济等南太平洋岛屿上檀香木、海参等商品贸易，但由于英国商人在南太平洋上的激烈竞争，美国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取得在夏威夷那样的影响力。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另一项重要利益当属捕鲸业。不过，这项贸易与前述商品不同，主要面向欧洲市场。18世纪，北大西洋是欧洲和美国捕鲸者的主要作业区域。由于北大西洋鲸鱼数量日渐减少，而南大西洋鲸鱼相当稀少，加上探险者和商船不断传回太平洋存在大量鲸鱼的消息，捕鲸船开始相继转入东南太平洋海域。1812年战争前，美国捕鲸业的主要竞争者是英国。英国捕鲸船每年向英格兰运回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鲸油，主要用以点灯照明。美国军舰“埃塞克斯号”之所以要进入东南部太平洋，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在这一区域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捕鲸等商业利益”。1812年战争结束后，没有了国际冲突的干扰，国内外需求又不断增大，美国捕鲸业迎来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黄金时代”，产能与利润都空前增长。 随着美国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与英国的贸易摩擦逐渐增多，在太平洋地区尤其如此。美国学者指出，“由于英国禁止与西印度群岛和欧洲大部分地区进行贸易，美国商人和捕鲸船很快开始在环太平洋地区与英国的商业存在相抗衡。”英国商人不愿意看到美国人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特权所禁止的贸易中获益，因为这会削弱他们原来的优势地位。更何况，美国商船制造成本更低，质量更好，船身更轻便，船员数量少且受教育程度更高，因此在西方对华贸易中更具竞争力。 由于英国人宣称拥有搜索权，而美国船只到东亚港口以广州居多，所以广州是英国搜索“走私船”最方便的地方。1807年，美国“托巴兹号”（Topaz）帆船在澳门附近遭到英国“笛亚那号”（Diana）的强行搜查，导致美方船长被打死，船员被打伤，船只被抢走。这一事件几乎引发美国船只与英国舰队之间的战争。1809年，英国“斐顿号”（Phaeton）又在广州强制美国的海员服役，并企图搜查美国的商船。美国历史学家指出，由于“美国在中国港口日益增长的存在是以牺牲他们的英国同行利益为代价的，最终使两个大国相互对立。” 在南太平洋，美国商人早在1792年就开始与杰克逊港（悉尼）开展小规模的贸易。早期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向伦敦抱怨扬基商人的渗透，他们试图减少朗姆酒贸易和对美国供应商的普遍依赖。仅在1804年，美国的海豹捕猎者就曾与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发生了三次冲突。根据西奥多·罗斯福的说法，在1812年战争中“埃塞克斯号”进入东南太平洋之前，“美国商船和捕鲸船不得不保持良好的武装，以击退英国皇家海军的突袭”。 在太平洋之外的西印度群岛，英属种植园主和商人由于惧怕美国的竞争，向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遏制美国的崛起。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接受美国成为最优秀的海上商业强国，要么采取直接行动阻止它变成现实。在皇家海军和利益团体的支持下，英国政府制定了反对美国贸易和主权的政策，这成了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1812年开战的理由。 将1812年战争置于世界市场竞争的宏大历史背景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战争背后那些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支配力量。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而且，“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 由于当时英国最主要的目标是打败法国，所以一开始并不希望与美国开战，只想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压制美国。1812年战争爆发之前，英国皇家海军常常以“搜查逃兵”为借口拦停美国船只，有时会抢夺货物，有时会强征海员，乃至破坏船只。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大西洋，也发生在太平洋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然而，“对于弱者，即对18世纪90年代的新生共和国来说，勉强能够忍受的东西，对于19世纪头10年正在扩张的大陆帝国来说，却越来越无法忍受了。”对英国来说，参战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海洋利益，也是为了用战争来粉碎一个新兴的对手。在美国历史学家看来，“没有单一的原因能够解释1812年战争的爆发。相反，这场战争是大西洋两岸双方之间各种怨恨和情势共同导致的结果。” 总之，1812年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利益已经相当可观了，且在某些领域超过了英国。对美国而言，迫于建国初期的生存窘境，需要打入尽可能多的市场。对英国而言，凭借强大的海军和经济霸权，必须维护尽可能大的贸易优势。这种结构性矛盾如未得到有效缓解，极其容易激化，继而导致激烈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冲突也是1812年战争爆发的重要动因。
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仅仅与大西洋有关，而“第二次独立战争”既与大西洋又与太平洋相关。换言之，1812年战争使美国历史具有了“两洋”特征。这一转变迟早都要发生，因为这片土地是将欧洲古老的市场与远东的巨大财富联系在一起的桥梁。毕竟，美洲的“发现”本来就是西方人寻求通往东方的新航路的结果。
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政府确实有计划通过更有效的手段来开发亚洲市场的财富，并把向太平洋地区推进作为基本国策之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纳什·史密斯认为，杰斐逊是“美国向太平洋进军的智识之父”，正是他首先提出了通过陆路进入太平洋的想法。杰斐逊在购买路易斯安那后不久，即派刘易斯和克拉克到太平洋沿岸考察，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拓展太平洋贸易。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格林写道：“在美国成立之初，亚洲被称为东印度群岛，人们的兴趣点是广州，太平洋西北部是美洲大陆的锚。” 然而，对于美国人而言，英国向太平洋和西北地区投射军事力量是一种威胁，这种情况在1812年战争之前变得日益突出。长期以来，英国花费大量时间与北美印第安人合作以牵制美国人。英国人希望，原住民的成功有助于重新协商1783年的英美边界，在上加拿大的西南边境建立一个印第安人家园，这不仅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还能使上加拿大增强防御能力。战争爆发前，边境地区的美国定居者和印第安人时常发生暴力冲突，尤其在普雷里德欣（Prairie du Chien）这样的贸易城镇周围，那里被大量的索克人和苏人（Sauk and Sioux）所包围。印第安人肖尼族军事首领特库姆塞（Tecumseh）的崛起更加剧了美国人的恐惧和对英国人的仇恨。这主要是因为，特库姆塞“得到了英国人的支持，后者从1807年开始从加拿大为他送来食物和枪支，并许诺如果英美开战，他们将和印第安人组成同盟”。 当时，美国的统治精英普遍相信，维护和平最好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1793年12月3日，华盛顿总统在国会致辞时强调：“如果我们想避免侮辱，我们必须能够击退它；如果我们希望确保和平，因为和平是我们日益繁荣的最有力手段之一，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开战。”执政的联邦党人受其影响，早在18世纪90年代就实施了广泛的财政和军事准备计划。1808年4月6日，联邦党人国会议员本杰明·塔尔米奇（Benjamin Tallmadge）重申了这一信条，“战争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避免战争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 这一时期，美国人源于革命时期的仇英情绪（Anglophobia）持续存在。从建国初期开始，美国人就将他们的共和国视为一片“自由和美德”的土地，代表着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是对欧洲君主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而英国恰恰是统治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唯有陆地和海洋上的商业活动畅通无阻，才能顺利抵达海外市场。可是，“英国人似乎既要堵死通往西部沃土的路径，又要阻碍全球化的贸易。”从这个角度看，美英之间这一时期的冲突也含有两种历史潮流对抗的意味。由于联邦党人执行过于亲英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800年大选的失败，1801年上台的共和党人开始逐步扭转对英政策。 1812年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战争鹰派”（War Hawks）的共和党议员。这些“战争鹰派”秉持扩张主义思想，他们的领袖之一亨利·克莱（Henry Clay）利用职权将鹰派议员安插进国会中所有重要的委员会。这些人尽管有时也批评拿破仑的敕令，但主要矛头直指英国。随着美英战争危机的加剧，美国革命遗留下来的仇英情绪不断高涨。所以，美国国会里的“战争鹰派”抓住一切机会谴责英国的侮辱。麦迪逊总统后来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退缩而非抵抗，就等于承认，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的四分之三表面上，在所有独立国家都享有平等和共同权利的地方，美国人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殖民地和附庸。我们只能二选其一，于是选择了战争。” 美国在太平洋反抗英国的首次军事行动就是这种政策选择的结果。1812年战争期间，美国军舰“埃塞克斯号”（Essex）进入太平洋对英国商业利益造成极大破坏，并对马克萨斯群岛进行短暂的兼并，部分地反映出这一时期美国人对于太平洋贸易重要性的认知。“埃塞克斯号”的指挥官为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是早期美国海军史上最有才干和胆略的军官之一。波特年纪轻轻，但作战经验丰富，曾经参加过美法准战争（Quasi-war）和的黎波里战争。他执纪严明，是“一个不苟言笑的波士顿人，对英国海军怀有仇恨”。1812年战争开始时，波特才32岁，正值盛年。7月2日，波特刚刚接受任命，8月13日就捕获了一艘小型英国单桅战船“警戒号”（Alert）。“埃塞克斯号”成为战争中第一艘捕获敌船的美国战舰。 1812年10月28日，“埃塞克斯号”接到新任务后开启了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征程。它本来是要前往佛得角群岛，与另外两艘战舰会合，却一再错过集结地点。1813年1月底，船上的物资储备已消耗大半。由于英国74门炮战舰对美国东部海岸的封锁，波特无法向北返回波士顿。面对困境，波特决定绕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因为这样既可以打击英国商船，又可以伺机获得补给。有必要指出，波特此举并不是为了探索太平洋，毕竟政府赋予他的使命仅是骚扰敌军。波特担心军心不稳而发生哗变，因而对船员隐瞒了真实意图。2月14日，“埃塞克斯号”进入太平洋，驶向了智利和秘鲁沿岸。格林对此评价道：“‘埃塞克斯号’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艘进入太平洋的军舰，它向世界发出了信号，年轻的共和国不会被吓倒，即使恐吓来自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并且威胁之下的美国将会选择扩张，而不是退缩。”在随后的航程中，这艘美国战舰在太平洋上频繁穿梭。由于英国人完全没有防备，“埃塞克斯号”破坏了众多英国捕鲸船和商船。仅4月到9月，波特就捕获了12艘捕鲸船，俘获了360名英国船员，以及大约价值250万美元的鲸油。除了缴获食物、药品和武器等物资，他烧毁了大部分战利品。其间，他还成功说服了一艘英国捕鲸船上的海员，为其添置装备后命名为“小埃塞克斯号”，作为“埃塞克斯号”的辅助战舰。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波特彻底摧毁了岛上以及周边水域里的英国商业利益。1882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其名著《1812年海战史》中不无自豪地写道：“通过这一年在太平洋上的战役，波特船长在那些水域拯救了我们所有的船只，没有花政府一美元，完全靠敌人生活，并从英国人那里夺走了近4000吨货物和400人，彻底破坏了英国在南太平洋的捕鲸贸易。” 英国方面得到消息以后，迅速派出一支小舰队进行报复。舰队主要由詹姆斯·希利尔（James Hillyar）担任指挥官的36门炮护卫舰“菲比号”（Phoebe）和另一艘单桅战舰“小天使号”（Cherub）组成，任务是进入太平洋追捕“埃塞克斯号”。波特获知这一情报后，面对装备明显更强的敌舰，并没有选择避让，反而积极部署，准备迎战。 1813年10月23日，“埃塞克斯号”到达了马克萨斯群岛。在此期间，波特注意到该岛业已存在的捕鲸活动和檀香木贸易，特别是前往中国的檀香木贸易船只带来的丰厚利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他还介入努库希瓦岛（Nuku Hiva）上的种族纷争。波特宣布以美国政府名义兼并该岛，并将其改名为麦迪逊岛（Madison Island）。由于当时落后的通信手段，这一消息并没有及时传回美国 本土，加之没有后续武力支持，随着波特离开，兼并行动即告终结。加拿大约克大学唐纳德·B.弗里曼（Donald B. Freeman）教授指出，虽然这次兼并是短暂和失败的，却是“美国在太平洋成为殖民强国的第一次尝试”。由此可见，19世纪初的美国并非不想兼并太平洋岛屿，而是因为军事实力不足以提供支持。不过，此次行动为日后美国更大规模的兼并活动积累了经验。 1813年12月初，波特船长离开了马克萨斯群岛，向智利方向进发。1814年2月，“埃塞克斯号”到达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附近，遭遇了希利尔舰队。波特提出与“菲比号”进行一对一决斗，英国人根本不予理睬。由于智利港口的中立地位，双方对峙多日。3月28日，波特试图逃离到开阔海面，“但是在绕过岬角的时候，一场猛烈的暴风击中了这艘船，把它的主桅刮掉了”，致使战舰无法操纵。英国皇家海军趁机发动进攻，在长达两小时的残酷打击下，“埃塞克斯号”死58人，伤66人，失踪31人，而英方仅死5人，伤10人。波特眼见继续抵抗毫无意义，只好率余部投降。到1813年冬天时，大部分美国海军战舰已被英国皇家海军成功封锁，仅剩包括“埃塞克斯号”在内的三艘护卫舰仍停留在公海上，至此基本上宣告了美国海军在公海上战斗的终结。 波特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依然给海上第一强国造成重大损失，可谓虽败犹荣，被美国人视为战斗英雄。他回国后，受到了包括总统在内的大多数同胞的欢迎，也受到政界和军界精英的敬重。因其功勋卓著，麦迪逊总统任命波特出任海军现役委员会（Board of Navy Commissioners）委员。该委员会设立于1815年初，至少由三名高级海军军官组成，主要职责是为海军部长提供建议，系战后军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波特在任内曾建议麦迪逊政府，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商业利益，应该派出一支海军远征队前往日本，以开启两国间的接触。此时比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叩关日本的“黑船来航”事件（1853年）早了近四十年。半个多世纪以后，罗斯福写道：“她（指‘埃塞克斯号’）在太平洋上的冒险巡航是这场战争最显著的象征。”1812年战争中大部分海战发生于大西洋，而罗斯福却将进入太平洋的海战视为整个战争的象征，这不仅是对不畏强敌、英勇抗争的进取精神的赞颂，也突出了太平洋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 大卫·波特和“埃塞克斯号”巡航太平洋的过程表明，即使美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一些海军军官已经开始将太平洋地区视为自己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些军事精英清楚地意识到，破坏英国捕鲸业实质上有益于美国的捕鲸业，而且在波利尼西亚拥有一个军事基地非常重要。同时，这场军事冒险失败的结局证明，美国尚没有足够的实力在太平洋与大英帝国争夺地区霸权。既然较小的国土和有限的资源难以支撑美国人的野心，那更理性的选择就应该是集中力量推行大陆扩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军事力量相当有限之时，其军事精英已将视野投向遥远的亚太地区，为了争夺太平洋霸权的潜在可能而深谋远虑。这些谋划和实践无疑是19世纪末美国进行太平洋扩张的先声。三、美国早期亚太政策的缘起
正如泰勒·丹涅特曾经指出的那样，美国最初的亚太政策只是那些前往亚洲和太平洋的个人的政策。他还特别强调，“美国同东方各民族，同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的关系，从来不是分别发展，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美国并不是对一国有一种政策，对另一国又有另一种政策。在原则上，政策一直是相同的；政策的后果不同，乃是因为民族不同的缘故”。所以，文中讨论的美国亚太政策和对华政策基本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至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屿的政策，在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约翰逊（Donald D. Johnson）看来，“到19世纪中期为止，美国对太平洋岛屿的任何官方政策，仅仅是维护其公民的自由和商业机会的平等。1842年，美国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只在夏威夷（在那里，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拥有强大的地位，并受到国内有影响力的关系的支持）宣布了一种形式的国际警告。” 在国际史学界，一般将19世纪末“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看作美国对华政策的开端。持这种观 点的学者认为，在此之前，美国都是在效仿英国，没有真正独立的对华政策。这种观点的依据是，美英之间针对亚太（特别是中国）存在一种长期的合作和团结。对于这种传统解释，美国历史学家马卡比·克礼（Macabe Keliher）提出了不同观点。在他看来，在“门户开放”政策之前半个世纪的《望厦条约》中就能反映美国的对华政策。约翰逊也曾指出，“到19世纪中叶，由于活跃在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美国公民的数量和他们在那里的财产价值，美国被迫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公共政策制定，就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可以认为，美国在派遣顾圣使团来华签订《望厦条约》之前，还谈不上以正式文件形式存在的所谓“亚太政策”。 事实上，美国学者丹涅特早就谈到，人们往往以为，“门户开放政策是海约翰所发明，并且是在1899年才初次见诸实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和我们同亚洲的政策是同样的久远，政策的精神则是同《独立宣言》同样悠久的。这个政策并不止限于用在中国”。格林也认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研究美国的亚太战略，但实际上，罗斯福、塞耶·马汉和约翰·海等人的战略思想的种子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将美国亚太政策的起源向19世纪早期追溯。 如前所述，早在1812年战争前几十年，美国与太平洋的接触就开始了。这种接触最初始于与亚洲特别是中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尔后皮毛商、海豹商、捕鲸者，以及岛屿和沿海的商人相继跟进。在美国太平洋贸易增长的过程中，从事太平洋贸易的美国商人要求政府保护和促进其利益的呼声不断增多。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因为年轻的美国彼时尚没有能力提供这些支持。 1812年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一道巨大的分水岭，对于美国早期亚太政策的形成也是如此。战争之前，以综合实力对比来看，美国几乎没有战胜大英帝国的可能。如果失败，美国可能面临的灾难性前景包括：新英格兰脱离联邦，麦迪逊的共和党分崩离析，美国向各种意识形态开放，走向完全不同的未来。屈服还是反抗，分裂还是团结，退缩还是扩张，美国人不同的应对策略会通往完全不同的路径。即使面临如此巨大的风险，美国人依然主动选择了战争。开战以后，美国很快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1814年，事态简直让美国人绝望。不仅国家财政陷于困顿，而且由于欧洲战火暂时平息，英国人得以抽出主要力量集中对付美国。英国军队攻陷了华盛顿特区，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山。然而，在美国海军在尚普兰湖取得胜利和陆军在麦亨利要塞进行顽强抵抗后，英国人戏剧性地选择了结束战争。1814年12月24日，交战双方在荷兰城市根特（今属比利时）签署和约。根据《根特条约》，两个国家的边界大体恢复到战前状态，双方都没有领土损失。令人费解的是，当初导致开战的争议问题都没有涉及。这或许说明，双方都不想再纠缠下去，只想尽快结束战争。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认为，“这场发生于美洲的‘大战’是被发生于欧洲的种种大事件所终结的，而不是被发生于合众国的种种散乱无章、不具决定性的小打小闹平息的。” 历史表明，这场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引发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同时对其早期的亚太政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战争的过程引发美国内部的一系列变化。一是美国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无法开展对外贸易，美国被迫发展国内工业，以满足国内需求，所以1812年战争为美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这引发了公共债务的增长，加强了资产阶级对共和党的影响，并导致在共和党支持下汉密尔顿计划的部分重现。181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保护性关税。不久，新的工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二是针对战争中暴露出来的弱点，美国在国家治理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军事改革。具体措施包括组建一支正规军队和设立著名的西点军校。通过征收更高的关税和建立第二家美国银行，战争期间遇到的财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此外，联邦公路和水路的发展为前往西部和南部的定居者提供了更快、更安全的交通工具。这些变化为美国向太平洋扩张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次，美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幅提升，一种新型民族主义得以形成。对于战争结果，英美双方都做出了有利于自身的解读。麦迪逊和他的支持者们很快就宣布，和平的获得就是一场胜利。美国人很快就忘记了战争中那些奇耻大辱，而选择性地记住了那些激荡人心的时刻，如“老铁甲舰”“星条旗之歌”“新奥尔良大捷”等。这种胜利的普遍情绪清除了美国保守主义和亲英主义的最后残余，并将全国团结在共和党领导下，“新英格兰的分离主义者已经安静下来，联邦党也宣告解散，共和党的国家领导层接受了联邦党人关于一个更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和武装力量的意识形态”。美国历史学家宣称，“1812年战争之后，合众国变成了一个单数名词，而不再是复数。”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美国不仅要与欧洲国家平等，还要跻身于国际政治中的精英阶层。民族自豪感的提升增强了许多美国人的信念，即他们注定要统治这片“自海至光辉之海”之间的大陆。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为美国向太平洋扩张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再次，美国迈向太平洋的步伐更加坚定。1812年之前美国政治家的扩张计划中始终包括英属北美，仿佛吞并加拿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181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写信给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称：“北美似乎命中注定由一个民族居住，说一种语言，宣称一种宗教和政治原则的普遍体系，习惯于一种社会习惯和习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新生的民族主义，催生了持久的反美主义。在加拿大民兵英勇的反击下，美国陆军遭遇一连串败绩。美国历史学家委婉地承认，“这是美国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征服加拿大。”加拿大历史学家则不留情面，称：“如果美国有过称霸北美北部地区的愿望的话，那么1812年战争打破了这种幻想。”1815年后，美国彻底放弃了吞并加拿大的想法，此后领土扩张的主要方向是往太平洋沿岸推进。“战争的结束激励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继续向西推进。”19世纪20年代的国会辩论记录清楚地反映出，美国向太平洋的扩张日益成为明确的、有计划的和深思熟虑的行动。由此可见，1812年战争无疑帮助美国打开了进一步扩张的大门。 最后，确保英国不再支配美国，使美国赢得了真正的独立和有利的外部环境。美国在战争中展示出来的军事能力和顽强斗志赢得了英国的尊重，迫使英国接受了新的国际关系现实，即大西洋彼岸一个强大共和国的崛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北美政策。英国政府此后便尽量避免与美国的冲突。纵观19世纪，英美在加拿大边界纠纷、俄勒冈争端、得克萨斯问题、美墨战争、美国内战以及委内瑞拉边界纠纷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都得到了和平解决。“美英关系的缓和对西班牙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后者在1819年更为确信他们无法抵制美国的领土要求。”1819年，美国同西班牙签订了《横贯大陆条约》，第一次把边界线划到太平洋。西班牙不仅放弃了佛罗里达的殖民地，而且放弃了西北太平洋的相当一部分领土，从而使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陆强国。美国对英国霸权的坚决抵抗，不仅有力地维护了战前就出现的在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利益，而且为本国的崛起提供了持续增大的推动力量。美国国力的逐步壮大，反过来又为保护和扩大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利益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苏珊-玛丽·格兰特（Susan-Mary Grant）认为，“1812年的战争让美国人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又有大西洋将欧洲拦在3000英里之外，没有任何天敌。”从某种意义上说，“1812年战争也是变化的催化剂，既加速了这次战争之前就已经出现的趋势，也提供了推动这个国家朝新的方向发展的动力。” 1812年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开始有限地回应活跃在太平洋地区的某些侨民（主要是商人、传教士和种植园主）的请求，即保护他们免受太平洋岛民、其他外国人或彼此的伤害。这与美国海军的地位在战后大为提高有密切关系。在1812年之前，海军很少受到关注，更不用说受到普遍的尊敬了，而战后的美国人对自己海军的信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民族主义和海军自豪感的声浪中，美国国会于1816年通过了《美国海军逐步壮大法案》（An Act for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the Navy of the United States），并于次年批准了在太平洋上的第一艘军舰的永久部署计划。从1817年起，美国海军就派出舰船到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定期巡航，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1821年，美国海军正式成立太平洋中队，初期实际上只有一艘巡防舰和一些帆船沿着北美西海岸巡逻。太平洋中队的指挥官定期给海军部提交报告，对华盛顿的政策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派遣海军巡逻队去“展示实力”和警告当地人或其他西方人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反应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或多或少成了一个正规化的过程，特别是在太平洋中队成立之后。另一种形式的政府行动是任命领事官员到太平洋地区，以帮助确定债务、损害赔偿或财产权的法律责任。可见，在美国政府提出明确的亚太政策之前，如何保护和扩大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商业利益是其早期亚太政策的核心。 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巩固了太平洋的商业利益而满足，其野心反而越来越大。香港大学徐国琦教授指出，“正是由于美国朝野对向太平洋扩张的兴趣，美国的边界向太平洋日趋接近。1819年美国同西班牙签订的‘横贯大陆条约’便暴露了美国政府建立两洋帝国的野心。”182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通知俄罗斯驻华盛顿公使，强烈反对俄罗斯在北美提出任何新的领土主张。六个月之后，门罗总统在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将亚当斯的抗议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著名的“门罗宣言”。19世纪30年代，从德·托克维尔起的全球政治观察家都注意到了美国的崛起。到19世纪后期，“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在太平洋进行大规模扩张的合理性来源。
结语
1812年战争前，美英两国在太平洋上的贸易冲突是当时世界市场变动所形成的竞争态势中一个正在激化的部分。传统研究的忽视并不意味着太平洋因素与战争爆发之间缺乏实质联系。因此，所谓的“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因其具有的“太平洋特征”而与独立战争明显区别开来，可以被视为美国走向太平洋的第一个里程碑式事件。 虽然1812年战争中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扩张行动最终失败了，却是其在太平洋地区有明确历史记载的第一次武力兼并事件。这一事实表明，年轻的美国一开始并没有清晰明确的扩张计划，太平洋扩张可以和大陆扩张并行不悖。不过，失败的结局让美国看到，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全部的扩张野心。与此相应，美国战后不仅放弃了向北吞并加拿大的妄想，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再没有向太平洋扩张的举动。当然，这不过是扩张方向的调整，即将重点转向大陆扩张上面。一直到19世纪末，美国羽翼丰满后才开始在太平洋放手进行大规模扩张。此时，海军在1812年战争中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更加雄辩的理论，例如著名的“海权论”。美国海军在这场战争中获得的成功经验对后来的罗斯福和马汉等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是19世纪末美国扩张战略的重要依据。因此，1812年战争中美舰进军太平洋可以被视为19世纪晚期美国太平洋扩张的序曲。 1812年战争打开了美国通往“太平洋帝国”之门。这场同时在大陆和海上进行的战争不仅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崛起，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军队职业化，锻造了一大批英雄人物，提升了国家自信，明确了国家发展方向，鼓励了扩张主义，还有力提升了美利坚民族认同，更为美国争得了长期有利的外部环境。战争之后，美国所展示出来的军事实力赢得了英国的尊重，导致其北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美国历史学家诺尔曼·格雷布纳（Norman Graebner）指出，美国有一个统一的向西扩张的计划，它穿过北美大陆进入太平洋，目的是获得作为进入亚洲落脚点的港口。亨利·纳什·史密斯等认为，19世纪美国的西进扩张是在进入亚洲市场的驱动下进行的。美国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其海上边疆继续向太平洋深处推进，一直进入西太平洋。“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美国历史就是告别大西洋，穿过西部荒野，走向太平洋的历史。”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朝鲜的僵局和越战的失败，标志着美国向西扩张的真正终结。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塑造了太平洋世界的基本政治生态。 从整体上看，1812年战争正是这一场太平洋大变局的开端。这段时期，美国将目光更坚定地转向西方，控制了北美，并在接下来的近一个世纪里避免了与欧洲人的战争。而且，“在1823年12月詹姆士·门罗总统公布其著名的原则之前，美国已经作为一个太平洋强国而崛起。”所以，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个新的太平洋国家的崛起，对太平洋地区现代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文作者邓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文载《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公众号：世界历史编辑部
《世界历史》投稿网址：
http://sjlsbjb.ajcass.org/